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要为党和人民作一点贡献”
□特约记者 李湛祺
在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机械厂小区一栋普通楼房里，居住着一位年逾九旬的抗战老兵——杜恩裕。他曾作为机要译电员，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如今，硝烟早已散尽，但关于那段峥嵘岁月的记忆却留在他心里，永远不会散去……
8月22日，记者电话连线老人，表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想听老人讲讲抗战故事。杜恩裕没有丝毫犹豫，他用颤巍巍的声音说：“我叫杜恩裕，今年97岁。前几天，任丘市委和有关部门领导给我送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
老人的声音沙哑、滞涩，却又透着一股不肯弯折的硬气，仿佛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正推着他穿过近百年的风霜，重新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
杜恩裕生于1928年。1945年，他参加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部机要训练队，成为一名机要译电员，并于当年7月入党。
“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农民家庭，我的父亲是党员，也是村干部，我的三哥在抗战时期是冀中军区司令部警卫员，我的二哥也是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所以，我较早就接受了党的教育，有进步的思想觉悟。”杜恩裕说。
据了解，杜恩裕跟随部队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战斗中屡建奇功。他冒着生命危险，和30多名战友伪装成司令部，诱使敌人进入包围圈，从而全歼敌军；还曾在司令部陷入包围的情况下，掩埋战友遗体，深夜保护首长突围而出。“我们用‘汉阳造’打败了‘美国造’，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我就是九死也不悔！”杜恩裕激动地说。
杜恩裕历经海、陆、空三军，荣立2次三等功。1950年，他被调到华东海军机要处工作。1952年和1953年，先后被调往空军20师、空军福州基地机要股工作。1955年，被授予大尉军衔。1958年，他被调到空军第四修建分部。
1963年，杜恩裕、范学桂夫妻二人转业到任丘县工作。此后，杜恩裕历任任丘县统计局局长、任丘县王家务公社党委书记、任丘县水利局副局长、任丘市卫生局副局长、任丘市爱卫办主任等职务。范学桂历任任丘县计划局副局长、任丘县物资局副局长、任丘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于2023年11月因病去世。
在杜恩裕家里，他最珍爱的就是荣获的各种奖章和一张张不同年代的泛黄的老照片。每隔一段时间，他总会拿出来摸一摸、看一看。
“我1945年入党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无论是军旅生涯还是在地方工作，我都尽心尽责，全心全意。在我的有限余生中，还要继续跟党走，努力为党和人民作一点贡献。”杜恩裕说。
“要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刻在心里”
□特约记者 郭睿琦
“你们现在细致地照顾我，就像当年战友们把我护在身后一样，都是在守护啊。”在辽宁省金秋医院，原辽宁省卫生厅厅长、96岁的黄易明望着身边的医务人员，缓缓道出这句话。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他的脸上，也映照着一段从新四军烽火岁月延伸至卫生战线的峥嵘岁月——这是抗战前辈的记忆，更是对“守护”二字的生动诠释。
1929年，黄易明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今东台市）一个革命家庭，多位亲属是早期中共党员，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1942年，13岁的黄易明迎来了人生转折：时任兴东泰特区委书记的伯父黄逸峰，派人将他接到新四军联抗部队的驻地苏中军区紫石县（今海安市）。
“这片游击区四周散布着四五个日军据点，距最近的据点仅20里路，我们就在敌人的包围圈里过日子。”黄易明回忆，他进入党办学校学习，可游击区的学习从不安稳，“今天还在这个庙里上课，明天可能就得背着书包跟着老师转移”。
1943年，14岁的黄易明有了一段特殊的抗战宣传经历。当时部队没有电台，学校里来了位叫张五爹的盲人，张五爹带着一台收音机，老师让黄易明和另一个同学跟着张五爹。每天晚上，张五爹在屋子调试收音机，收听新闻。第二天一早，黄易明和同学把记录誊写好，用油印机印出二三十份，由通讯员送到各个据点。黄易明说：“那段日子苦，但我们那点宣传工作，也是在给抗战出力！”
1945年，16岁的黄易明参加中共紫石县委举办的中学积极分子训练班，同年又加入县委民运工作队，跟着队伍在解放区组织农会、工会、妇女会。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根据地时，他正在一个小镇上参与农会活动。“我高兴得整宿睡不着，见人就喊‘日本投降了’！”谈及当年，黄易明语气里仍藏着激动。
