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510190","toptitle":"","toptitle_color":"","title":"张奉春：风湿病学领域“传薪人”","title_color":"","subtitle":"","subtitle_color":"","crtime":"2026-04-14 07:53:35","condition":"来源：健康报","thumb": ""}
□陈恔
在北京协和医院，总能看到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张奉春穿梭于诊室和病房的身影。如今虽已双鬓染霜，但他仍步履不停，查看病历时，眼角细纹里藏着细致和严谨。
前不久，张奉春收到一条信息。发信息的人来自河南，是一名红斑狼疮患者，曾饱受疾病折磨。之后在张奉春的悉心治疗下，这名患者病情控制得很好，并顺利结婚、生育。
“我的女儿考上大学了，感谢您让我有这么一个完整的生活、完整的家。”看到患者的感谢，张奉春依旧很谦逊：“看病是我的职责，没想到能让患者记这么久。其实应该是我感谢患者，他们让我更坚定了做医生的信念，也让我享受到了做医生的乐趣。”
从一个“火红的时代”走来
每年10月1日是举国欢庆的国庆节，也是张奉春的生日。但他从未特意庆祝，总说“能和国家一起过生日，已是最大的意义”。反而是每年9月10日教师节，成了他与学生们心照不宣的特殊节日。
“学生们记挂着教师节，也想着我的生日，就把两个节凑在一起过。”张奉春的话语中满是对学生的感激。在他看来，医生与教师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角色。“医学是一门需要传承的学科，我们不仅要治病救人，更要把知识和经验传递下去，培养更多优秀的接班人。”从带教实习医生、住院医生，到指导博士生、博士后，张奉春始终以“朋友”的姿态与学生相处，循循善诱、耐心点拨。
曾有一位学生因实验屡次受挫，产生了退学的念头。张奉春得知后，没有批评指责，而是主动找学生谈心：“没关系，咱们一起看看问题出在哪儿。”他了解到学生的研究涉及一项先进的示踪技术后，便亲自带着学生登门拜访这一领域的权威技术专家，虚心请教。在专家的帮助下，学生的实验难题很快得以解决，而这名学生如今已成为所在领域的翘楚。
其实这份对人、对事业的认真劲，早在张奉春年少时便已埋下种子。初中时，“做医生、回报社会”成了张奉春给自己定下的目标。1981年，张奉春以实习医生的身份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得知被分配到协和实习的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围着医院转了三圈，从西门外望着里面，既激动又忐忑。那时觉得协和太神圣了，甚至不敢轻易迈进去。”张奉春回忆。
1982年，张奉春正式入职北京协和医院时，医院实行“15小时值班制”。从早上7时到晚上10时，医生都要待在病房里。“那时心无旁骛，每天泡在病房，回到宿舍也想着患者，就连中午睡觉、晚上休息，都戴着听诊器给自己听心脏、听肺。”张奉春笑着说。他还记得那时学叩诊，大家把自己的手都敲破了，还贴上胶布继续练。
做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的那几年，是张奉春医学生涯中进步最快、对医学体会最深的阶段。“那是个火红的时代，我们一门心思扑在医学上。也正是这种专注，让我们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张奉春说，此后多年，即便自己成了科室主任、内科学系主任，他也常常向年轻医生强调临床基本功的重要性：“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患者，因此我们写病历要写‘病例特点’。只有打好基础，才能准确判断病情，为他们制定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20世纪80年代，刚步入风湿病领域不久的张奉春，便遇见了一位令他终生难忘的患者——一位身患红斑狼疮的大学生。当时，红斑狼疮还被认为是“不治之症”，患者生存的希望十分渺茫。但张奉春没有放弃，而是为这位年轻人悉心制定了个性化治疗方案，更是以温暖的言语鼓励他勇敢面对疾病。在张奉春的陪伴下，这位年轻人不仅顺利完成学业，还考取了研究生，一步步走过了青春年华，迈入职场，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四十载春秋如流水，红斑狼疮病程虽漫长，却未曾击垮这个坚强的生命。尽管退休后因肾功能衰竭接受了肾移植手术，但这名患者几十年来，一直以充满乐观和勇气的心态面对生活。
“看到患者始终积极、阳光地生活，我觉得作为医生，所有的努力与坚守都有了意义。”讲述这一切时，张奉春的眼睛中闪烁着欣慰的光。
临床科研不能是“空中楼阁”
在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有这样一个共识：“科研是龙头，教学是基础，医疗是根本。”这句话是科室老主任唐福林教授总结的，也成了张奉春从医多年来坚守的理念。
张奉春的科研之路，始于最朴素的病例总结。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张奉春发现强直性脊柱炎不仅会影响关节，还可能影响心脏、肺等器官，而且这些器官的损伤和常见的免疫病不甚相同。因此，他希望将其整理、归纳出来。“科研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要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随着年资的增长，张奉春逐渐意识到，科研不能盲目跟风，必须有自己的方向。“医学的未知数太多了，不可能每一项都去做，只有选定一个方向，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才能做出成绩。”张奉春说。
