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幸福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自2025年起开展“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行动。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新增110个县提供心理门诊服务”列为全系统为民服务实事项目，继续将精神卫生工作做实。
3月6日，由健康报社主办的“两会精英汇”以“精卫防治，可及性与获得感”为主题，邀请卫生健康领域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及业内专家、学者，共同为相关工作的开展贡献智慧、凝聚共识。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记 黄文秀：
构建医务人员心理健康危机防治体系
医务人员长期处于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环境中，面临职业倦怠、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显著高于普通人群。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仅关系到个体福祉，也直接影响医疗服务质量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我国亟须进一步加强医务人员心理健康危机防治体系建设，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当前，我国医务人员心理健康危机防治体系建设主要面临缺乏专项战略规划与系统保障、医务工作压力与负荷管理失当、专业服务体系与社会支持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制定国家专项战略规划与监测体系。建议在健康中国建设总体框架下，研究制定加强医务人员心理健康危机防治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推动将医务人员心理健康保障纳入国家卫生健康政策体系，并逐步建立相应的监测与评估机制。依托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立全国医务人员心理健康监测网络平台，将职业倦怠率、抑郁焦虑筛查阳性率等指标纳入公立医院绩效监测和等级评审体系。
二是完善法律法规与负荷管理。推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医务人员心理健康保障的政府责任、机构义务。制定医务人员合理工作负荷标准、强制休息休假和定期健康检查实施细则，加强劳动权益保障督导检查。
三是构建分级专业服务网络。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区域性医务人员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推动地市级以上医院普遍设立员工心理援助项目。加强医学教育阶段的心理学与医学人文课程建设，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探索设置心理健康相关必修内容，加大医学﹢心理学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
四是强化跨部门协同与社会支持。建议完善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推动形成常态化沟通协调平台，持续加强涉医违法犯罪治理，进一步健全医疗纠纷调解机制。鼓励社会力量、慈善组织参与医务人员心理健康服务，构建国家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治理新格局。加强对医务人员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精神的宣传，着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营造关心、尊重医务人员的执业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助理 陈玮：
建立全生命周期心理健康守护体系
对心理健康的守护应贯穿全生命周期。在迎接新生命到来时，孕产妇心理健康不容忽视。受激素水平剧烈波动、社会角色转变及家庭环境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孕产妇极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孕产期心理筛查与家庭社会支持，必须成为守护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进入儿童青少年阶段，心理韧性的培育成为关键课题。
当前，学业压力、人际交往困扰及情绪障碍的发生呈现低龄化趋势，社会各界需更加关注未成年人的内心世界，及时疏导与干预。中年阶段，职场压力、家庭重担交织，焦虑、疲惫、情绪耗竭成为常态。中年人群需学会科学调节情绪，家庭成员之间应彼此支撑，避免心理问题长期累积演变为器质性疾病。老年人群认知功能下降，孤独感与抑郁情绪日益凸显。许多老年人的情绪异常常被误认为是“脾气变差”而延误干预。应将心理健康评估纳入老年健康管理，通过陪伴与专业化照护，助力老年人享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基于上述情况，我提出三项倡议。一是全程覆盖，将对心理健康的守护融入全生命周期各个环节，实现相关问题的早筛查、早干预。二是以家庭为单元，构筑心理支持防线。三是全社会协同，推动医院、社区、家庭、学校联动，消除偏见，传递温暖。
在落地实施层面，有四点具体建议。第一，建立全周期筛查机制。建议将精神心理评估纳入年度体检，在社区、医院、养老机构建立常态化筛查机制，对孕产妇以及空巢、失能、丧偶、慢性病老人等重点关注、建档跟踪。第二，强化基层诊疗能力。当前精神科医生数量不足，家庭医生对心理问题的识别和处置能力有限，需要加强培训，提升基层对常见心理障碍的识别和初步处置能力。第三，规范诊疗和康复服务。确保治疗不断档、康复有支撑，让患者在全周期内都能获得连续、规范的服务。第四，强化家庭和社会支持。全社会要树立精神障碍可防可治这一共识。公众要主动学习、识别认知障碍、抑郁焦虑的早期信号，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寻求帮助，不拖延、不歧视。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肾脏科主任医师 李秋：
避免青少年心理问题发展为重度疾病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到要完善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体现了国家对此项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在多年的基层调研和儿科慢性病诊疗工作中看到青少年心理问题愈发突出，在慢性病诊疗中也发现青少年患有严重精神障碍的情况。应坚持早防、早筛、早诊、早治、早管的原则，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家庭关注、学校担责、医院支撑的多方平台，及时干预青少年心理问题，避免其发展为严重精神障碍。
