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510191","toptitle":"","toptitle_color":"","title":"回望来时路 心向远方行","title_color":"","subtitle":"","subtitle_color":"","crtime":"2026-04-14 07:58:49","condition":"来源：健康报","thumb": ""}
不久前，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汤其群以“初心与使命”为题，为该校2025级医学专业本科生带来一堂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的“强国之路”思政大课。课程围绕医学本质、历史发展、技术革新与医者使命层层展开，引导学生在科学与人文的双重维度下，深刻理解医学内涵与自身肩负的时代使命。
本期嘉宾
医学的至高境界是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医学的本质是什么？
明朝的裴一中在《言医·序》中说：“学不贯古今，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这句话道出了医学对从业者极高的精神与学识要求。在我国传统观念中，“医乃仁术”，“医者易也，医者意也，医者艺也”。古人以“易”“意”“艺”三字概括医学特质：它是一门变化之学，需灵活思辨；一种洞察之道，需领悟病机；也是一项精微之艺，需匠心施为。正如古语所云：“下医医病，中医医人，上医医国。”医生不能仅看到病而看不见人。医学是持续思考的学科，也是不断精进的技术。医学伴随着人类进步而不停发展，改善全人类的身体健康是医者的崇高理想。
《黄帝内经》强调，医者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明代医家陈实功亦指出，须“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此处的“儒理”，即是哲学思想。哲学与医学本就相互贯通：哲学为医学提供思维的高度与深度，医学则为哲学贡献真实的生命案例与实践场域。医学的至高境界是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是技艺与哲思的共鸣。
事实上，医学还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涵盖了双方的许多特性。医学人文学科是探讨医学的源流、医学价值和医学规范，以及与医学有关的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的学科群，包括医学史学、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卫生法学、卫生经济学、医学社会学等。
从发展的视角重新认识医学，医学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验医学，也就是传统医学，比如中医；第二阶段是实验医学，以西医为代表；第三阶段则是个性化医疗，比如精准医学。
中医的起源和发展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其融合了先秦时期的哲学、天文、地理等多方面知识，对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确立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中医临床的重要经典，逐步发展了中医理论和实践体系。此后，历代医家不断对经典进行阐释、发挥与创新，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流派与学说，共同构筑了中医传承与发展的根基。
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典籍中汲取灵感，成功发现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的新纪元，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医药对世界医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代表。然而，传统医学以经验为基础，其传承模式与理论演进也因此在发展中面临瓶颈。
公元4至16世纪，医学发展在西方陷入停滞，直至文艺复兴时期，才迎来真正转折，其标志是现代解剖学的建立。17世纪，英国生理学家威廉·哈维医生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的规律，证明心脏是血液循环的原动力，奠定了近代生理学发展的基础。西医由此逐步构建起以解剖（形态）与生理（功能）为基础的现代医学体系。20世纪，现代解剖学、生理学体系由我国医学家引进国内并实现“中国化”。我国解剖学家、医学教育家张鋆教授编著了《人体解剖学》等重要教材，为我国现代解剖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生理学家林可胜教授在消化生理与循环生理方面取得了国际瞩目的研究成果，是国际生理学界的杰出华人代表。药理学家陈克恢从麻黄中提取出麻黄碱，阐明了其拟交感神经作用机制，开创了中药现代化研究的先河。
显微镜技术的改进为观察细胞微细结构提供了关键支撑。19世纪，德国科学家创立了“细胞学说”，明确所有动植物均由细胞组成，细胞是生命功能的基本单元。生物化学作为从生理学中衍生出的重要学科，逐步揭示了人体的重要代谢机制；随着分子生物学迅速兴起，其核心理论“中心法则”阐明了遗传信息沿DNA→RNA→蛋白质的传递路径。
从发展历程来看，生物化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的“叙述生化时期”，侧重于分析生物体的化学组成；20世纪初至中叶的“动态生化学时期”，重点研究糖、脂肪和蛋白质等的代谢过程；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分子生物学时期”，致力于从分子层面阐释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特别是遗传信息的传递、表达与调控机制。我国科学家王应睐院士组织完成了新中国首个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研究工作，这项成果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成功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国家；邹承鲁院士在酶学与蛋白质折叠等领域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就。
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看：医学形态学由人体解剖学开始，逐步发展出病理学、外科学，外科学进一步发展，微创、机器人技术兴起并逐步走向成熟；医学功能学科由生理学开始，发展出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内科学，直到现在的精准医学；免疫与防疫学科由病原生物学开始，发展出免疫学。形态科学和功能科学是医学发展最重要的两条线，并且相互交融，学科的交叉不断推动着医学的发展和学科的衍生。
