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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沛超:从精神动力学角度看自杀

2020-10-18 03:06:05 来源:健康报

张沛超:武汉大学哲学博士、资深心理咨询师、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师,武汉大学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被誉为国内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著有畅销书《过好一个你说了不算的人生》。


  近日,几起自杀事件引起公众广泛关注。武汉大学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张沛超在湖南省脑科医院进行了一次题为“自杀与自伤行为的动力学理解”的演讲。他从生物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对自杀及背后的动因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并结合自己的咨询案例,分析了自杀风险的识别和干预方法。——编者

  1 自杀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看起来理性的行为

  自杀研究是一门将社会学、心理学与人类学打通的学问。我自己从本科开始,经历了生物学、心理学和哲学三个专业,首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谈自杀。

  到今天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自杀是由基因控制的。这是一个好消息,说明它至少不是一个单基因的显性症状。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单基因的显性症状的话,要看基因什么时候发挥作用。如果在生殖前期发挥作用,就是青少年自杀,会造成基因频率在群体当中迅速衰减。在有能力产生下一代之前,这个“牌”很快就被洗出去了。

  大家会觉得有点意外,为什么一个基因需要发挥某种作用,在性状上导致个体的死亡,进化的单位并不是个体,而是群体。所以如果进化的顶层设计不是为了保障单个人是否活得足够长,而是这个群体是否足够长的话,理论上他有可能会损失个人,带来群体的扩张。即使这样,自杀肯定不是一个单基因的性格所决定的,如果是的话,以目前的基因组学的研究技术早就会筛出来。它应该是一种数量性的多基因性状,甚至包含了一定的表观遗传作用。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父母都是非常开朗的人,却有一个带有生物学气质的抑郁的孩子,那可能是父母经历的环境修饰了他们的生殖细胞,即使基因序列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表型上可能发生变化。如果母亲经历了非常严重的负性生活事件,有可能会导致她的糖皮质激素水平高,持久的激素水平高,有可能就会关闭一些基因的表达。即使基因序列本身没有变,她的孩子可能一出生就处于一种比较应激的、比较难抚养的状态。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个体的死亡有可能带来群体、整体的增益。在细胞学上有一类现象叫作PCD——编程性细胞死亡,它就是一类细胞在特定的情况下,自己启动的一个细胞水平的自杀过程。这一类细胞水平的自杀是有益的。如果它不死的话,有机体本身将可能会有肿瘤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同样的道理可能适用于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那一个人的自杀会不会是像一个程序?它具备编程性质,群体需要裁掉某些人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像一些信号蛋白接收到一些压力信号一样,被损失掉。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保存着这样的现象,比方说“向我开炮”,就是损失我一个,但是全排人可能活下来。在生物学的层面上,自杀是一个从进化上,在某些情况下,看起来理性的行为。

  承认这一点有些困难,因为我们的文化本身是重生恶死的。当一个群体的资源不足的时候,牺牲老人有可能会带来新生儿成活率的增高。所以在文化当中也会保存一部分的弃老现象,主动或被动。

  我们为什么要在生物学上为自杀讨一个说法呢?因为没准个体的自杀是一个经历了无意识的运算过程之后的结果。自杀不是人类的特权,比如鲸也会自杀,当大象预知自己死亡来临的时候,就会走向自己的坟场,在那里死去。如果我们把对自杀的理解,完全放到人类的视野里来看,它可能是一种大自然进化出来的机制。

  2 传统文化中蕴含不少预防自杀的资源

  日本某个地方核泄漏,必须有人要去处理核垃圾。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去承担这项任务,而不让年轻人去做。他们发挥余热的方式是选择献出自己的生命。日本尽管跟我国一衣带水,但是他们在自杀上有着非常不一样的一种美学取向。自杀在中国文化中任何时候都不美,但日本人将它相当程度地美化。比如他们的剖腹自杀非常仪式化,这是我们难以理解的。

  如果你去参观马王堆汉墓,会发现墓主人把自己的死亡安排得如此华美、周到,无微不至。活人能享受的一切,他们全都要带着走。这看起来是死,但好像只是下一站而已。

  总体而言,古代中国人有重生恶死的传统,儒家自不必说,它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生生不息,由生生的价值观所派生出的家庭观、家族观会是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是什么?是要子孙满堂。在古代,如果一个人自杀,又不能被论证出舍生取义的可能性,这个人是不能入祖坟、不能进族谱、不能进宗祠的。直到今天,苗族仍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自杀率很低。一个人死后不入祖坟、不进宗谱、不进宗祠意味着什么呢?他是没有香火可食用的。所以一个人死也要掂量一下后果。古代家庭就是一个集团,集团里面有很多分公司,大家休戚与共,当一个人要选择自杀的时候,他需要掂量,不能让整个家族为此蒙羞。

