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由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主办的第八届北京大学清明论坛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举行。本届论坛以“死亡与爱”为主题，邀请作家、医生、公益践行者等不同领域专家共同研讨，旨在通过安宁疗护、器官捐献等共同构筑起“用爱超越死亡”的共识，传递“生命有限，挚爱无限；医疗有限，大爱无疆”的价值理念。本期，我们将其中几位讲者的精彩发言分享给读者。
懂得了死，更珍惜爱
□作家 毕淑敏
我曾在昆仑山上度过青春岁月。在昆仑山上，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爱和死亡”。
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西藏阿里军分区担任第一个女兵班的班长。记得我第一次直面死亡，是为一位刚刚20岁的战士收殓遗体，他的家人远在万里之外，我们是他最后的送行者。
收殓遗体的时候我在想，爱与死亡距离有多远呢？那个战士的爱在他心口处的衬衣口袋里，那是一个姑娘的照片，4寸大小，已经是当时能放到的最大尺寸了。那个年代没有彩色照片，姑娘脸上的红晕是照相馆的技师用水彩画上的。
从照片向下大概20厘米，是一个巨大的伤口。战士的肠管全部流出，在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中冻成了一块坚硬的冰，上面还扣了一只碗。送他来的战士说，战地救护人员曾经教他们这样可以保护伤口。
我作为班长要把衣服给他穿上，可是没有一件军装能够容纳下这么大一块冰。那天，我们把那间房子的温度烧到了零上30摄氏度，那是阿里高原平日不可能出现的温度。可即使是这样，几十分钟以后，那块包裹着肠管的血冰没有丝毫融化。后来有人提议用汽油喷灯烧化它，我们就拿来了汽油喷灯对准那块冰开始焚烧，只烧了一会儿，屋子里就弥漫着血肉燃烧的味道。我喊了停，我说：“我们不能让战友再受一次痛苦。”
最后，我们把军装的背面全部剪开，从正面扣好扣子。这样，他落棺之后，从正面看仍然是一个威武的战士。
清点战士遗物时，我们发现战士的上衣口袋里放了几块糖，按照规定，这几块糖须作为遗物登记。但我觉得应该把这几块糖留下，就跑回宿舍又拿了几块糖，放进了他的衣袋。我坚信，在西藏阿里的烈士陵园里，不但有血、有冰，还该有几块糖。
这就是爱与死亡的距离。当一个人把客体的生命融入集体之中，融入国家命运之中，这种爱就变成一种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心理能量。在积满了万古寒冰的昆仑山脉上，当我直面布满淋淋鲜血的死亡的时候，爱变得那么具体、那么澄澈、那么永恒。
再讲一个小故事。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募集了一笔捐款送到了中国红十字会，那些钱来自一艘正在太平洋上航行的客轮，来自和我同行的1000多名各国客人，是我们尽的一点绵薄之力。后来，北川中学的校长知道了这件事，找到了我，请我去给该校初中二年级的孩子讲课。他说，你的文章《提醒幸福》收录在统编教材里，这个年级是受灾最严重的年级，至今没有复课，你来给他们讲讲什么是幸福。
起初，我拒绝了——面对一群失去了父母、老师、同学的孩子，我不知如何讲幸福。校长说：“不是我求你，是我代表那些幸存的孩子求你。你来的那天，就是我们这个年级复课的第一天。”我只好出发了。
课堂上，孩子们没有课本，每人拿着一张油印的纸，上面印着我的《提醒幸福》。我问了一个问题：“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本想自问自答，却把尾音扬得太高，孩子们以为我在问他们，就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
我心里一震。那些孩子中，有人亲眼看着同学死在眼前，有人失去了双亲。我问他们为什么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个孩子说：“那么多人都死了，我们还活着，这就是幸福。”另一个孩子说：“以前我记不住中国各省（区、市）的简称，但现在站在街上就能看到所有省份派来的车，这就是幸福。”
死亡教会了他们什么是爱。
死亡是我们的终点，它恰恰是生命最公平的所在。生命的尽头一直就在那里，提醒着我们：如果你有愿望，如果你有力量实现它，那么就请即刻出发。别让你的心愿变成僵硬的化石，别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的空白。
如果我们爱一个人，就请斩钉截铁地表达。爱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要奋不顾身地去投入，要竭尽全力地爱这个世界、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人民、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自己。
希望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爱，镇定地直面死亡，无悔一生。因为懂得了死，我们就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爱。
让那个句号画得更圆满
□浙江新安国际医院副院长 殳儆
我是一个重症医学专业的医生，每年会“拉回来”很多人，也会“送走”很多人。这些年，我始终在思考：我们该为那些没有死去、却也好不起来的患者做些什么？
年少气盛时，我认为ICU医生的核心命题，就是评估什么样的生命有意义，然后想清楚打算用多少成本去推迟死亡的到来。
2000年，我职业生涯最初，遇到了一个叫安安的11岁女孩。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是坐着轮椅进来的，非常消瘦，但是个头已经很高，长得很好看，经常会口唇发紫。我想把她从轮椅上扶下来，她直接推开我的手，说：“不用扶，我会走路。”我问病史的时候，她皱着眉头：“你问这么多干什么？你又不会开刀。”