20世纪90年代，张奉春在美国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回国，将干燥综合征作为核心研究方向，并在此领域持续深耕。他在张乃峥教授的流行病学调查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干燥综合征的研究；在董怡教授建立的中国人诊断标准之上，开展中国人群基因研究。他还揭示了患者高球蛋白血症的免疫学机制，并发现中国患者更易出现肺、肝、肾损伤，且发病年龄早于西方人群。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获得了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华夏医学科技奖二等奖等多项成果奖，更推动了国际对干燥综合征的认知。“我们的研究让国际医学界意识到，干燥综合征在不同人群中的表现可能存在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张奉春说。
在研究干燥综合征的过程中，张奉春还意外发现，干燥综合征患者常合并肝脏损伤，其中一部分患者患有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我们经过研究发现，37%的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患者会存在干燥综合征的表现。”
基于此，张奉春又带领团队开展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研究。经过长达14年的观察，他们证明熊去氧胆酸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有效反应时间约为半年，而当时国际上多数报道认为需要1~2年。这一发现被国际期刊《肝脏病研讨》引用并称为“北京标准”，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更精准的依据，至今仍被国际学界认可。
此外，张奉春团队还通过家系调查，发现了一个容易患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特殊基因，并利用该基因诱导出目前反映该疾病最全面的动物模型，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顾自己的科研之路，张奉春感慨道：“科研没有捷径，从最初的盲目总结，到选定方向后的坚持不懈，再到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每一步都需要耐心和毅力。”
学科发展布局要“与众不同”
2002年起，张奉春先后担任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内科学系主任。站在管理者的岗位上，他既守得住“协和传统”，又闯得出“创新之路”。但刚接手科室主任时，他面临着一个让人十分头疼的问题。
“当时科室两三年才能发表一篇科研成果文章，很难跟上国际节奏，医生的个人成长也受限。”张奉春积极寻找解决办法，发现科室有的医生非常善于捕捉科研热点，就鼓励大家向其学习，还制定了“阶梯式目标”。起初，不少医生觉得“目标太高”，但张奉春既给压力也给支持：他牵头申请科研基金，为团队搭建合作平台，亲自帮年轻医生修改论文。没过几年，科室的科研成果仿佛雨后春笋：“现在我们不拼数量了，要拼质量，要在顶级期刊上发出更多‘中国声音’。”
在学科发展布局上，张奉春的眼光显得“与众不同”。2007年，很多科室向医院申请增加床位，扩大规模，张奉春却反其道而行之。他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小病房、大门诊”的发展思路。在当时看来，这种想法确实有些“另类”。他提出：“风湿免疫科的住院患者病情须是疑难、复杂、在门诊解决不了的。这样既节省患者的时间和费用，也能让医院收治更多需要住院的疑难患者。”
这个看似“吃亏”的建议最终得到了医院的认可，且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此后，医院门诊接诊量大幅增长，各科室跟风“扩张”的现象也大幅减少。“一个学科的发展，不能只想着要条件，还要考虑医院的整体利益和社会效益。”张奉春说。
2008年，医院号召科室到西单院区发展，不少科室团队犹豫不决，张奉春却毫不犹豫带头报名，带领风湿免疫科全科整体搬迁。“之前科室的实验室很小，只有100平方米，大家做实验要连班倒；诊室也不够，想多看一些患者都没办法。”张奉春回忆，搬到西单院区后，风湿免疫科的实验室面积扩大到500多平方米，还合并了检验科的免疫荧光室。科室的实验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科研能力也“水涨船高”。
在担任内科学系主任的11年里，张奉春一直坚持“老协和”对医生培训的传统，信奉“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内科有十余个专业，要让住院医生全面掌握各个专业的知识与技能，短时间内是很难的。”张奉春认为，医生多花一点时间打好基础，患者未来就能少走弯路、少浪费钱。
而对于主治医生，他则鼓励大家独立思考，为患者制定最适宜的治疗方案：“在协和，为患者作决策以主治医生的意见为主。除非出现偏离，我们才会提出修改建议。这样更能调动主治医生的积极性，让他们不断查阅文献、深入思考，也能让大家在查房时畅所欲言，通过讨论得出更好的治疗方案。”