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天，黄易明作为党中央抽调的2万名干部之一，奔赴东北开辟解放区。先后在通化日报、辽宁日报等多家报社任职，沈阳解放后又进入东北日报。从1952年起，他在卫生健康系统工作了35年，1983年至1987年担任辽宁省卫生厅厅长。
“健康是老百姓的大事，你们手里的听诊器，不只是治病的工具，更是一份信任。”黄易明寄语卫生健康工作者，“我们当年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安稳过日子；现在你们搞卫生，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健康过日子：本质上都是在为人民服务。要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刻在心里，不管技术多先进，初心不能变。”
“今天的和平、幸福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特约记者 叶利民 通讯员 熊兴莲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原党支部书记、院长刘子成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今年已103岁的刘子成佩戴上这枚承载着80年厚重历史的纪念章时，双手颤抖着抚摸奖章，泪光在眼角闪烁。“不容易啊，不容易，真是不容易……”他哽咽着说。
刘子成既是亲历烽火岁月的抗战老兵，也是在医疗卫生事业奉献40余载的“白衣战士”。
刘子成生于1923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家园沦陷、亲人离散之痛在他心中埋下抗日的种子。1944年，21岁的刘子成毅然投身鲁南军区第三团。“不能当亡国奴！必须保家卫国！”如今虽已是期颐之年，刘子成回忆起当年的这一抉择，眼神依然坚毅。
参军后，刘子成参与了临沂攻坚战等30余次大小战斗。在临沂战场上，他与战友同日军鏖战七天七夜，英勇抗敌。
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刘子成和战友、群众彻夜欢庆。“那种激动，无法用语言描述！”刘子成说。虽历经岁月记忆模糊，但当时的喜悦与激动仍深深烙印在他的心中。
之后，刘子成又参加了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并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期间，他担任过警卫员、通讯员，后进入卫生队承担战场救护治疗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子成转战云南剿匪戍边。1955年，刘子成转业至文山州文山县（今文山市）卫生科工作，先后任文山县卫生科科长、文山县卫生局局长。文山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与越南接壤，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刘子成迎难而上，带领大家逐步推动文山县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1979年，刘子成担任文山州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当时，该院仅有300张床位和249名职工。为提升医院软硬件水平，在任5年间，刘子成带领全院职工艰苦奋斗，自筹资金兴建放射用房、化验用房、传染病房、院办公楼等基础设施，购置X线机、手术显微镜等医疗设备，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看着医院现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感慨地说：“如今，医院有了更好的医疗人才、更先进的诊疗技术，人民群众看病不用愁了。”
1985年离休后，刘子成依旧坚持每天看报，时刻关注国家的发展、医院的进步。新冠疫情期间，他捐赠3万元支援抗疫，以实际行动彰显老共产党员的家国情怀。
在刘子成家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淮海战役纪念章、解放西南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等整齐陈列。每一枚纪念章都是烽火岁月的见证，更是国家与民族对英雄的礼赞。
如今又添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刘子成说：“这枚勋章不属于我一个人，它属于所有牺牲的同志。今天的和平、幸福和强大是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
“祖国的建设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要坚定跟党走”
□通讯员 刘志涛 闫鹏飞 特约记者 王宇 郝金刚
