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前，25岁的小杨被确诊为低位直肠癌，即将进行的放疗可能导致她无法成为一位母亲。一边是癌细胞的侵蚀，另一边是新生的希望，两难之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科主任郭红燕和多学科团队为患者选择了“第三条路”：帮子宫和卵巢“搬家”。但这也将是一条罕有人涉足的道路，缺乏统一临床路径、器官移位复位间隔远超预期……医疗团队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接踵而至。
健康报：患者找到您时表达了怎样的诉求？多学科团队是如何综合考量并最终确定治疗方案的？
郭红燕：当时，小杨慕名找到医院李蓉教授和宋雪玲教授领衔的生殖医学团队。多学科讨论中，未婚、直肠癌、保肛、放化疗……病例涉及的一连串难题瞬间交织。这位年轻女孩提出的愿望朴素而直接：她想保留子宫、想当妈妈。
但现实是，放疗范围将完全覆盖子宫和卵巢，这意味着有90%的可能，小杨会失去做母亲的权利。我们能做些什么？医院妇科、生殖医学中心、普通外科、肿瘤放疗科、麻醉科、产科等专家团队展开讨论：能否临时给子宫和卵巢集体“搬个家”呢？
翻看文献，国外因直肠癌进行的患者子宫移位有零星报道，我国虽已将卵巢移位作为常规术式，但针对子宫移位的临床实践与报道仍一片空白；查看自己的“武器库”，我们曾成功进行过子宫移植的动物实验，对各器官的解剖结构和血管游离形态有较充分的把握。子宫、卵巢集体“搬家”，似乎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方案。
经过反复论证，多学科团队决定为小杨实施分阶段手术：在放化疗前将子宫和双侧卵巢完整游离，移位至上腹部安全区；放化疗结束后，将子宫和卵巢复位。
然而，为患者决策不能仅凭头脑一热。对此，团队为患者生育力提供全方位保护，作好冻存卵巢组织准备，保留生育“火种”；精细规划手术细节，作好两次手术的衔接；全院各科室乃至院内外专家团队畅通协作渠道、共担风险，并积极推动患者充分参与方案制定。
健康报：第一次手术不仅要完成子宫、卵巢的移位，还要为后期一系列治疗打好基础。在鲜有可参照经验的基础上，团队攻克了哪些难题？
郭红燕：手术需在患者盆腔内精细操作，既要避免损伤输尿管、肠道和血管，又要确保子宫和卵巢在移位后妥善固定，保持良好的血供，同时还要考虑调控月经周期等细节。其间，讨论焦点和手术难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第一，寻找“安全坐标”，确认子宫和卵巢“搬”到哪里。
第二，确定“搬家”方式。为避免骨盆漏斗韧带在第一次术后被压缩、粘连，我们采取了独特的宫体在下、宫颈在上的“倒栽葱”方式，让宫颈移位更多，让血管走向更自然。将子宫游离后，用缝线将其悬吊固定于腹壁，并详细规划固定点和未来拆线方式。放疗会导致器官和组织的纤维化，我们在第一次术中使用防粘连贴膜，防止肠子和阴道残端粘连。
第三，合理调控月经。以往国际经验，一是采用药物抑制月经，另一种是将宫颈从肚脐引出来，月经不停。前者可能抑制血供，影响子宫活力；后者宫颈容易被勒，可能形成疝或引发粘连。权衡之下，我们选择了并发症相对较少、处理更安全的第一种方案。
解决复杂病例往往需要“功夫在诗外”的视角。纵使拥有诸多技术“武器”，但我们必须明确实现目标的代价是什么、什么才是最适合患者的临床路径、我们能为患者提供怎样的全链条保障……这些问题的分量堪比手术本身。
最终，借助机器人系统提供的高清三维视野与灵活器械操作，手术团队将子宫和卵巢稳妥固定于放疗区域外，并成功保留血供。手术同时留取了患者部分卵巢皮质，依托生殖医学中心的专业平台，完成了卵巢组织冻存。
健康报：第一次手术后，放化疗时间被意外拉长，甚至超过了1年。间隔时间变长对第二次手术意味着什么？团队怎样应对变化？患者预后如何？
郭红燕：放疗会导致组织瘢痕化，严重的地方会像“水泥”一样硬邦邦的，导致手术分离时器官和组织结构不清进而出现损伤。按原计划，小杨两次手术间隙最多不超半年。但由于病情复杂，治疗时间一直在延长。其间，医疗团队和小杨的联系从未中断，大家今天问问她“肚子疼吗”，明天问问“放疗打到哪一步了”。其实，每次手机里收到她的信息，我都要先作一下心理建设；微信提示音一响，我的心就跟着拎一下。
肿瘤治疗一次次推迟了子宫和卵巢回移的时间，所有人都担心不已。第一次术后1年，在小杨病情得到完全缓解后，我们立即启动了第二次手术准备。术前，大家作了最坏的打算，并作了充分预案：为预防分离时造成肠道、输尿管等破损，请普外科、泌尿科、成形外科专家备台，为手术意外情况“托底”。虽然心里还是充满忐忑，但至少我们不是“赤手空拳”上阵，强大的多学科团队便是最坚强的后盾。
手术正式开始。可能因为患者年纪尚轻，我们惊喜地发现组织纤维化程度比预期好很多。但考验没有结束，第二次手术的一大难关是“找门”——寻找到宫颈口，把移下来的子宫接上去。可第一次手术留下的一圈阴道壁在手术间隔期发生粘连，盖住了宫颈口。在机器人高清镜头下，我们仔细搜寻，用器械锐性分离，再拿导管探索——进去了，通了！
术后两个多月，我终于接到了小杨的好消息：“郭主任，我来月经啦！”复查显示，其子宫内膜回声良好，子宫和卵巢血流正常，这也标志着小杨的生育功能成功保留。
健康报：考虑到原发癌和生育功能情况，未来，医疗团队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的重点在哪里？您认为这个病例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郭红燕：随访将沿着全周期、多维度的几条轨道并行。肿瘤随访方面，定期进行肠镜、盆腔影像学等检查，严密监控直肠癌有无复发迹象。生殖健康方面，定期评估卵巢功能、子宫情况。若尝试自然受孕失败，适时启动辅助生殖技术助孕。遗传基因方面，建议完成遗传性肿瘤基因检测，明确患癌是否与遗传有关；如发现致病突变，可通过肿瘤遗传学技术进行致病基因的子代阻断。
未来，小杨若怀孕，理论上有可能为某些肿瘤的发展提供环境。但小杨的肿瘤目前已达根治效果，子宫是被移位保护起来的“无辜器官”，未来主要风险可能不在于刺激原发肿瘤复发，而在于放疗对盆腔组织造成的远期影响，如组织弹性差、血供相对不足，妊娠期子宫破裂、胎儿生长受限或早产风险增加等。
作为“国家队”，我们的日常就是和各类复杂病例打交道。面对难题，有人问我“能接、敢接”的底气是什么。在小杨的故事里，我想把她对医疗团队的信任和支持放在第一位。整个诊疗过程中，因为没有现成指南可照搬，几乎每一步决策都纳入了小杨本人的考量和参与。她怀抱最好的希望，也做好最坏的打算，这种坚定也反过来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团队和领导的支持。在这项工作的整个进程中，乔杰院士和李蓉教授都给与了大量帮助，各专业团队让传说中无所不能的“八边形战士”走进现实，也让我们有了无论何时都“不推患者”的勇气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