  在中国古代传统当中,儒家的身体观和生命观非常强烈地防御着自杀和自残行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好像仅仅是一个出纳而已。这股份是老祖先持股,然后分给了下边各房的,你只是拥有他的出库权。父母有时候看见青少年打个耳钉,忍忍就算了,再打个鼻钉、脐钉,就不得了。我的东西你怎么糟蹋它?这种观念和文化其实是防止自杀和自残的。就像祥林嫂一样,前后嫁了两个男人,老婆子吓她说“死之后你是要被锯两半的”,让她给庙里捐一个门槛,被人天天踩,中和自己的罪孽。

  中国古代诗人自杀的风险很低,除了屈原是自杀之外。苏东坡最高的时候干到副国级,最低到副科,搁现在人身上肯定抑郁,但是他没有。他每一次从北边往南,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在提升,从南边往开封,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就下降了。为什么不死呢?因为“好死不如赖活着”。道家文化为他们撑起了一个保护伞,跟儒家强调责任不一样,道家既不讲究忠,又不讲究孝,唯一的责任就是对自己好点,把有限的生命过得又长又出彩。这个保护伞使得人一旦受挫,总有退处。

  现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是均一化、扁平化的,孩子最好都会钢琴,最好都是班干部、前三名、大队长,最好都能歌善舞,能说会道。这其实压缩了很多人可退的空间。古代儒家讲究进,道家讲究退,人有腾挪的空间。从社会文化角度来说,感觉无路可退也是导致现在青少年自杀的一项重要因素。

  所以,一种文化当中如果有诱发自杀的因素,比方说把死亡审美化,像日本,或者提倡个人英雄主义,像美国,自杀的风险和概率就高了。祖先优秀的顶层设计使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国家,一个巨大的基因库,导致灭种的风险最低。一个人如果扬名立万,回乡要建学校,这其实是为了让这个种群绵延不绝。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要发现传统文化中预防自杀和自残的资源。

  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非常有意思,它就像是两个板块之间的一个冲撞处,产生了很多文化岛。每一个岛里有自己的岛风。比方说我住的小区潮汕人比较多,岛风就是“打孩子是家常便饭”;北方移民比较多的小区,就很少有人能够容忍打孩子这件事情;海归比较多的小区,家庭氛围可能非常西化。

  所以我们谈今天中国社会的时候,不同的群体对待死亡的态度、对待身体的态度都不一样。

  3 青少年对死亡的理解,就像玩一场电子游戏

  我接下来要引入一个与自杀有关的概念,叫作"扭力"。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一个叫张杰的自杀学专家,在进行自杀社会学的研究后得出了扭力理论。扭力不是压力。

  我们假设有一块橡皮,给它上面单方向承重,它就会产生压力。你得用多大的压力才能把它压散掉?但是你要拧他的话,轻轻一使劲橡皮就裂开了。这就是扭力的神奇之处。张杰认为,单方面的压力不管有多大,仍不足以导致自杀。导致自杀的其实是内心的冲突。

  比如一个孩子在家中既要忠于母亲,又要忠于奶奶,那不管他做什么选择,都会不好。医疗系统可能给一名医务工作者带来身心方面的压力,可能使他疲惫,但是如果他的孩子对他有很多渴求,他就会对孩子产生非常多的歉疚,就会产生扭力。这种扭力会让他产生强烈的内心冲突。

  所以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自杀动机的时候,要对他进行扭力的受力分析。孩子的受力结果可能是跟他奶奶的时候一个样,跟他妈的时候又一个样。扭力会导致一块金属材料内在的致密性降低。它由一个板块变成了两块,中间粘起来。尽管外在看起来是一个整体,但是随着承重的增加,它可能就崩掉了。一个人的自杀自残肯定不是随机的,他的承重可能很早就开始了,内部的矛盾可能非常激化。

  很多青少年并不真正懂死亡是怎么回事。有的青少年打开窗户就跳下去了,还有一些更小的孩子打开窗户撑了把伞,跳下去了。这是跟动画片学的。动画片里包含很多危险却没死亡的场景。

  记得一位专家说过,当儿童意识到死亡的时候,他的童年就结束了。一个人深刻地理解死亡,在我看来应该是30岁之后的事情,应该是他对于事情的前因后果,局部、整体具有高度认知的时候。

