确立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为老”叙事逻辑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全局性、长期性基本国情。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25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达到3.23亿人，人口老龄化水平升至23.0%，较上年分别增加0.13亿人、1个百分点。从长期演进趋势来看，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预测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在2033年超过4亿人，较同期发达国家老年人口规模总和多出1606万人；2054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达到峰值5.13亿人，届时将占世界老年人口规模的23.0%，而彼时我国人口规模约占世界人口规模的12.4%。“人口众多且结构老化”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人口背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更高要求。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处于老龄化快速演进的阶段，人口因素势大力沉，致使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社会架构之间的张力向着更宽范畴、更高维度持续深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发展格局与人口转变的协调适配，孕育着“为老”的新叙事逻辑。亟须拓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视野、新思路，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开辟新道路，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养老”与“为老”的核心差异，源于语义层面的区别，其可追溯至甲骨文的语义预设。“养”的甲骨文由“攵”（手持鞭杖）与“羊”组成。这种“驱羊进食”的语义隐喻表明，“养”自诞生之初便和物质供给、生存维持紧密绑定，接受供养的老年群体被固化为被动客体。相比之下，“为”的甲骨文是“爪”与“象”的组合，表示以手驭象进行劳作，抽象体现出人类改造自然的主体性能力，强调主体利用工具实现目标的过程性，具有实践创造的积极内涵，这为“为老”叙事注入了能动导向。

“养”和“为”在《新华字典》（第12版）释义中体现出更为鲜明的认知对立。一方面，“养”的释义围绕“主体施动—客体受动”的逻辑展开。“养育”“赡养”等基础含义强调物质资源的单向流动，将受养者置于生存依赖的被动位置，塑造出接受供养并退出社会的老年群体画像。另一方面，“为”作为介词，通过目的导向重构主体间关系。老年服务不应将目标对象（老年人）预设为欠缺行为能力、接受恩惠的客体，而应将其视为具有主体意志的能动者；不再仅从生存理性的视角为老年人提供基础服务，而是将老年人作为服务的价值指向，实现服务内容突破单一的生存资料供给，拓展至休闲娱乐、社会参与、文化传承等多元维度，以此实现从“生存保障”向“发展赋能”的理念转变。

两种语义模型对应着截然不同的老龄社会治理范式。“养老”代表的治理范式源于农耕文明形成的垂直供养体系，即便在现代社会的养老保障体系中，养老金、养老机构等设置仍未突破“资源消耗—被动接受”的固有模式。而“为老”激活的水平互动网络，通过主体赋权将老年人重新定位为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将人口老龄化从“成本负担”维度拓展至包含“长寿红利”在内的多维战略机遇，深度契合积极老龄观和健康老龄化理念。具体而言，“为老”话语体系依托积极老龄观，打破“衰老=衰退”的线性思维，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老年人从被供养者向能动主体延伸，并通过凸显代际资源交互，让老年群体不再被简化为福利消耗单元，转而在银发经济、隔代照料、前沿创新、文化传承等领域孕育新的增长极，探索人口老龄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兼容性，构建起开发长寿红利、实现个人价值的有效机制，深度融入质量型人口红利开发体系。

人均预期寿命快速提高，进一步凸显了确立“为老”叙事逻辑的现实必要性。1949年至2025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35岁跃升至79.25岁，由此重构了人口年龄分布曲线。一方面，老年人口规模快速扩大与养老周期拉长并存，人口长寿化为医养结合、抗衰老、养生保健等老年健康产业提供了潜在市场。另一方面，人口长寿化使得养老保障制度的受益者不断累积，迫切需要强化养老金第二、第三支柱的补充作用，并通过创新养老金融产品实现存量资产跨期转化，构建更具弹性的风险共担体系。

一是以积极老龄观为引领推进认知重构，深入弘扬尊老敬老传统文化，将其有机嵌入义务教育与文明城市创建等实践，营造全龄友好的社会氛围，夯实“为老”治理的价值根基。

二是围绕“一老一中一小”统筹构建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人口服务体系，完善老年人就业权益保障、终身学习等普惠性政策，采取推行延迟退休配套政策措施、建立全面覆盖的长期护理保险等差异化制度安排，同时注重回应中青年群体人口流动与就业保障诉求，优化生育服务、育幼支持等政策，促进代际均衡发展。

三是以银发经济发展驱动治理革新，通过技术创新、要素整合、需求分层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构建“政府统筹—市场供给—社会补充—家庭参与”的多元治理框架，同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个人养老金递延纳税政策与商业保险产品供给，以早期健康干预延长老年人健康寿命，变人口年龄结构压力为可持续发展动力，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