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间，蒲辅周（右）在向薛伯寿（左）传授治病经验。

  人物小传：
  薛伯寿，1936年8月生，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薛伯寿1963年起拜著名中医学家蒲辅周为师，将伤寒、温病等领域融会贯通，拓宽了热病、传染病的诊治思路，引领了外感热病理论新体系，在中医药诊治艾滋病、非典、流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擅长治疗内、妇、儿科疑难病，采用治人治病、辨病辨证、宏观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擅从伏邪、蕴毒、痰瘀、积滞等角度综合辨治疑难病证。
  薛伯寿曾先后参与、负责编写《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均获全国科技大会奖，他曾获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2013年被评为全国医德标兵。
  笔者：您是怎么进入医学领域，又跟随中医大家蒲辅周先生学医、从医的？
  薛伯寿：我幼年正赶上抗日战争，那时看到很多人因为缺医少药，患病后不久于人世，就萌生了将来要学医救人的念头，后来如愿考上了上海中医学院。1963年，我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之后有幸被选拔，拜蒲辅周先生为师，被分配在广安门医院跟师学习，直到1975年蒲老过世。那十余年是我人生中极为重要的阶段，我们师徒如父子、胜父子。蒲老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让我感念终身、受益终身。
  我跟随蒲老实际上是遵循中央的指示。当时中央称颂蒲老为“高明医生，又懂辩证法”，指示要为他这样的名中医配2～3名徒弟。中央首长来看望蒲老时，发现他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太狭窄简陋了，便指示修建了广安门医院的老中医楼。蒲老很感激，也感到责任重大。晚年，他以传授自己的学术经验、培养徒弟为己任，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对我更是倾注了巨大的心血。能跟随蒲老，我也深感国家嘱托之重，更感学习之紧迫。
  因此，在长达十余年的跟师学习中，不仅老师出诊、会诊时我必在，业余时间、节假日时我也总陪伴在老师身边，一方面照顾好老师，一方面抓住一切机会多学多问。正是因为这段经历，我培养学生时也会有一种使命感，希望把蒲老的经验、中医药发展的使命传承下去。国家曾给我很多名誉和褒奖，在这些荣誉中，我最看重的是“全国医德标兵”。作为蒲老的学生，国家和人民的肯定，是我对恩师最好的回报和交待。
  笔者：您曾多次受国家委派参与医疗队工作，还利用专长在应对突发传染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请您分享一下这些经历。
  薛伯寿：为了帮助农民治病，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我曾经跟随广安门医院医疗队五下农村义诊。我先是随中国中医研究院组织的专家医疗队赴北京顺义农村，著名针灸专家叶心清任队长，我任秘书。工作结束后，我又参与山东临沂农村科研医疗队并任秘书。当时，著名中医学家方药中任医疗队顾问，我细心照顾其生活并真诚求教，学习方老的经验小方，为贫苦百姓诊治了众多疾病。
  1967年春，我与北京协和医院陆召麟院长及数名西医专家一同赴湖北麻城义诊，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救治了大量大脑炎患者，所得经验是：用银翘散合升降散可治疗较多脑炎轻症患者，而重症脑炎患者必须先用西药控制，而后再用中药调理，可获理想疗效。
  广安门医院一直在中医治疗传染病方面有独特实践经验，承担了不少援外医疗任务。1987年，我加入我国首批援坦桑尼亚医疗队，运用中医药在该国治疗艾滋病。我们总结认为，艾滋病既似虚劳，又属瘟疫。在发病上，其重感于邪，正虚为本；治疗上，应强调分期立法，内伤与外感互参，透邪解毒与扶正并举。我们在《中医杂志》英文版上发表《中医药试治艾滋病经验》一文，得到同仁认可，为后继研究奠定基础。
  1998年冬季有非时之暖，当时北京流感暴发，有大流行的趋势。时任广安门医院副院长姜在旸让我拟方。我分析，当时流行的病情为温邪上受外有寒束，取银翘散、三拗汤、升降散加减，拟名“速解流感饮”，被医院作为流感普济方制成汤剂。一时间，患者排队取药，医务人员日夜加班。没多久，卫生部召开流感会议，称赞此方价格便宜，效果“非常了不起”。
  2003年，非典疫情刚蔓延到北京，我便夜以继日在蒲老学术经验中发展创新，提出辛凉宣透、表里双解、宣化痰浊、逐秽通里、清热解毒、清营转气、生津益胃、育阴补肾八法，同时根据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不同阶段所表现的寒热虚实变化，辨证指导选用不同的方剂。有关疗法被印成小册子，及时赠给一线医务人员。我们利用中医药治疗外感热病尤其传染病有着丰富珍贵的经验，相关疗法到现在依然有广阔的用武之地。
  笔者：几十年来，您一直不曾搁置对中医人才的培养工作，还在中西医结合领域做出很大贡献，请问这段经历是怎样的？
  薛伯寿：1975年，广安门医院在河北邯郸野河医院开办赤脚医生大专班，我被派去负责教学工作。在邯任教的两个半月中，我们救治了很多危重患者，治愈不少疑难病症。此后，我基本每年都要赴邯两三次，继续为学员讲医德医术，为当地的百姓义诊看病。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我先后与多位专家共同组织了卫生部、中国中医研究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我担任了十多届的班主任及多门课的主讲教师。每届“西学中”班结束前，我们都请众多名医大家来进行学术讲座，包括董建华、赵绍琴、刘渡舟、吴涵香等，他们的讲稿由我汇集成册。
  那个阶段，尽管我将自己每天在医院上班的时间都提前到上午7时，但仍很难准时下班，我大概算是那时广安门医院门诊量最多、诊治疾病范畴最广的医师。但正是因此，我继承运用蒲老经验救治患者的心愿也有了广阔的天地来实现，学术和临床诊疗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1989—1991年，带着中国中医研究院指派的任务，我赴荷兰创办了欧洲高级中医提高班。在荷兰期间，我边讲学边指导，2年间培养了20名针药并用的高级中医人才。那时，有不少国际友人知道我是蒲老的传人、医术好，想高薪聘请我在国外工作，给予优厚待遇。我告诉他们：“我是蒲老的弟子，立足于祖国，才无损于恩师的声望；只有自强不息，为中医药事业多做贡献，才不辜负党和国家的培养。”
  自1963年我跟师留在广安门医院以来，已61年过去了。可以说，我为医学献出了自己一生的时光。现在，国家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发展中医技术，我希望新一代的中医继承人们能让老祖宗的精湛技艺更好地传递下去，走出国门，让世界看到中医药的重要功效。
  （供稿/供图：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