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宁艳阳
健康是民生之本，更是发展之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新征程上，加速健康影响评估立法进程，是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关键之举。何谓健康影响评估，立法推进意义为何，落地落实着力点在哪？近日，各地实践者和业内学者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多层级呼应
共同丰富立法实践
2016年8月，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旗帜鲜明提出“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2019年12月，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通过，规定“建立健康影响评估制度”。202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发布，强调“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这些顶层设计与法律规定，为健康影响评估制度构建以及立法推进提供了根本遵循和上位法依据。
综合业内观点，健康影响评估是指地方政府工作部门按照“谁起草、谁评估，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在公共政策或者重大工程项目等实施之前，综合运用多种证据和方法，判断其对人群健康可能产生的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卫生法学会副秘书长刘炫麟提出，健康影响评估是落实“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精神、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核心制度，对于防范公共政策和重大工程项目健康风险、提升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水平具有关键意义。
在国家统筹安排与政策引导下，近年来，各地积极试点健康影响评估工作，并在地方性立法方面展开诸多探索。刘炫麟介绍，一方面，各地通过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制定地方性法规。《杭州市全民健康促进条例》可谓典型，该条例以独立专章确立了健康影响评估的法定地位，明确了评估范围、内容、流程、节点、实施主体、技术支撑、约束机制等关键要素。另一方面，各地以地方政府令的方式陆续出台地方政府规章。《宜昌市健康影响评估暂行规定》《攀枝花市健康影响评估办法》《日照市健康影响评估管理办法》《晋中市健康影响评估办法》《三明市健康影响评估暂行规定》等相继问世，持续丰富了地方性立法实践，并为国家层面立法积累了宝贵经验。
除制定专项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外，各地也通过“跨领域”立法、标准“类立法”等方式，推进健康影响评估制度构建。湖南省便是其中的积极践行者之一。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省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会长曹跃斌介绍，该省以“跨领域”立法的形式，将健康理念融入生态环境、教育、城乡建设等立法中，快速回应公众健康需求，推动“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精神落地。例如，2025年1月通过的《湖南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规定》要求，规范露天焚烧秸秆行为、防治大气污染，推行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支持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发展，实现生态与健康双赢。2025年5月通过的《湖南省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条例》要求，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五育并举”范畴，压实从家庭陪伴、学校教育到医疗转介的全链条责任。2025年7月通过的《湖南省无障碍环境建设若干规定》要求，将无障碍环境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国土空间规划，将信息无障碍建设融入数字社会建设，保障老年人、残障群体平等享有健康服务。
曹跃斌补充道，“制定并实施地方标准，将健康理念通过技术约束内化于政策制定和实践各环节，同样是地方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推进健康入万策的有力抓手。”以2025年9月发布的《湘菜减盐减油指南第1部分：团餐》地方标准为例，该标准列明了20道示范菜品的油盐定量，为今后相关工作开展提供了基本参考，将深度改善居民健康。
“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行业标准、社会组织倡议等多层级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健康影响评估立法实践，奏响了建设健康中国的大合唱。”曹跃斌说。
多方面建议
协同推动制度构建
在地方性立法试点的推动下，健康影响评估正逐步成为公共政策和重大工程项目的决策依据之一，这为落实“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精神提供了重要的法治支撑。然而，健康影响评估制度构建以及立法推进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法律层级较低、实践经验有限、真实案例较少等诸多挑战。
刘炫麟指出，当前健康影响评估工作开展面临三大难题。一是制度供给不足，国家层面立法较为滞后，跨部门协同机制尚不健全；二是技术支撑薄弱，评估方法、评估指标、数据共享措施尚不完善，基层能力缺口明显；三是结果应用刚性不足，评估结果与决策行为衔接不够紧密。他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力改进：加快国家立法与地方配套步伐，尽快构建权威、统一的评估体系；强化多部门联动与数字赋能，规范评估行为，提升评估效能；健全考核与监督机制，让评估结果真正成为决策的刚性前置环节，以源头治理筑牢全民健康防线。
“从实践来看，评估结果如何影响决策，是健康影响评估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东南大学江苏省地方立法研究基地研究员李轩聚焦评估结果应用环节，提出相关建议。首先，应在立法中明确评估结果的法律地位。对涉及城市规划、产业布局、交通建设等可能影响居民健康的公共政策和重大工程项目，主管部门应在决策审议环节附具健康影响评估报告，并将其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其次，应建立评估结果反馈机制。对评估报告提出的健康风险和改进建议，主管部门应说明采纳情况或者不予采纳理由。再次，应将评估结果与主管部门绩效考核相衔接，使健康因素在决策执行阶段持续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一线卫生健康工作者对健康影响评估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在上海市闵行区卫生健康委主任杭文权看来，建立健全健康影响评估制度是一项长期工程，谋划上要立足长远，建设上要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专业能力相匹配。他提示，在健康影响评估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有三个方向值得关注，即从“各自为战”转向协同治理，推动健康目标成为所有决策制定的必选项；从倡导转向约束，以程序正义倒逼决策者算好“健康大账”；从事后补救转向事前预防，从源头守护公众健康。
北京卫生法学会会员、来自北京市基层一线的卫生监督员李毅林建议，在现阶段，健康影响评估宜嵌入既有决策流程，而非“另起炉灶”；宜以主管部门自查为主，而不新增审批环节。其间，卫生健康部门主要发挥专业支撑和质量把关的作用，包括在制度构建阶段，协助编制评估范围目录和评估表格模板，组建专家库，提供技术支持；在公共政策和重大工程项目立项阶段，提前介入，通过联席会议等协调机制为主管部门提供健康影响专业研判；在评估完成监督阶段，以本级政府授权的形式对评估质量进行抽查，对不符合技术规范的提出整改意见。“待经验成熟后，可参照公平竞争审查升级为行政法规的路径，逐步将健康影响评估确立为法定程序和义务。”
“健康影响几何？”当这一问题成为所有决策者都能主动回答的必答题时，健康入万策方能真正落地，健康成果全民共享也将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