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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厚重皮肤科学史著者的心路历程

——《中国皮肤科学史》主编马振友先生访谈录
2019-03-14 14:45:43 来源:健康报网

  卢勇田

  在中华医学会百年华诞之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医学会会长陈竺院士作序,著名医学科学家陈洪铎院士、廖万清院士,亚洲皮肤科学会主席张学军教授担纲顾问,马振友、张建中、郑怀林主编,全国百余位知名专家参编的《中国皮肤科学史》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国医学史学界的一件盛事,也是呈献给中华医学会百岁诞辰的一份厚礼。

  丝路起点, 莺歌燕舞;古城西安,桃红柳绿。在一个阳光明媚、雨霁熹微的清晨,笔者专程走访了本书的第一功臣、著名医学史专家马振友先生。

  “具有3000年悠久医学史的泱泱大国,不可以没有自己的皮肤科学史”

  笔 者:据我所知,当年您创建的皮肤病医院和研究所都办得红红火火、如日中天,怎么会想起转行进入陌生的医学史研究领域?您是一位部队基层军医,怎么会有勇气担当起编写中国皮肤科学史的重任?

  马振友:最初与医学史结缘,是受我的恩师、著名皮肤性病学专家刘辅仁教授的启发。二十多年前我创办皮肤病医院、研究所时,为了更好地帮助患者诊治,我定期邀请我的老师刘辅仁、周鼎耀、夏应魁和郑茂荣等十多位教授来院坐诊、指导,收到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常与这些大名鼎鼎的专家们探讨我的事业未来,期间刘辅仁教授提到“在我国皮肤科学界,有一个几代人的百年夙愿,就是编撰中国皮肤科学史。从上世纪20年代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傅瑞思主任,到50年代我国皮肤科先贤胡传揆教授,再到90年代王光超教授等专家,曾多次拟编写皆未能如愿。‘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一个具有3000年悠久医学史的泱泱大国,不可以没有自己的皮肤科学史,真希望这个历史使命能在我们这一代完成。” 后来我去拜访王光超教授,也印证了刘教授的希冀,国际皮肤科学界曾于1992年邀请王教授进行中国皮肤科学史的国际交流和编写,但遗憾的是未能完成。

  刘教授的话打动了我。编撰皮肤科学史的重大意义众所周知,之所以迟迟未能成书,是由于学界内那些有远见、有能力的前辈专家,肩负着繁重的医教研任务,无暇旁顾。我虽能力有限,但是众望所归,会得到专家们的支持;“体制外”的身份,让我可以在时间、经费上自己做主。眼看史料流失、前辈谢世、写史越来越难,我不能无动于衷。如果付出一些精力和资金,做成一件利在千秋的好事,此生足矣,比我扩大诊所、创办药厂更有价值。我的想法得到了刘辅仁、周鼎耀、夏应魁和郑茂荣等教授的鼓励,他们说一位医师的价值和地位,不能只用医术和学术成就来衡量,而要看他对社会的奉献和担当。编纂皮肤科学史,将是对中国皮肤科学的重大贡献。就这样,我做出编写中国皮肤科学史的决定,自此开始了为时半生的医学史、文献学的研究之路。

  笔 者:当初您的导师、同仁以至家人都支持您这样做吗?

  马振友:我很幸运,拿出家里上百万元去做一件没有经济效益的事,家人则给予我充分的理解,更幸运的是得到老师和全国专家一致的、无私的、慷慨的支持帮助。20年来我访求了国内外、港澳台共百余位专家学者,所到之处皆支持有加,甚至一些彼此间有成见的专家,为了编史则捐弃前嫌,接受我的恳请平静地坐到一起,共同帮助、指点我。我曾研习过的西安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中国医科大学3所院校的老师在向其他专家引荐我时,都介绍“马振友是我的学生,请尽力帮助”。1995 年春节,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他刚到刘辅仁教授家拜年,看到80高龄的刘教授大年初一还在为我审阅书稿。陈洪铎院士担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期间,我去沈阳请他审定中国皮肤科学史的基础篇--《中华皮肤性病学博览》的文稿。时逢省政协大会召开,为了挤出时间给我审稿,这位中国皮肤科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推掉省政协领导的会议午宴,用午休时间满足我这个小人物的审稿请求。百岁一级教授黄尚志亲自口述历史,复印资料,还汇款资助我写史。曹仁烈教授曾在会上说:“古有司马迁著史记,今有马振友编皮肤科学史,马振友就是皮肤科学界的司马迁啊!”对于这样的褒奖,我愧不敢当,但我知道,这是老师们用行动告诉我:我们不可以没有《中国皮肤科学史》,这是一代人对历史责任的担当。每念及此,便不胜感动、不胜敬畏,乃不敢动摇、不敢懈怠。所以此后虽经历了那么多磨难,我依旧不改初衷。

  “史料收集工作的辛苦寂寞,是常人难以体会到的。但想到皮肤科学史就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问世,顿时信心百倍”

  笔 者:这部书以18章168节的架构、100万字的篇幅,雄踞各医学专科史著之最,且呈现的内容时空跨度特别大。请问您是怎样进行前期工作的?这些翔实的史料又是如何收集探赜的?

