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倩
临床医生为什么要做科研？如何做科研？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业内多位专家，在对话中“碰撞”出了一些“科研经”。
瞄准临床问题进行主动科研
日前，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医学院神经外科主任Aquilla S. Turk教授，应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苏州医院院长李敬伟的邀约，围绕临床科研进行了一场对话交流。在对话交流中，Turk教授展示了一项斜面抽吸技术，并说起了当年技术改进的经历。
按照传统术式，医生在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进行机械取栓时，需要将一根导管经外周（股或桡）动脉置入，到达血栓处将导管中的支架撑开，一边借助打开的支架将血栓拽出，一边利用导管往外抽吸。但这种方式会在拖拽支架时引起血管外壁损伤。10多年前，Turk教授在为一名患者进行取栓时冒出了一个想法：如果直接利用导管抽吸，是否可以在避免这个问题的同时将血栓完全取出？
基于灵感，Turk教授在朋友助力下设计出了更适用于抽吸的导管，并展开前瞻性、随机、双盲的对照试验。结果让他欣喜不已：采用斜面抽吸技术治疗后的患者于90天时可以实现不亚于支架取栓的疗效，且可缩短手术操作时间，节省费用。
在被问到为什么会从事科研工作时，Turk教授脱口而出“兴趣”这个词。在他看来，从事临床科研要在临床中发现问题，并在实践中去破解。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接受采访时则表示，我国医生做科研往往要经历两个阶段。年轻医生早期做的研究大部分是被指标杠杆推动的，如为了升职称要努力发论文、报专利、做科普，这些研究很难真正解决临床问题。随着逐渐成长，年轻医生有了自己的团队和积累后，大多是瞄准临床问题主动进行研究，能做到将科研与临床工作相融。
“如何能让医生把临床科研当成一种习惯而不是任务，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李敬伟说，没有论文，医生无法评副高职称；没有基金项目，在很多医院很难评上正高职称。反之，如果没有较高的职级，就不容易拿到基金项目，也更难进行高质量的研究并发表高层次论文。这种“死循环”需要破除。
建好临床科研“朋友圈”
在畅谈“科研经”时，Turk教授多次提及他的“朋友圈”，其中有10多个像他一样喜欢钻研的神经科医生。他总会兴奋地把自己的灵感分享给这些挚友，然后展开激烈讨论。斜面抽吸技术就是在他们的支持下最终应用于临床的。“医生要多交朋友，建立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际网络。”Turk教授说。
对此，李敬伟深有同感。正是因为常年与工程师朋友保持友好互动，他的许多想法才成为现实。
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工作时，李敬伟经常会遇到从基层转来的病情复杂的慢性颅内血管闭塞患者。“这类疾病患者的血栓更坚韧、闭塞时间更长，血管更为迂曲。面对这种情况，传统导管往往难以到达治疗部位。”李敬伟说，“如果有一种在体外辅助转向的微导管，这个问题将会迎刃而解。”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交往多年的工程师朋友。经过几番探讨，朋友帮他设计出了满足临床应用要求的产品。目前这款产品正在临床转化中。
对于一家医院而言，寻找攻克难题的伙伴同样重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介绍，该院重视科研创新，也善于加强对外联络和合作，构建自己的科研网络。该院依托北京天坛医院建设的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与全国2000多家医院建立合作关系。成员单位无论是否有科研任务，每年都要参加北京天坛医院举办的相关科研培训，通过频繁交流，保证临床科研随时能顺利开展。
构建“朋友圈”不能局限于国内同行，还要与国际接轨。北京天坛医院对于学科带头人的要求之一就是与国际上领域内专家交流密切，并且尽可能保证在重大项目设计过程中都邀请国际顶级专家参与，以此来保证在研究设计的大方向上不出错。
是起点也是终点
从临床中寻找问题，把答案交给临床，是医学科研工作者的共识。其中就涉及了临床科研成果转化的环节，但业内对此有着不同的声音。
“有的医学同行认为，转化是外行做的事情，是一件很‘low’（低级）的事情。”中国工程院院士、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吉训明表示，转化是临床研究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是对以往研究的验证，也是新研究的起点。
Turk教授介绍，他在进行斜面抽吸技术临床转化时，直接选择与一家企业合作，以合伙人的身份一起推进器械生产研发。对此，李敬伟表示，目前临床科研转化有3种路径：一是将专利卖给企业；二是与企业合作；三是医生自己开公司。医生往往希望能全程参与成果转化，也就是选择后两种途径。然而，我国对于在职人员开公司、拿股份的政策比较模糊，如果部分转化设计由医院提供，还会牵涉到医生与医院之间的利益切割，实现市场化可谓困难不少。
此外，李敬伟也谈到了与企业合作带来的另一个困境：企业希望在短时间内看到成果，这往往不利于科研团队沉下心来刻苦钻研。他坦言，该院的一个科研项目由于周期太长，目前就面临企业撤资的可能。
不过，有问题就有方向。近年来，我国神经介入领域科研创新飞速发展，一些创新器械崭露头角甚至引领世界。李敬伟对我国临床科研之路信心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