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存在诸多短板：一是基层对精神心理疾病的关注有待提升。当前，非精神心理专科的医生，特别是基层全科医生，对精神心理疾病的识别意识和能力不足，无法做到早发现。二是虽然不少学校配置了心理医生，但整体能力相对薄弱，且数量有限。三是公众对精神心理问题存在较强的病耻感和污名化，导致青少年患者及家属就医意愿低。四是有些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心理门诊费用尚未纳入医保。同时，网络短剧、小说中的不良内容传递错误价值观，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政府需发挥主导作用，将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政府考核，统筹街道、社区等基层力量，明确医院、学校、家庭、社会的协同机制。完善政策体系，加强人才培养与人员配置，通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和学校相关人员的心理健康服务能力。强化科普宣传，消除患者的病耻感，同时营造健康的文化环境。打通患者康复回归最后一环，做好其回归学校、社会后的评估、随访与诊疗管理，解决污名化、同伴接纳度低等问题。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需多方协同发力，希望从青少年抓起，以预防为重点，真正发挥体系的预防治疗作用。
声音：
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姜雯：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完善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作为“切实抓好民生保障、积极发展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意味着，心理健康工作进一步融入国家改革发展的整体格局。落实好这一部署，要深刻领会其核心逻辑——“投资于人”的最终成效，与“投资于心”的深度和广度密切相关。将资源投入心理健康服务，并非单纯的福利消耗，而是回报率极高的社会基础投资。
建设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至少涵盖三重内涵：其一，筑牢专业化救治底线，保障有需要的人能够获得及时干预；其二，推动心理健康素养的提升，使情绪管理成为大众基本技能，让“主动求助绝非示弱”成为社会普遍共识；其三，激发社会善意，鼓励每个人在成为自身心理健康第一责任人的同时，在家庭、职场、社区等场景中成为他人心理健康的“第一响应人”和温暖陪伴者。
为达成上述目标，需打破部门间的壁垒，形成治理合力：卫生健康系统推行身心共治，将心理健康服务融入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教育部门坚持“健康至上”，在“五育并举”中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政法综治部门深化服务理念，体现人文关怀；民政部门整合社区资源，为精神障碍人士搭建康复回归的平台；宣传文化和旅游部门消除污名歧视，营造包容的社会环境。
心理健康问题的解决之道，绝非仅在于医院中的诊室。只有将“投资于心”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以社会支持网络的“密度”提升心理防线的“韧性”，才能让每一位奋斗者轻松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心”动能。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 赵敏：
当前，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工作正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健康促进和心理健康服务转变，各级机构需明确职责，加强人才培养和服务能力建设。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全国人才培养和标准化服务能力提升中承担重要责任。国家“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行动的推进，对专业人才培训和人员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优化人才结构和提升团队建设能力成为当前重点任务。在新疗法和新技术应用方面，需要建立配套制度，以保障科研成果顺利进入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并高效应用。
在服务模式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正推动“家—校—医—社”联动机制，构建完善的心理健康支持网络，实现医疗、教育、社区和社会协同发展的新格局，提升整体服务效能。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 乔冬冬：
为支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顺利回归社会，政府部门应强化协同联动。建立常态化多部门协调机制，统筹推进社区康复机构建设、监护支持和就业帮扶，形成政策支持闭环。企事业单位应提供包容性就业环境，设立“爱心岗位”，推广庇护性和过渡性就业模式，帮助康复者重建自信，实现社会价值。
应加强媒体与公众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素养建设，强化科普宣传，减少污名化，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课程和全民健康教育体系，倡导理性认知和平等对待。家庭和社区应成为康复支持的重要环节，将精神康复服务纳入社区“15分钟生活圈”，强化家属培训和社区支持，让家庭成为坚强后盾、社区成为温暖港湾。
江苏省精神卫生中心（南京脑科医院）院长 赵太宏：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如何回归社会，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除了要“管得好、治得好”，还要“回得去”。这不是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机构所能解决的，是全社会面临的共同命题。围绕这一工作，要加强公众宣传。当前，社会中仍存在对精神障碍的病耻感和污名化，要通过正面宣传提升社会的接受度。要加强政策引导，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就业、生活。要加强社会协同，实行家、校、社、医协同联动，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帮助精神障碍患者掌握应有的生活技能，加快回归社会、回归家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常务副院长 张庆娥：
北京市以专业服务为核心，逐步构建起覆盖预防、治疗、康复、心理四大核心领域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预防控制体系以市、区两级精防专业机构作为主体，基层精防科和精防人员形成服务网底；治疗救治体系由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精神科共同支撑；康复服务体系则整合社区康复、居家康复和机构康复资源，心理健康服务网络延伸至社会各领域。