我从第一眼看见她就知道她已经错过了所有手术时机，治疗的意义并不大。她母亲本是个会计师，为了照顾她辞了职。她还有一个妹妹，她的父亲一个人养4口人，还得负担安安的治疗费用。
我问安安的妈妈：“你们这次来医院的目的是什么？坦白说，她不能接受手术了。”她妈妈说：“我们从她小时候就告诉她手术能够解决问题，手术后，她就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就能够好起来，就能够上学。”
但真相是，心肺联合移植是她唯一的希望，而浙江省第一位接受心肺联合移植的患者，只活了83天。谁来告诉一个11岁的孩子，她的生命可能只有那么短的时间？
那天，一位医生坐在安安面前问她：“安安，你怕不怕手术？”她说：“我不怕。那些小小孩都接受了手术，不做手术就不会好。”医生又问：“手术风险很高，你知道吗？”她说：“我知道。你们可以拿我做实验。”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泪流了下来。
然后医生问她：“如果手术没有成功，怎么做能让你觉得不遗憾？哪怕是一年生的蒲公英，也应该开成一朵花。所以，先去实现你的愿望。”安安想了一会儿，在纸条上写了三个愿望：第一，我想去看蓝色的海；第二，我想在大学课堂里听老师讲宋词；第三，我希望有一个像孙少平（小说《平凡的世界》的主人翁）一样高大的男生，陪我去看一棵1500年的银杏落叶。
这是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子最真挚的愿望，让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觉得鼻子发酸。她的父母和我们一起帮她实现了心愿。
在安安出院之前，我送她一本书——《飘》，因为我想让她记住：明天是新的一天。
看完落叶之后的那个冬天，安安去世了。如今，移植技术已经向前发展了20年，但安安的生命仍然不是技术能够挽救的。但她有机会道谢、道歉、道爱、道别，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让我一直记着。
回到ICU医生的职业命题：什么样的生命有意义？你打算用多少医疗成本去推迟死亡的到来？这个成本，不能用钱算，我们应该用精力、爱心、能力、生命力去推动生命走向圆满。推迟死亡是我们要做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让那个句号画得更加圆满。
无法报答一个人，便温暖整个世界
□杭州市道德模范 汪海涛
2015年夏天，我因急性肝衰竭被送进医院。医生告诉我的家人，我的生命可能只剩下3天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接受肝移植手术。我躺在病床上望着苍白的天花板，心里满是绝望和不甘，那些未完成的梦想，还有来不及告别的亲人和朋友，就像电影片段一样一幕幕地在我脑海里浮现。我从来没有这么清晰地感受到生命是如此脆弱，又是那么宝贵。
在我准备向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一位好心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作出了一个伟大而又无私的决定——把他的肝脏捐献给我。我清楚地记得，手术成功后，我看见窗外阳光灿烂，鸟儿在枝头鸣叫，病房的天花板不再是绝望的苍白，而是充满希望的明亮。我告诉自己，我活下来了，我要好好活着，为了我自己，也为了素未谋面的恩人。
根据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我不知道捐献者的真实信息，连亲口向他的家人说一声谢谢的机会都没有。但是我心里明白，我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份馈赠，于是在心里许下一个承诺：不能报答一个人，就去温暖整个世界。
2017年，我正式踏上了公益之路，加入了浙江省红十字会的“生命之舟”志愿服务队。我走进社区、走进高校、走进企业，用亲身经历向大家宣传器官捐献的意义。我想告诉更多人：器官捐献不是离别，而是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一个善意的决定可以拯救一个或者多个濒临破碎的家庭。2018年，我也郑重登记成为人体器官自愿捐献者，希望在我生命走到尽头的那天，把光明和希望留给濒临绝望的人。
2022年，我发起成立了公益慈善组织“茉莉公益”，取这个名字，是希望我们的公益活动像茉莉花一样，朴素、纯净、芬芳。我们帮助的对象，是一群被称为“小黄人”的孩子。他们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全身蜡黄，唯一的治疗方法是肝移植。很多孩子来自贵州、云南、甘肃、四川的大山深处，家庭经济困难。医院为他们免除了手术费用，但术后的康复之路依然布满荆棘。
我们为这些家庭提供经济补助、复查交通费、助学金，甚至创业金。我们还建立了“茉莉家”，提供18间房间，为来杭州就医的困难家庭提供2～3个月免费住宿，还配备了共享厨房、共享洗衣间、共享活动室。
我们发现很多家庭有优质的农产品，但因为地处偏远卖不出去，就帮他们把苹果、芒果、海鸭蛋、蜂蜜卖到杭州。2021年和2022年，我们帮助甘肃天水的“小黄人”家庭卖出了35吨苹果，收入将近20万元。那位甘肃妈妈拿到钱的时候说：“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我想拿出一部分，帮助我们群里其他的困难家庭。”
这不就是生命最好的接力、爱心最美的循环吗？
最让我觉得一切值得的，是那些曾经接受过我们帮助的家庭，在走出困境之后，主动找到我们，自愿登记成为人体器官捐献者。他们说：“我们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现在我们也想把这份温柔传给下一个人。”
只有经历过生死，才能更懂得活着的意义，既然无法报答一个人，便去温暖整个世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愿生命的接力生生不息，愿人间的温暖永不落幕。
（实习记者 刘阳河 本报记者 张昊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