在张奉春看来，学科的发展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靠一代代人共同努力、传递薪火的结果：“从张乃峥教授建立中国第一个风湿免疫科，到董怡教授、唐福林教授推动学科发展，再到我们这一代继续开拓，每一步都离不开前辈的指引和团队的付出。只有传承好传统，才能不断推动学科向前发展。”
在北京协和医院，总能看到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张奉春穿梭于诊室和病房的身影。如今虽已双鬓染霜，但他仍步履不停，查看病历时，眼角细纹里藏着细致和严谨。
前不久，张奉春收到一条信息。发信息的人来自河南，是一名红斑狼疮患者，曾饱受疾病折磨。之后在张奉春的悉心治疗下，这名患者病情控制得很好，并顺利结婚、生育。
“我的女儿考上大学了，感谢您让我有这么一个完整的生活、完整的家。”看到患者的感谢，张奉春依旧很谦逊：“看病是我的职责，没想到能让患者记这么久。其实应该是我感谢患者，他们让我更坚定了做医生的信念，也让我享受到了做医生的乐趣。”
从一个“火红的时代”走来
每年10月1日是举国欢庆的国庆节，也是张奉春的生日。但他从未特意庆祝，总说“能和国家一起过生日，已是最大的意义”。反而是每年9月10日教师节，成了他与学生们心照不宣的特殊节日。
“学生们记挂着教师节，也想着我的生日，就把两个节凑在一起过。”张奉春的话语中满是对学生的感激。在他看来，医生与教师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角色。“医学是一门需要传承的学科，我们不仅要治病救人，更要把知识和经验传递下去，培养更多优秀的接班人。”从带教实习医生、住院医生，到指导博士生、博士后，张奉春始终以“朋友”的姿态与学生相处，循循善诱、耐心点拨。
曾有一位学生因实验屡次受挫，产生了退学的念头。张奉春得知后，没有批评指责，而是主动找学生谈心：“没关系，咱们一起看看问题出在哪儿。”他了解到学生的研究涉及一项先进的示踪技术后，便亲自带着学生登门拜访这一领域的权威技术专家，虚心请教。在专家的帮助下，学生的实验难题很快得以解决，而这名学生如今已成为所在领域的翘楚。
其实这份对人、对事业的认真劲，早在张奉春年少时便已埋下种子。初中时，“做医生、回报社会”成了张奉春给自己定下的目标。1981年，张奉春以实习医生的身份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得知被分配到协和实习的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围着医院转了三圈，从西门外望着里面，既激动又忐忑。那时觉得协和太神圣了，甚至不敢轻易迈进去。”张奉春回忆。
1982年，张奉春正式入职北京协和医院时，医院实行“15小时值班制”。从早上7时到晚上10时，医生都要待在病房里。“那时心无旁骛，每天泡在病房，回到宿舍也想着患者，就连中午睡觉、晚上休息，都戴着听诊器给自己听心脏、听肺。”张奉春笑着说。他还记得那时学叩诊，大家把自己的手都敲破了，还贴上胶布继续练。
做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的那几年，是张奉春医学生涯中进步最快、对医学体会最深的阶段。“那是个火红的时代，我们一门心思扑在医学上。也正是这种专注，让我们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张奉春说，此后多年，即便自己成了科室主任、内科学系主任，他也常常向年轻医生强调临床基本功的重要性：“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患者，因此我们写病历要写‘病例特点’。只有打好基础，才能准确判断病情，为他们制定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20世纪80年代，刚步入风湿病领域不久的张奉春，便遇见了一位令他终生难忘的患者——一位身患红斑狼疮的大学生。当时，红斑狼疮还被认为是“不治之症”，患者生存的希望十分渺茫。但张奉春没有放弃，而是为这位年轻人悉心制定了个性化治疗方案，更是以温暖的言语鼓励他勇敢面对疾病。在张奉春的陪伴下，这位年轻人不仅顺利完成学业，还考取了研究生，一步步走过了青春年华，迈入职场，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四十载春秋如流水，红斑狼疮病程虽漫长，却未曾击垮这个坚强的生命。尽管退休后因肾功能衰竭接受了肾移植手术，但这名患者几十年来，一直以充满乐观和勇气的心态面对生活。
“看到患者始终积极、阳光地生活，我觉得作为医生，所有的努力与坚守都有了意义。”讲述这一切时，张奉春的眼睛中闪烁着欣慰的光。
临床科研不能是“空中楼阁”
在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有这样一个共识：“科研是龙头，教学是基础，医疗是根本。”这句话是科室老主任唐福林教授总结的，也成了张奉春从医多年来坚守的理念。
张奉春的科研之路，始于最朴素的病例总结。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张奉春发现强直性脊柱炎不仅会影响关节，还可能影响心脏、肺等器官，而且这些器官的损伤和常见的免疫病不甚相同。因此，他希望将其整理、归纳出来。“科研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要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随着年资的增长，张奉春逐渐意识到，科研不能盲目跟风，必须有自己的方向。“医学的未知数太多了，不可能每一项都去做，只有选定一个方向，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才能做出成绩。”张奉春说。