山东省疾控中心离休干部王茂泽是一名有着79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不满16岁就投身革命，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峥嵘岁月。
王茂泽生于1929年11月。1945年2月入伍，任胶东军区警卫旅13团卫生队卫生员。1947年9月在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73团任班长。1947年至1949年，他先后参加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大小战役10余次，多次荣立二等功、三等功。1950年10月，他随中国人民志愿军27军79师235团奔赴朝鲜战场，参加抗美援朝作战。1953年至1979年，他先后在南京军区、北京军区任职。
1979年5月，王茂泽转业至山东省卫生防疫站，历任山东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副书记、站长，1990年7月离休。他在任期间，正值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加强卫生防疫机构建设时期，山东省卫生防疫站建设进入新阶段。担任站长期间，王茂泽负责全站的人事、财务、业务、后勤等管理工作，党政领导职责明确，形成团结奋进的发展局面。王茂泽说，当时《健康报》以“党政共唱一台戏”为题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
96岁高龄的王茂泽仍以乐观豁达、奉献社会的态度为后辈作表率。离开工作岗位30多年，他始终关心国家大事，做到离休不离党、不褪色。作为山东省卫生健康委红色宣讲员，王茂泽每年都要给山东省卫生健康系统的青年们宣讲，近5年来已经超过20次。他患有眼疾，大家为他身体着想，劝他别参加活动了。王茂泽动情地说：“在战场上轻伤不下火线，这点小病阻止不了我。我能讲一次就讲一次，能多讲一次就多讲一次，要让孩子们记住历史、珍惜美好生活、建设伟大祖国。”
“比起牺牲的战友，我是幸运的，更是有责任的！祖国的建设发展离不开党的领导，要坚定跟党走！”王茂泽说。
“与侵华日军细菌战遗毒的斗争仍在继续”
□通讯员 腊莎 徐琰儒 本报记者 郑纯胜
“杨奶奶，我们又来啦！最近身体怎么样？我们来帮您换下药……”8月26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万少华团队”的医师姜金华和护士郑婷，冒着高温来到该区新新街道凯旋新村，上门为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幸存者杨银花换药（见右下图）。
杨银花今年92岁了。8岁时，她的左脚沾染侵华日军投放的细菌，随后出现瘙痒刺痛症状，感染部位不断溃烂流脓，疼痛难忍。在柯城区，像杨银花这样因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而罹患“烂脚病”的老人，目前还有5位在世。
抗日战争期间，衢州是我国遭受细菌战灾害最重的地区之一，至今仍有“烂脚病”患者承受着后遗症的折磨。柯城区柯医集团党委副书记万少华介绍，2009年3月，柯城区人民医院组建了一支由他（时任柯城区人民医院外科主任）、郑新华、毛晓伟等12位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救治团队，上门为“烂脚病”老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他们常年穿行在柯城区偏僻的山村，筛查与日军细菌战相关的受害者，共确定39位“烂脚病”患者作为救治对象。此后，他们利用周末时间上门为患者治疗，16年来从未间断。
“这么多年过去了，与侵华日军细菌战遗毒的斗争仍在继续。”万少华告诉记者，16年间，他目睹了30多位“烂脚病”老人相继离世，有些人直至生命尽头伤口仍未愈合。目前尚在世的5位老人，虽然伤势有所好转、创面明显缩小，但溃烂和恶臭无法根除，病情仍会复发。
“这是自家种的西瓜，你们快吃点。”如今杨银花虽已有些认知障碍，但见到姜金华和郑婷却显得十分熟悉和亲切。清创一结束，她就热情地招呼他们吃西瓜。长达16年的救治，让万少华团队成员与这些老人亲如一家。
1993年出生的祝黎昕已成为团队骨干。她至今仍清晰记得2014年8月1日第一次上门为老人服务的情景：老人的腿部部分发黑，小腿上巴掌大的伤口皮肤全无，新肉与溃烂组织模糊相连，布满猩红斑点和脓液凝结的斑块。祝黎昕小心翼翼地为老奶奶清洗伤口、换药、包扎。
“我们排班是一个月一次，但只要接到患者电话，我们一个月去患者家里四五次也是常事。”郑婷介绍，目前团队有核心队员10余人，还有多位志愿者和爱心人士。每次上门义诊，大家都积极报名。“希望尽己所能为战争受害者减轻痛苦，这是我们团队每个人的共同心愿。”郑婷说。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郑婷说，前几天她特意带女儿去看了电影《南京照相馆》，在为孩子讲述历史的同时，也自豪地告诉女儿自己作为团队的一员，正尽己所能抚慰这段80多年仍未愈合的历史伤痕。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此次随姜金华、郑婷上门为杨银花老人服务的，还有19岁的在读医学生杨赫敏。他在笔记中写道：“前辈们的坚守让我懂得了‘医者’二字的分量。我会谨记医学生誓言，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