  马振友:我于1994年开始将主要精力用于中国皮肤科学史研究、编撰工作。为给中国皮肤科学史的撰写打下基础、积累经验、增加信心,我先是用两年的时间,于1996年出版《中华皮肤性病学博览》试水,继而向全国发布征文启事包括编辑规范、凡例,请专家学者参与,之后才正式编写。我已经难以计数远赴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等十几家图书馆的次数,先后查阅资料约五千多种,拜访了众多皮肤病学前辈和前任、现任的学科主任,走访了许多过世皮肤科先贤的同道和家属,还购买了皮肤科学及相关史书两千多部,包括古、珍、旧本。史料收集工作的辛苦寂寞,是常人难以体会到的。但想到皮肤科学史就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问世,顿时信心百倍。

  笔 者:您在收集探赜中是否有新发现?如果遇到与传统观点、特别是主流观点不一致时,您如何处理?本书主要靓点有那些?

  马振友:的确有新发现、新成果。比如甲骨文,人类认识、治疗疾病的历史是从皮肤病开始的,早在3000年前甲骨文中就记载着数十个皮肤病名词。我没有沿用之前残缺不全的记载,而是放下编撰、出版的进度,专用半年时间学习甲骨文,并同陈洪铎院士共同研究考证。考证中发现了被《中国医学通史》删除的 “疥”字的含义,改正了过去误断误用的甲骨文字的含义,接近了3000年前皮肤科学萌芽状态,成为有价值的史学研究成果,已刊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搜集到1190年《太平圣惠方》的日本抄本等书籍;发现了密传的《哈萨克医药志》,其中记载了哈萨克医圣乌庆波依达?达克特烈吾哈布勒(1388~?)以接种牛痘预防天花,早于琴纳300多年。

  发现中国是亚洲最早传入和建立西医学及皮肤科学的国家,遇到与传统观点相左时,我坚持用理性主义去看待过去和现在。过去中西医结合史只提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我发现传教医师嘉约翰著译亚洲最早的《花柳指迷》(1872年)和《皮肤新编》(1873年)中,就已经编入、使用了中医病名和中药,至汪洋1920~1926年主编的《中西皮肤病学讲义》、《中西花柳病学讲义》,中西汇通早已自成体系。我认为要承认中西医结合是140多年前传教医师进入中国时就开始了。过去对传教医师的定义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我通过搜集研究大量的史实,感到上述评价有失偏颇。我的结论是:“一些传教医生致力于行医和教学,施医送药、建院办校、广济苍生、扶困济贫、尊重生命、服务大众,建立起中国近代西医学和皮肤科学。”有的朋友问我“怎么把传教医师写得比共产党员还无私?”,我说我们不能因政治立场而曲解历史,要有勇气作出价值中立的评介。

  笔 者:从目录看,编著者多达百余位,而且都是全国各省市和地区的佼佼者,您是怎样联系并把大家组织到一起来的?

  马振友:参加该书编辑有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等8个皮肤科学术团体的历任领导王光超、陈锡唐、陈洪铎、张学军、张建中、朱学骏、郑志忠、李若瑜、秦万章、温海、段逸群、杨志波、禤国维、陈达灿、杨雪琴、张国成、潘春枝和苏菲等;各省市自治区皮肤性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各皮肤科学期刊主编;中国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全国部分皮肤性病重点学科和专科的主任。作为一个基层皮肤科军医,与其说我把大家组织到一起,不如说大家高风亮节,对我支持理解,共襄盛举。

  笔 者:这部史书多达百余位作者,大家文风不一,写法迥异,您怎么进行规划统一?

  马振友:这项工作没有什么窍门,只能花费大量时间,一句句地看,一字字地改。张建中主编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工作非常繁忙,我每次到北京统稿,看到他每次出诊都是忙到下午1点半之后才吃上午饭。他编辑、审校全书文稿,只能是用无数个深夜熬出来的。我们对文稿反复修改,多次易稿,统一体例,精益求精。出版社也全力以赴,由资深编辑审校,3次排版,保证了质量。

  “当尊重生命成为文明社会的职责、救死扶伤成为现代医学使命时,医学不仅是百姓的福祉,也是医生的荣耀”

  笔 者:从以上您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这部书厚重的历史学意义,但对于今天的医生有多少现实意义呢?