20世纪90年代，张奉春在美国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回国，将干燥综合征作为核心研究方向，并在此领域持续深耕。他在张乃峥教授的流行病学调查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干燥综合征的研究；在董怡教授建立的中国人诊断标准之上，开展中国人群基因研究。他还揭示了患者高球蛋白血症的免疫学机制，并发现中国患者更易出现肺、肝、肾损伤，且发病年龄早于西方人群。
这些研究成果不仅获得了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华夏医学科技奖二等奖等多项成果奖，更推动了国际对干燥综合征的认知。“我们的研究让国际医学界意识到，干燥综合征在不同人群中的表现可能存在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张奉春说。
在研究干燥综合征的过程中，张奉春还意外发现，干燥综合征患者常合并肝脏损伤，其中一部分患者患有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我们经过研究发现，37%的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患者会存在干燥综合征的表现。”
基于此，张奉春又带领团队开展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研究。经过长达14年的观察，他们证明熊去氧胆酸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有效反应时间约为半年，而当时国际上多数报道认为需要1~2年。这一发现被国际期刊《肝脏病研讨》引用并称为“北京标准”，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更精准的依据，至今仍被国际学界认可。
此外，张奉春团队还通过家系调查，发现了一个容易患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特殊基因，并利用该基因诱导出目前反映该疾病最全面的动物模型，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顾自己的科研之路，张奉春感慨道：“科研没有捷径，从最初的盲目总结，到选定方向后的坚持不懈，再到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每一步都需要耐心和毅力。”
学科发展布局要“与众不同”
2002年起，张奉春先后担任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内科学系主任。站在管理者的岗位上，他既守得住“协和传统”，又闯得出“创新之路”。但刚接手科室主任时，他面临着一个让人十分头疼的问题。
“当时科室两三年才能发表一篇科研成果文章，很难跟上国际节奏，医生的个人成长也受限。”张奉春积极寻找解决办法，发现科室有的医生非常善于捕捉科研热点，就鼓励大家向其学习，还制定了“阶梯式目标”。起初，不少医生觉得“目标太高”，但张奉春既给压力也给支持：他牵头申请科研基金，为团队搭建合作平台，亲自帮年轻医生修改论文。没过几年，科室的科研成果仿佛雨后春笋：“现在我们不拼数量了，要拼质量，要在顶级期刊上发出更多‘中国声音’。”
在学科发展布局上，张奉春的眼光显得“与众不同”。2007年，很多科室向医院申请增加床位，扩大规模，张奉春却反其道而行之。他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小病房、大门诊”的发展思路。在当时看来，这种想法确实有些“另类”。他提出：“风湿免疫科的住院患者病情须是疑难、复杂、在门诊解决不了的。这样既节省患者的时间和费用，也能让医院收治更多需要住院的疑难患者。”
这个看似“吃亏”的建议最终得到了医院的认可，且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此后，医院门诊接诊量大幅增长，各科室跟风“扩张”的现象也大幅减少。“一个学科的发展，不能只想着要条件，还要考虑医院的整体利益和社会效益。”张奉春说。
2008年，医院号召科室到西单院区发展，不少科室团队犹豫不决，张奉春却毫不犹豫带头报名，带领风湿免疫科全科整体搬迁。“之前科室的实验室很小，只有100平方米，大家做实验要连班倒；诊室也不够，想多看一些患者都没办法。”张奉春回忆，搬到西单院区后，风湿免疫科的实验室面积扩大到500多平方米，还合并了检验科的免疫荧光室。科室的实验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科研能力也“水涨船高”。
在担任内科学系主任的11年里，张奉春一直坚持“老协和”对医生培训的传统，信奉“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内科有十余个专业，要让住院医生全面掌握各个专业的知识与技能，短时间内是很难的。”张奉春认为，医生多花一点时间打好基础，患者未来就能少走弯路、少浪费钱。
而对于主治医生，他则鼓励大家独立思考，为患者制定最适宜的治疗方案：“在协和，为患者作决策以主治医生的意见为主。除非出现偏离，我们才会提出修改建议。这样更能调动主治医生的积极性，让他们不断查阅文献、深入思考，也能让大家在查房时畅所欲言，通过讨论得出更好的治疗方案。”
在张奉春看来，学科的发展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靠一代代人共同努力、传递薪火的结果：“从张乃峥教授建立中国第一个风湿免疫科，到董怡教授、唐福林教授推动学科发展，再到我们这一代继续开拓，每一步都离不开前辈的指引和团队的付出。只有传承好传统，才能不断推动学科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供图：北京协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