心理健康促进是北京市重点推动的工作。具体举措包括，开通“12356”心理援助热线，设立居民心理健康体检和援助服务平台，开放脑健康体检平台为老年人提供痴呆筛查服务，建设精神卫生信息管理系统，同时在医疗机构、学校、企业设置心理咨询和心理危机干预中心，配置专职或兼职心理健康服务队伍，为不同人群提供心理支持，形成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服务网络。
针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北京市探索出“共管、细管、智管”三管齐下的工作模式。在“共管”层面，由市、区、街镇三级牵头，建立政法、卫生健康、公安、民政、残联等多部门协同的管理机制，并由街道、乡镇组织建立个案管理小组，围绕患者症状评估、风险预警、应急处置等开展综合服务。在“细管”层面，对患者进行分级管理，确保早期识别、动态干预、长效跟进。在“智管”层面，推广治疗药物浓度监测、智能服药管理工具“电子药盒”，有效解决服药依从性差的问题。
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副书记 周晶：
当前，精神疾病谱从“典型、重型”向“复杂、轻型、共病”转变，要求精神专科医院必须加速向“大专科、小综合”转型，打造“精神﹢综合”的学科群。要落实国家“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行动要求，打通院前筛查、规范诊疗、出院随访与社区康复各环节，构建预防—治疗—康复—管理一体化的连续服务链。坚持政府主导，卫生健康、医保、财政、民政等部门形成合力，以多方协同提升精神疾病的可负担性。同时，加强人文关怀，改善就医体验，在约束保护、隐私保护等环节尊重患者尊严，提升患者满意度。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 石川：
新形势下，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迎来了发展的有利时期。在实践中，应团结一切可用力量开展服务。在资源匮乏地区，通过培训基层医务人员和社区志愿者，使精神障碍患者能够获得及时干预和规范化转诊，实现多层级协作。
科技赋能成为提升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远程医疗和人工智能技术可实现高效筛查、远程问诊，尤其能改善偏远地区患者的服务可及性。同时，应加强人才培养和专业能力建设，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及指南推广应用，提高基层精神科医生服务水平。辅助就业体系建设也亟须推进，为患者提供适宜岗位和支持。媒体和公众应提升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素养，减少污名化现象，维护客观、公正的社会舆论环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 王志仁：
近年来，公众对心理健康的认知显著提升，主动就医意愿增强，推动精神卫生服务需求进入“扩容期”。应加快构建规模充足、结构合理、下沉基层的精神卫生人才体系，并利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手段填补服务缺口，满足日益增长的心理健康需求。
在诊疗体系建设上，应构建全周期管理模式，实现医院、社区与家庭协同联动，将急性期干预、稳定期随访和康复支持形成闭环管理，并强化多学科协作，提高复杂共病患者的诊疗效率和连续性。在可负担性与就医体验方面，应从患者视角出发，通过多元支付和流程优化降低经济与时间成本，并在诊疗全流程融入人文关怀，鼓励患者主动就医并坚持随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副院长 戴缤：
从医院运行实际来看，精神科或心理科并非综合医院的传统重点专科，导致精神卫生专业医师资源相对紧缺。对此，可以立足综合医院学科布局与专科特色，在医院管理、绩效考核、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大对精神专科的政策倾斜力度。从学科建设角度上讲，建议通过医联体、专科联盟等合作模式，与实力较强的精神专科医院建立紧密合作机制，对综合医院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开展专业指导与技术支持。
此外，调研显示，当前医务人员工作压力较大，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人员呈增多趋势。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既要持续关注患者心理健康，也要同步加强医务人员及其家属的心理关怀与健康服务。
国家精神卫生项目办常务副主任 马宁：
当前，精神障碍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健康问题，精神障碍污名化问题日益凸显。尽管近年来我国精神卫生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但污名化仍是横亘在精神障碍患者与社会之间的主要壁垒。污名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过程，通过贴标签、形成刻板印象，导致患者与社会隔离、地位丧失、遭受歧视。
污名化对精神障碍患者产生多维度的负面影响。首先，污名化是患者寻求精神卫生服务的两个最主要阻力之一，另一个是贫困。污名化引发患者的病耻感，导致其就医意愿降低，获得卫生服务的机会减少。与此同时，患者在生活中面临来自求学、就业、就医、婚姻等方方面面的歧视，就业率和受教育程度显著低于普通人群，形成精神健康问题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更令人担忧的是，污名化还会加重个体自杀倾向，尤其是在年轻人群体中，患者的预期寿命普遍低于普通人群。
消除污名，有三个关键举措。一是知识教育，通过科普宣传让公众了解精神障碍可防可治，纠正错误认知；二是社会接触，通过让公众与康复者进行面对面交流、在线互动，打破其对患者的恐惧和偏见，增进理解与接纳，这是最有循证依据的消除污名方式；三是结构性改革，从制度和政策层面消除歧视，包括推行消除歧视的相关政策、规范媒体报道、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等。
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刘跃华：
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高度依赖社会支持系统。当前以综合医院牵头的医联体模式，不足以满足精神专科在治疗周期、康复路径及多部门协同方面的特殊需求。建议探索建设纵向贯通、横向协作的精神卫生专科医联体，整合卫生健康、民政、残联、人社等多部门资源，推动医疗服务、生活补贴、就业支持等政策实现“一体规划、协同落地”。
在体系建设上，建议实施“刚性﹢柔性”双网并行的管理模式。刚性网络主要面向重症精神障碍患者，强化闭环管理和风险管控，守住公共安全底线；柔性网络则覆盖更广泛的有心理行为问题的人群，通过主动求医、行为识别、人工智能辅助预警等机制，实现问题的早发现、早干预。
本报记者 吴少杰 孙艺 实习记者 刘阳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