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509437","toptitle":"","toptitle_color":"","title":"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什么怎么建","title_color":"","subtitle":"","subtitle_color":"","crtime":"2026-03-11 09:18:15","condition":"来源：
健康报","thumb": ""}
□程万军 胡军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以及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等，成为许多代表委员的关注热词。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多元多变，人民群众对于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以及和谐氛围的需求日趋丰富。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不仅与个体福祉和全民健康相关，也是激发社会内生动力、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更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心理基础的一项重要战略安排。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到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再到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持续强调“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这一系列部署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新。推动该体系从“试点探索”迈向“成熟定型”，亟须在理论与实践中实现突破，系统回应“建什么、怎么建”的核心问题。
构建重心前移、“事心双解”的系统性框架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与传统心理健康服务或精神卫生服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精神卫生服务更多聚焦临床症状，主要遵循“疾病—治疗”的医学模式；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则以前端人群（相对健康的人群）为重心，将服务场景拓展至社区、学校、企业等，秉持“预防—发展—促进”的公共健康理念。
以精准识别为基石，构建全人群服务谱系。体系构建的前提在于对服务对象进行科学分类。依据心理状态连续谱，服务对象可分为六类：大众人群（核心需求在于提升心理韧性、促进发展）；一般性情绪波动人群（因生活事件触发显著情绪反应，处于健康与风险的“关键过渡带”）；心理行为问题人群（困扰已持续但未达诊断标准）；心理障碍人群；精神障碍人群（出现不同程度的临床症状，需要接受专业治疗）；康复期人群（急性症状已得到控制，进入疾病恢复与认知重建阶段）。该分类将服务对象从传统的“疾病患者”拓展至全体社会成员，工作逻辑从“消除症状”转向“促进健康”，体现了从“重点干预”向“全人群覆盖”的系统拓展。
以早期干预为关口，实现服务重心主动前移。早期干预一般性情绪波动人群是心理疾病预防与社会风险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对该群体进行及时疏导和有效支持，能够以最低成本阻断问题升级，避免个体困扰演变为社会矛盾。因此，体系建设应将资源与机制向这一前端倾斜，坚持“防治结合、预防为先”原则，推动工作重心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转变，真正实现服务向群众身边延伸。
以“事心双解”为核心方法，将服务深度融入社会治理。在服务实践中，特别是在处理因利益纠纷、生活事件引发的情绪问题时，“事心双解”是一种高效且根本的方法。它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深刻揭示了基层矛盾表面是利益之争，深层却关联着当事人的情绪郁结与尊严体验。“解事”依托法律、政策与行政手段公正化解矛盾；“解心”运用心理疏导、认知调整、关系修复等技术消解情绪郁结。二者互为前提、相互支撑：只解事不解心，怨恨可能潜伏积聚；只解心不解事，疏导如隔靴搔痒。“事心双解”赋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双重价值——在个体健康维度，防止情绪向疾病转化；在社会治理维度，与“网格化”等工作机制结合，推动工作从被动干预向主动预防转变，实现“事了、人和”，将风险化解于萌芽状态。
以协同共治为保障，筑牢多元参与的支持网络。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专业支持”的原则，构建权责清晰的协同网络。党委负责顶层设计，政府主导资源保障，社会组织、社区等承担服务供给，家庭发挥情感支持基础作用，个人履行自身心理健康“第一责任人”义务。同时，整合卫生健康、政法、教育、民政等多方资源，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立体化服务网络。可积极运用我国在公共卫生实践中积累的“五大策略”——群防群控、联防联控、医防融合、专群配合、平急结合，为社会心理服务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与制度支撑。
迈向制度化、智能化、场景化的新阶段
当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已从“试点布局”进入“全面深化”的关键期。尽管各地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体系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运行”仍面临一系列深层次挑战：在体制机制上，“数据孤岛”和权责模糊削弱了跨部门的协同合力；在人才队伍上，总量不足、分布不均与基层能力短板并存；在资源配置上，城乡、区域差距明显，“数字鸿沟”可能加剧服务可及性的不平衡；在社会认知上，“病耻感”等观念误区制约群众主动求助；在长效保障上，经费投入、标准规范与效果评估体系尚不完善。应对这些挑战，必须推动体系向制度化、智能化、场景化三维一体进阶。
夯实制度化根基。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国家层面政策制度与标准体系建设，将行之有效的试点经验固化为稳定的政策法规和行业标准体系建设。关键突破点在于构建分层分类的人才培养体系：既重视培养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等专业人才，更要加强基层复合型人才培训，特别是对网格员、社区工作者、调解员等“一线力量”，提供标准化的心理风险识别与初步干预技能培训，让他们成为群众身边“第一道防线”的守门人。
注入智能化动能。严守伦理底线和数据安全，积极谨慎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实现心理健康风险的动态筛查预警、服务资源的精准匹配和远程干预的高效开展。真正跨越时空限制，缩小服务差距，使日常支持和专业服务更具可及性、普惠性和预见性。
深植场景化土壤。推动服务深度融入社区治理、学校教育、职业环境与公共文化空间，推动家庭关系维护、学校环境调整、职场压力管理、社区支持网络构建等同步改善。推动服务融入百业千行，既要系统化培育身边同伴支持力量，也要在矛盾调解中心、信访接待场所等普遍设立服务窗口。让心理健康服务如同阳光空气一般，成为触手可及、自然享有的公共产品，最终营造出有利于全民族心理健康、包容友善的社会生态环境。
展望未来，成熟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有望成为韧性社会的“心理免疫系统”。这一关乎个体尊严、社会和谐以及国家未来的重要事业，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疾病治疗与矛盾化解视角，从国家治理和文明发展的宏观视野出发，以更具前瞻性、系统性和人文关怀的“心”治理，进一步前移预防关口，织密协同网络，筑牢全民心理健康根基。
（作者单位：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