医学和很多学科一起走向前所未有的协同与共生
医学学科发展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即个性化医疗阶段，也就是精准医学阶段。随着学科交叉日益深入，信息的交融催生了技术革新浪潮，“辨证论治”再次成为发展的需求。
20世纪90年代，“循证医学”概念被提出，强调在临床诊疗中，应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与检查结果，依据当前最可靠的科学证据作出最佳决策。循证医学是现代临床实践的核心理念。其实践过程通常包含五个关键步骤：提出明确的临床问题、系统检索最佳证据、严格评价证据质量、整合证据于临床决策，以及评估实践效果。在这一过程中，医生是循证的主体，须具备持续学习与革新的精神；患者则是循证服务的中心，其充分配合与良好依从对治疗效果至关重要。医生需在患者对病情的叙述中，精准识别关键信息，寻找最佳科学证据，从而制定出合理、有效的诊疗方案。
在精准医学浪潮袭来时，医学界难免对于循证医学产生了一些动摇。2015年，精准医学的概念被提出。精准医学是评估了个体的基因、环境和生活方式差异后，所采取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方法。精准医学的核心是通过基因组、分子标志物等技术，将患者划分为更小、更精确的亚组，甚至实现“一人一策”。这极大地丰富了循证医学所需的“证据”内涵。在精准医学时代，循证医学并未过时，而是得到了深化和扩展。通过整合分子层面的精准信息，使临床决策既保持了科学的严谨性，又具备了极致的个体化针对性。我国科学家陈竺院士等在白血病分子分型与靶向治疗方面取得了开创性成果，将全反式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联合应用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使该病从高致死性疾病转变为可治愈性疾病，成为精准医学的经典范例。
在这个新技术不断问世的年代，除了精准实验医学，其他学科的发展也不断推动现代医学的发展进程。20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开始应用于医疗领域，进行疾病诊断和分析。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的应用逐渐增多，如医学影像分析、基因测序等。
21世纪初，深度学习等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推动了医疗领域的创新发展。深度学习技术应用于医学影像诊断，通过训练大量影像数据，可提高诊断准确率；可自动识别病变区域，降低误诊和漏诊率，为医生提供辅助诊断支持；可实现快速、无创的影像分析，提高诊断效率，缩短患者等待时间。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对电子病历进行结构化处理，提取关键信息，对病例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发现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可为临床医生提供辅助决策支持，提高诊疗质量和效率。电子病历是循证医学研究最重要的数据来源。我们还可以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药物分子进行筛选和优化，加速药物研发；对基因测序进行分析，预测疾病易感性和药物反应，实现精准医疗；降低药物研发成本和时间，提高新药上市速度。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可以提高手术精度和稳定性，降低手术风险；机器人技术应用于康复治疗和护理领域，可以减轻医护人员负担；机器人技术的推广还可以助力实现专家资源下沉，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由此可见，医学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从辅助到赋能的渐进式演进过程。无论是基因技术还是人工智能等，都给医学带来一场深刻的变革，使得医学和很多学科一起走向一种前所未有的协同与共生。
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医者
什么样的医者才是未来需要的？
缺乏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的医者，在医学生涯中往往会丧失智力挑战的能力和应答这种挑战的能力。医学教育和实践中要加入更多的社会人文课程，以实现医学人文与医学自然科学相互渗透。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发布的《爱丁堡宣言》指出，“应把医生培养为一个专心的倾听者，仔细的观察者，敏锐的交谈者和有效的临床医生，而不再仅仅满足于治疗某些疾病”。
医学的出发点和终极归属始终是“人”，这决定了医学的七大核心属性：客观性、实践性、理论性、复杂性、历史性、社会性与伦理性。这七大属性的内涵是什么？
客观性与实践性：医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生命，诊疗行为必须基于实证，而非主观臆断。同时，医学的一切知识与技能都源于并最终回归于临床实践，在实践中验证与发展，不断更新。
理论性与复杂性：医生固然需要精湛的技艺，但医学绝非简单的“医匠”之术。它要求从业者既谙熟深厚的科学理论，又能应对生命固有的高度复杂性——从微观的生理病理过程，到宏观的疾病连锁反应，其研究过程和结果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严肃性。只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方能更好地应用技艺。
历史性与社会性：医学是一门在传承中不断革新的科学，既古老又年轻。更重要的是，它首先是一门“人学”，具有深刻的社会属性。这意味着医生必须充分理解患者的经济背景、文化信仰与情感需求，在耐心地倾听与沟通中，提供真正“以人为中心”的关怀。
伦理性：这一项属性更是贯穿于医学科研与临床实践的每一个环节，体现为“不伤害、尊重、有利与公正”的伦理原则。
正如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院训“正谊明道”所指，医学的真谛在于追求真理与正义——作为医者，当以救治为本，而非谋利；作为师者，当以育人为责，而非计功。
希波克拉底说，“我愿尽余生之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和害人的行为……”“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
孙思邈说，“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若有病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
新时代的医者，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恪守医德医风医道，修医德、行仁术，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自觉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的卫生健康事业之中，始终以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为根本追求，孜孜不倦精进医术，熟练运用并不断创新技术，以人文关怀照亮技术的边界。不断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本期嘉宾