  马振友:医学史除了有记录历史真相、融汇学术经验的价值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人文素质教育。旧的医学制度框架可以改弦更张,学术理论实践可以推陈出新,但医生面对的是人的健康与生命,所以医学先贤高尚的医德医风,是任何时代以医师为职业的人永远要一脉相承、不可或缺的。这就是医学史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医者在3000年医学史中,形成了优良光荣的传统,所有的名家圣手,不仅医术高超,而且无一例外地是医德高尚、气节高贵、扶危助困、广济桑梓的天使,所谓“悬壶济世”就是这个群体的真实写照。在中国皮肤科学史上,我们看到许多医师冒着被传染的危险防治麻风;于光元教授不怕牺牲向国联揭露日寇侵华罪行;杨国亮、胡传揆等百余皮肤科大家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为侵略者服务,赴内地办学行医,在沦陷区自办诊所掩护抗日志士,以各种方式为抗日战争尽力;赵炳南名满京华犹扶危济困,每天必留10个号给无钱看病的穷人;新中国广大皮肤科医师克服种种困难,创造了举世公认的控制和消灭麻风、性病、头癣的3大奇迹。

  良好的人文素养是一种深植于内心的、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善良奉献、精益求精的追求和感恩文化,是医生整个职业生涯的修为。国际上普遍实行医学生入校后宣誓“医学生誓言”,相比较国家教委版本和希波克拉底版本的医学生誓言,我更喜欢医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这个堪称百世师范的医训,把医生职业推到了崇高、神圣的境界,每读一次灵魂都会受到一次洗礼,激励我们把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奉献给患者,这就是医学史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现实意义。当尊重生命成为文明社会的职责、救死扶伤成为现代医学的使命时,医学不仅是百姓的福祉,也是医生的荣耀。

  “选择一些社会有需求、自己又力所能及的事情做,非常值得也很有乐趣,也许这就是30年军旅生涯带给我的正能量。”

  笔 者:“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此书出版之时您是什么心情?您的英文版《中国皮肤科学史》编写计划还将继续吗?

  马振友:编著《中国皮肤科学史》是我一生中投入精力最大、耗时最长、份量最重的大事。当第一眼看到这本书时,我热泪盈眶、感慨万千。但当沉淀下来之后,我的情绪里只剩下感恩。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合作中,陈洪铎院士、廖万清院士、张学军教授3位顾问始终不渝地支持我,我的前贤师长、同仁后学们没要一分钱稿费,没提一个功利性条件,我感受到的只有无私奉献、一肩道义。我的恩师刘辅仁、叶干运等教授的离世,让我常怀感念之情。皮肤科学3000年历史长河发展至此,能和大家共事同写学科史,是我今生莫大的荣幸。目前,鉴于国内外皮肤科同仁的期望,张建中教授与我已将编辑《中国皮肤科学史》英文版纳入计划,几年后将会与国际皮肤科同仁见面。

  笔 者:您年逾花甲,贵体违和,但仍英姿勃发地奔波全国各地活跃在医教研著等多个领域,这是否因您当兵的经历使然?正能量来自何处?

  马振友: 越是老了,越想抓紧“刷存在感”。选择一些社会有需求、自己又力所能及的事情做,非常值得也很有乐趣,也许这就是30年军旅生涯带给我的正能量。过去我倾个人之力,编写《中国皮肤科学史》、筹建中国皮肤科博物馆、编撰《国际皮肤病分类与名称》,是因为学科发展需要人文教育和国际标准化。现在我关注到互联网已经为解决“看病难”提供了技术条件,就想创立一个移动医疗平台--“掌上皮肤科”,以实现国内外患者便捷就医,并推动中医皮肤科外用制剂发展乃至中医西渐。

  临床医学鼻祖威廉·奥斯勒教授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医学实践的弊端在于历史洞察的缺乏、科学与人文的断裂、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的论断,至今依旧没有过时。开创“掌上皮肤科”和编写《中国皮肤科学史》一样,都在体现医学的人文关怀,都是在为消除3个“医学实践弊端”而努力,希望全国的专家们今后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笔 者: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祝您这棵“皮肤科学长青树”根深叶茂、花繁枝荣。

  马振友:更要谢谢您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再一次向成就这部书的老师、专家们感恩致谢!

  (作者系陕西省渭南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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