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朱元珏,1932年2月生,我国著名呼吸病学专家,曾先后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主任和内科主任。
朱元珏长期致力于呼吸系统疾病中急性和慢性肺损伤、肺间质病的发生机制等研究,率先在国内主持开展多中心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抗纤维化治疗研究,开展的“肺动脉高压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防治的实验研究”获原卫生部医药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慢性肺间质病的发病机理和临床诊断研究”获原卫生部医药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986年获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科技工作者称号。
1995~2000年,朱元珏任中华医学会呼吸学病分会第四届主任委员;2006年,中国医师协会授予其中国呼吸医师终身成就奖;2008年,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授予其终身荣誉奖;1992~2001年任《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总编辑,作为第一副主编编写的《现代内科学》获得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主编的学术专著《呼吸病学》是我国呼吸学界的经典著作。
□ 史真真
笔者:在您学习、从医初期,哪些经历对您来说尤为重要?
朱元珏:我是1948年、16岁时进入燕京大学学习的。我这个人从小比较大大咧咧,喜欢看电影、看小说,能养成沉下心来念书,把不懂的地方设法弄明白且形成自己认识的习惯,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当时在燕京大学的学习经历。
燕京大学和协和是一脉相承的。1956年毕业后,我顺利留在协和医院,进入大内科。对年轻大夫来讲,住院医师阶段的成长非常重要,要培养有担当、能吃苦,遇事有主见的能力。即便面对上级,也应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还要吸取别人不同的意见,兼听兼明。我总觉得,能做好“住院总”的人,大概也能做个好大夫。
住院医师阶段结束后,我选择进入呼吸组。我的老师朱贵卿大夫是特别和气的一个人,他不像有的老师那么严格,总是虚怀若谷,对我们特别好。他看上去好像嘻嘻哈哈的,但对业务却非常认真,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在朱大夫的影响下,我们科也形成了一种宽松、能容人的氛围。这可能也跟我们这个专业有关系——呼吸科,你总得能通气啊!
在协和,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们一贯遵循的原则。病人的地位胜过大夫,治疗疾病的迫切需求大于一切。做大夫,就要接受永远有你治不了的病,永远有你没听过的新技术和新药这个事实。不懂是常事,永远不能自满。
笔者:您对病理工作非常重视,还曾有过一段做病理医生的经历,是这样吗?
朱元珏:在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时,选修病理是必须的。当时,很多人可能只学需要的这点知识,但我是真正从做病理医生开始,在病理科跟着看片子的。有了这段学习经历,我发现自己对疾病的认识也加深了。
临床病理讨论是协和的传统,对于很多基础性知识,病理讨论能起到连接书本和临床、理论与实践的作用。比如嗜酸细胞,自我们学医起,它就频繁出现在课本上,但在临床上,它在不同片子里可能会呈现不同的形态,有时即使看见也不认得、会错过。因此,临床病理讨论能让我们在实践中慢慢总结出某种疾病现象的规律。
这也提示我们:做大夫一定要到病人身边去,只看片子是不行的,要形成自己的鉴别和诊断。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那样,功夫都是在“打斗”中摸索出来的。
笔者:您开创了我国间质病研究的先河,请问您在刚进入协和呼吸组时,我国呼吸病诊疗状况是怎样的?在间质病研究方面,您开展了哪些重要工作?
朱元珏:当时协和的呼吸组内一共有二三十人。呼吸病有很多类型,协和的气道病组涉及慢性气管炎、肺气肿、哮喘等疾病的诊治,是医院最早成立的。这类疾病发病率较高,药物的研发、中西医结合工作、学会及专科活动也开展得较为频繁。此外,呼吸系统肿瘤、结核病领域在当时也比较受关注。
我个人对间质病很感兴趣。这类疾病的诊断在当时比较困难,常常需要结合X线片、CT、支气管镜下的肺泡灌洗甚至肺部活检等综合做判断。同时,间质病的治疗方法也比较复杂,可用的药也不多。
不过,一项研究的难度越大就越是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国内围绕间质病的诊疗很快形成了新的专业领域。
间质病诊疗过程中最大的难题是治疗效果不明显,患者服用药物后,咳嗽和哮喘的症状并不见明显缓解,加之当时有些药物和检查费用较高,因此很长时间以来,间质病专业的进展比较缓慢。
研发治疗间质病的药物,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难点。多年来,我们也一直在依靠学会等平台的力量着手开展相关课题、项目,联合病理科、风湿科等多学科的同事们一起配合,从肺活检开始一点点深入研究,希望能搞清楚间质病的发病机理和临床诊断方法。但直到现在,也没有一种药物能声称“包治间质病”。
要解决间质病的问题,首先要明确诊断,即某个疾病是不是间质病、是间质病中的哪一类——这是很重要的研究方向。
笔者:您做医生做得很快乐,请问您有什么心得可以讲给医学后辈们吗?
朱元珏:回忆起来,有的病人就像我的朋友一样。
和病人之间的交流,其实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只要大夫不摆架子,病人都会很愿意和我们唠叨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我觉得,大夫不只看“人的病”,有时候,病人生活里的“疙瘩”正是他得病的原因。常常是,我们帮助他们过了生活这关,病情也就有所好转了。
作为大夫,看到一个生命攸关的病人被挽救回来,心里是极高兴的;对我来说,遇上疑难病例,通过反复研究、思考、探索,最后终于把病因弄清楚了,这时候真是比做什么都开心。
医学的发展需要年轻人,我们要保持好的传统,要培养能治病、肯研究的医生,鼓励年轻人向上、向善。
比如,对一个危重病人我们已无能为力了,就可以采取保守治疗或者缓和医疗,减少他们的痛苦。一切为病人好,这是做医生最基本的素养。
(作者单位/供图:北京协和医院)
20世纪80年代,朱元珏(左二)与黄席珍(右一)、徐乐天(右二)、罗慰慈(右三)、严鸿珍(左三)、孙成孚(左一)等教授进行多学科会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