汤其群：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代谢分子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医学的至高境界是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医学的本质是什么？
明朝的裴一中在《言医·序》中说：“学不贯古今，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这句话道出了医学对从业者极高的精神与学识要求。在我国传统观念中，“医乃仁术”，“医者易也，医者意也，医者艺也”。古人以“易”“意”“艺”三字概括医学特质：它是一门变化之学，需灵活思辨；一种洞察之道，需领悟病机；也是一项精微之艺，需匠心施为。正如古语所云：“下医医病，中医医人，上医医国。”医生不能仅看到病而看不见人。医学是持续思考的学科，也是不断精进的技术。医学伴随着人类进步而不停发展，改善全人类的身体健康是医者的崇高理想。
《黄帝内经》强调，医者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明代医家陈实功亦指出，须“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此处的“儒理”，即是哲学思想。哲学与医学本就相互贯通：哲学为医学提供思维的高度与深度，医学则为哲学贡献真实的生命案例与实践场域。医学的至高境界是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是技艺与哲思的共鸣。
事实上，医学还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涵盖了双方的许多特性。医学人文学科是探讨医学的源流、医学价值和医学规范，以及与医学有关的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的学科群，包括医学史学、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卫生法学、卫生经济学、医学社会学等。
从发展的视角重新认识医学，医学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验医学，也就是传统医学，比如中医；第二阶段是实验医学，以西医为代表；第三阶段则是个性化医疗，比如精准医学。
中医的起源和发展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其融合了先秦时期的哲学、天文、地理等多方面知识，对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确立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中医临床的重要经典，逐步发展了中医理论和实践体系。此后，历代医家不断对经典进行阐释、发挥与创新，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流派与学说，共同构筑了中医传承与发展的根基。
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典籍中汲取灵感，成功发现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的新纪元，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医药对世界医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代表。然而，传统医学以经验为基础，其传承模式与理论演进也因此在发展中面临瓶颈。
公元4至16世纪，医学发展在西方陷入停滞，直至文艺复兴时期，才迎来真正转折，其标志是现代解剖学的建立。17世纪，英国生理学家威廉·哈维医生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的规律，证明心脏是血液循环的原动力，奠定了近代生理学发展的基础。西医由此逐步构建起以解剖（形态）与生理（功能）为基础的现代医学体系。20世纪，现代解剖学、生理学体系由我国医学家引进国内并实现“中国化”。我国解剖学家、医学教育家张鋆教授编著了《人体解剖学》等重要教材，为我国现代解剖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生理学家林可胜教授在消化生理与循环生理方面取得了国际瞩目的研究成果，是国际生理学界的杰出华人代表。药理学家陈克恢从麻黄中提取出麻黄碱，阐明了其拟交感神经作用机制，开创了中药现代化研究的先河。
显微镜技术的改进为观察细胞微细结构提供了关键支撑。19世纪，德国科学家创立了“细胞学说”，明确所有动植物均由细胞组成，细胞是生命功能的基本单元。生物化学作为从生理学中衍生出的重要学科，逐步揭示了人体的重要代谢机制；随着分子生物学迅速兴起，其核心理论“中心法则”阐明了遗传信息沿DNA→RNA→蛋白质的传递路径。
从发展历程来看，生物化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的“叙述生化时期”，侧重于分析生物体的化学组成；20世纪初至中叶的“动态生化学时期”，重点研究糖、脂肪和蛋白质等的代谢过程；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分子生物学时期”，致力于从分子层面阐释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特别是遗传信息的传递、表达与调控机制。我国科学家王应睐院士组织完成了新中国首个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研究工作，这项成果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成功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国家；邹承鲁院士在酶学与蛋白质折叠等领域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就。
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看：医学形态学由人体解剖学开始，逐步发展出病理学、外科学，外科学进一步发展，微创、机器人技术兴起并逐步走向成熟；医学功能学科由生理学开始，发展出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内科学，直到现在的精准医学；免疫与防疫学科由病原生物学开始，发展出免疫学。形态科学和功能科学是医学发展最重要的两条线，并且相互交融，学科的交叉不断推动着医学的发展和学科的衍生。
医学和很多学科一起走向前所未有的协同与共生
医学学科发展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即个性化医疗阶段，也就是精准医学阶段。随着学科交叉日益深入，信息的交融催生了技术革新浪潮，“辨证论治”再次成为发展的需求。
