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郑树，1931年9月14日生，肿瘤学专家，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浙江医科大学校长。曾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大肠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共获省部级以上奖励38项，其中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3项。先后发表主要论文900余篇，主/副编著作和教材15部，授权专利24项。
□ 严红枫 方序 章轶明
笔者：您是新中国第一批医学生之一，当时我国医疗条件还较为落后，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经历？
郑树：1949年，我考入浙江大学医学院，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那时，浙大的校长是竺可桢，学校采用纯英文授课，老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学校综合性的课程安排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浙大一直以培养多学科交叉融合人才为目标，认为“金字塔”要高，底子就一定要够厚、够宽。所以，当时学校里工科、理科、医科学生都在一起学习，这种学习环境对我思维方式的形成影响很大。
1955年2月，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组建肿瘤外科，我就来到了这里，之后被派到上海市立镭锭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学习，学成后又回到了浙二肿瘤科。彼时，医院人手少，切片、化验都得自己做。但没想到，这也慢慢让我提高了临床诊断的能力。
记得一次下乡时，我遇到一位50岁左右的女患者，子宫大如篮球，被当地诊断为巨大子宫肌瘤，需手术切除。那时还鲜有影像学的辅助，我仔细检查后发现患者体内有黄体存在，子宫内应该是胎儿。因此，如果按此前判断做治疗，这位女患者可能将永远失去做母亲的机会。
事实上，每一名医学生在学校都接触过有关黄体的生理知识。可这些课堂上的内容如何在实际中应用，是每个从医者都要考虑的问题。
医生为患者考虑，患者也会用他们的方式回报医生。记得一次，有一位浙江永康来的中年妇女找到我，一定要把一包东西送给我。我推搡了半天实在拒绝推不掉，打开一看，是双布鞋。这位妇女的女儿患先天性肠粘连，发病时痛得要命。但因为害怕开 刀，我每次去看望女孩的时候，她都假装不痛。我只能偷偷躲到女孩的床后，根据她疾病发作时的症状与体征进行判断，最后依靠手术为女孩治好了病。看到那位妇女送来的布鞋我才想起，有次给女孩看病时，她的妈妈曾蹲下用手在我的脚边比划，原来是要给我做鞋呀……现在想起来，这段回忆仍然很温馨。
笔者：从医几十年来，您挽救过无数患者生命，在肿瘤防治领域作出一系列贡献。其间，有哪些让您至今想起仍颇有成就感的事例？
郑树：1970年，一名年仅20岁的小姑娘被检查出患肿瘤，且有大量腹水，辗转了多家医院都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钡餐造影结果显示，小姑娘的肠子被肿瘤压迫到了左上腹，情况不容乐观。手术开腹后，我们发现她肚子里都是腹水，如何缓慢将其引流出去避免横膈突然下降影响心肺功能，成为一个棘手问题。手术室护士长想到一个办法：将床单左右交叉裹住小姑娘的季肋部，两端绑上沙袋，放一点水，床单就收紧一圈，逐渐增大引流压力。用这样的方法，引流整整进行了1个小时，腹水足足装满了2个铅桶。放尽腹水后，我对小姑娘满腹的菜花样肿瘤做了摘除，她的大肚子终于平坦了下去。
手术结束时，我在小姑娘腹腔里留置了管子，进行化疗灌注，控制残留的肿瘤细胞。手术后8天，我接到下乡任务，临走之前为小姑娘拆了肚子上的缝线，又向接班医师交代了注意事项才敢离去。
6个月后，我回到医院，才知道小姑娘的肿瘤又复发了，而且肿块压迫到了膀胱和直肠，大小便都非常困难，几乎所有的医生都认为不可再手术。我也很头痛，考虑再三，和家属商议后，决定先为其实施经动脉插管化疗术。经过1个多月的插管化疗后，肿瘤虽然没有消失，却明显缩小，从原来的脐水平降到了脐耻之间。但这时候，我发现小姑娘的左脚趾头有点发白，可能是小动脉发生了栓塞。我停止了插管化疗，决定为小姑娘做第二次手术。
小姑娘当时瘦得只剩一副皮包骨头，手术那天，是我亲自抱着她进入手术室的。开腹后，我们发现肿瘤很圆，并由腹膜包裹。我在腹膜下实施剥离，然后像摘椰子一样将肿块完整地摘了下来。
当时，等在手术室外的小姑娘父亲看到我们不到1个小时就出来了，以为手术无法进行，伤心地晕了过去。之后才知道，肿块不仅完整切除，小姑娘还保住了膀胱和直肠，在延续了生命的同时保障了生活质量。
从医几十年，我这辈子还有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20世纪70年代末期，浙江嘉善、海宁地区的大肠癌发病率很高。我和同事们在20年间在海宁地区开展覆盖约4000人的相关调研和追踪，对高危人群进行干预，使该地区直肠癌死亡率下降17.56%，发病率下降31.4%。这是全国范围内多年来癌症两率均下降少有的案例。
笔者：请问，哪些前辈专家曾对您产生过深远影响？
郑树：在我的从医生涯里，有两个人对我影响至深，一位是原上海市立镭锭医院的顾绥岳教授，另一位是浙大二院老院长余文光教授。余院长是外科专家，对医院忠诚、技术也高超。记得有一次，我曾不知天高地厚冒昧地纠正了老院长的一个差错。万万没想到，老院长不但毫不计较，还在1982年临终前寄信召我回来当院长。如今，老院长离开我们约40年了，浙大二院为他立了铜像。他是真正的学者、好院长，我一直非常怀念他。
笔者：您在1984年—1996年间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您在建设医学院校、培养医学人才方面有怎样的理念？
郑树：刚任校长时，坦率地说，学校硬件设施比较落后，校舍也相对简陋。我们意识到，只有完善的硬件设施才能为办学提供有力保障。我和学校领导班子很快敲定了第一要务：建房子。当年，省委扩大会议、国家有关部委等都留下了我们为此奔走洽谈的身影。
在进行医院建设时，我们将“四个一流”——一流的管理、一流的设备、一流的水平、一流的人才作为标准，还提出了“教学科研两条腿走路”的目标。为了提升实力，我们向医务人员提出建议，要将1/3的时间用于科研，2/3的时间用于临床教学。我每年也都会申请课题、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带动大家一起进行科研实践。
实现医学院校全方位、宽领域的发展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环。1986年，浙江医科大学恢复设立公共卫生系，1999年恢复设立药学院。我一直认为公共卫生事业发展非常重要，回想起来，此后很多浙医的基础研究都是在公共卫生系里完成的。
我如今93岁了，拿起自己1955年从浙医毕业的照片，也不禁感叹韶华易逝。在我看来，做医生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对科学有不断追求和探究的好奇心，要想办法解决不懂的东西，坚持学习和思考。这种思考要有对问题与问题之间关系的思考，也要有对问题与实践联系的思考。除此之外，“无德不医”，立德树人始终是医学院校的立身之本。
（作者单位/供图：浙江大学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