20世纪90年代，“循证医学”概念被提出，强调在临床诊疗中，应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与检查结果，依据当前最可靠的科学证据作出最佳决策。循证医学是现代临床实践的核心理念。其实践过程通常包含五个关键步骤：提出明确的临床问题、系统检索最佳证据、严格评价证据质量、整合证据于临床决策，以及评估实践效果。在这一过程中，医生是循证的主体，须具备持续学习与革新的精神；患者则是循证服务的中心，其充分配合与良好依从对治疗效果至关重要。医生需在患者对病情的叙述中，精准识别关键信息，寻找最佳科学证据，从而制定出合理、有效的诊疗方案。
在精准医学浪潮袭来时，医学界难免对于循证医学产生了一些动摇。2015年，精准医学的概念被提出。精准医学是评估了个体的基因、环境和生活方式差异后，所采取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方法。精准医学的核心是通过基因组、分子标志物等技术，将患者划分为更小、更精确的亚组，甚至实现“一人一策”。这极大地丰富了循证医学所需的“证据”内涵。在精准医学时代，循证医学并未过时，而是得到了深化和扩展。通过整合分子层面的精准信息，使临床决策既保持了科学的严谨性，又具备了极致的个体化针对性。我国科学家陈竺院士等在白血病分子分型与靶向治疗方面取得了开创性成果，将全反式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联合应用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治疗，使该病从高致死性疾病转变为可治愈性疾病，成为精准医学的经典范例。
在这个新技术不断问世的年代，除了精准实验医学，其他学科的发展也不断推动现代医学的发展进程。20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开始应用于医疗领域，进行疾病诊断和分析。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的应用逐渐增多，如医学影像分析、基因测序等。
21世纪初，深度学习等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推动了医疗领域的创新发展。深度学习技术应用于医学影像诊断，通过训练大量影像数据，可提高诊断准确率；可自动识别病变区域，降低误诊和漏诊率，为医生提供辅助诊断支持；可实现快速、无创的影像分析，提高诊断效率，缩短患者等待时间。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对电子病历进行结构化处理，提取关键信息，对病例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发现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可为临床医生提供辅助决策支持，提高诊疗质量和效率。电子病历是循证医学研究最重要的数据来源。我们还可以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药物分子进行筛选和优化，加速药物研发；对基因测序进行分析，预测疾病易感性和药物反应，实现精准医疗；降低药物研发成本和时间，提高新药上市速度。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可以提高手术精度和稳定性，降低手术风险；机器人技术应用于康复治疗和护理领域，可以减轻医护人员负担；机器人技术的推广还可以助力实现专家资源下沉，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由此可见，医学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从辅助到赋能的渐进式演进过程。无论是基因技术还是人工智能等，都给医学带来一场深刻的变革，使得医学和很多学科一起走向一种前所未有的协同与共生。
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医者
什么样的医者才是未来需要的？
缺乏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的医者，在医学生涯中往往会丧失智力挑战的能力和应答这种挑战的能力。医学教育和实践中要加入更多的社会人文课程，以实现医学人文与医学自然科学相互渗透。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发布的《爱丁堡宣言》指出，“应把医生培养为一个专心的倾听者，仔细的观察者，敏锐的交谈者和有效的临床医生，而不再仅仅满足于治疗某些疾病”。
医学的出发点和终极归属始终是“人”，这决定了医学的七大核心属性：客观性、实践性、理论性、复杂性、历史性、社会性与伦理性。这七大属性的内涵是什么？
客观性与实践性：医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生命，诊疗行为必须基于实证，而非主观臆断。同时，医学的一切知识与技能都源于并最终回归于临床实践，在实践中验证与发展，不断更新。
理论性与复杂性：医生固然需要精湛的技艺，但医学绝非简单的“医匠”之术。它要求从业者既谙熟深厚的科学理论，又能应对生命固有的高度复杂性——从微观的生理病理过程，到宏观的疾病连锁反应，其研究过程和结果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严肃性。只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方能更好地应用技艺。
历史性与社会性：医学是一门在传承中不断革新的科学，既古老又年轻。更重要的是，它首先是一门“人学”，具有深刻的社会属性。这意味着医生必须充分理解患者的经济背景、文化信仰与情感需求，在耐心地倾听与沟通中，提供真正“以人为中心”的关怀。
伦理性：这一项属性更是贯穿于医学科研与临床实践的每一个环节，体现为“不伤害、尊重、有利与公正”的伦理原则。
正如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院训“正谊明道”所指，医学的真谛在于追求真理与正义——作为医者，当以救治为本，而非谋利；作为师者，当以育人为责，而非计功。
希波克拉底说，“我愿尽余生之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和害人的行为……”“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凡我所见所闻，无论有无业务关系，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
孙思邈说，“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若有病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
新时代的医者，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恪守医德医风医道，修医德、行仁术，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自觉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的卫生健康事业之中，始终以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为根本追求，孜孜不倦精进医术，熟练运用并不断创新技术，以人文关怀照亮技术的边界。不断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