  青少年对死亡的理解,就像是玩一场电子游戏,如果他玩着玩着觉得不好玩了,就会强制退出,再来一盘。我把这种行为叫作“清场行为”。对于青少年而言,如果他面临的扭力超过了他自己处理的区间,他是有可能启动清场行为的。

  青少年的精神特质是半幻想半现实性的。他们那些看起来精神病性的症状,有时候其实是一过性的。有些看着挺像妄想,可是他过了那个时期就没了。青少年不大能够像成人一样分清楚幻想和现实。

  成年人之所以经常对青少年喜欢的东西没有兴趣,是因为我们的幻想功能萎缩了,我们参与不进去。

  比如有些玄幻剧成年人看着一点意思都没有,穿越这种事情成年人早就不信了,但青少年看的时候,会觉得这样的事某一天将发生在他们身上。

  他们对死亡的理解很有可能就被镶嵌在这样一个幻想的背景下。死亡对他们来说可能不是一切的终结,而是打开了一个异世界的大门。所以我们面对青少年开展工作的时候,要留意这一点,不能回避谈论他们的死亡环境。

  一些青少年建立了象征性的表达渠道,沉迷于创作以死亡为主题的小说。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每当他进行书写的时候,他都在现实和幻想之间不断搭桥。

  如果把这个桥移除,他唤醒的部分会独立发展,某天可能变成精神病。如果他自己有个窗户,我们帮他扩容窗户,如果他没有,我们要帮助他建立。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碰到一例青少年时期没想过死的案例。这代表了他们对死亡的一种演练,一种尝试性的理解。

  如果在某一个很疏松的结构上加一个很重的砝码,最终哪一层会被压垮?最薄弱的那一层。从社会总体层面来看,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着巨大的扭力,成年人如果不愿意承担它,这个力会向哪儿传导?没错,会一级一级传递到最后,最不该承受的人理论上承重最大。

  当父母忧心如焚,不能处理好自身压力的时候,压力就会往下传递,传导给最不该承重的青少年。

  所以,如果我们要对家长做工作的话,要给家长做一些科普,要让他们把匀到自己身上的重量,以夫妻为单位撑起来,不要把力量迅速传导下去。“80后”的父母应对社会巨变的能力都很差,就别说他们的幼子了。因为“80后”这一代人从出生开始过的日子都在一天一天变好,不像长辈那一代,经历过政治动荡、自然灾害,对生活的期望没有那么高。没有经历过负性事件的“接种免疫”,人应对压力的能力就会很低。

  如果父母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只会觉得自己是为孩子好,他还不好好学习。父母双方加上教师,多方力量的传导,最终就会使得最薄弱的环节垮掉。作为父母,一定要在家庭中打钢桩,浇混凝土,支撑起来,让孩子不至于过早承重。

  4 自杀干预要有针对性地开展

  成年人的自杀不像青少年一般盲目,它有内在的算法。从客体关系的理论来理解,一个人的自杀可能有很多好处。好的自体,坏的自体,好的客体,坏的客体,产生了4个象限。

  一个人的自杀,有可能是为了保住好的自体。一些影视明星在最好看的时候自杀,遗像永远如花似玉。一个老年人在疾病将会导致他死得难看的时候,有可能会自杀,因为他要保住好的自体。一个人的自杀是有可能有这种潜在算法的,只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进行了这种掂量。

  一个人自杀有可能是同好客体团聚。比如中国古代有夫妻感情特别好的话,丈夫死后,妻子选择殉身。当一个人丧失了重要亲属,有可能通过快死而与那个人团聚。一些自杀事件中,孩子跳完,父母跟着跳,好像连一秒都不能错过,赶紧扒上这一趟车就可以跟孩子又在一起了。我们做危机干预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辩症,要能找出他当前寻死的原因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帮他找到不死的道理。

  还有一种死法就是象限三,要干掉坏的自己,多见于自罪自责型。感觉自己罪孽深重,所以把一个罪孽深重的坏的自体干掉是一件正义的事情。一些重度抑郁患者常有着近乎妄想似的自罪观念。

  最后一种象限四,是报复性的。如果死能够给坏客体带来麻烦,比方说一个人认为自己的父母是坏的、虚假的,自己的死能够将父母的罪行昭告天下,他也可能会选择死。

  在进行自杀干预的时候,最好能知道是什么情况,迅速分型。对于第一种型要告诉他:你能想象以后你会好成什么样吗?对于第二种要告诉他:你能想象你的好客体如果活着的话,他会对你说些什么吗?对第三种,大概只能用药克服妄想。对于第四种要激活他的怒,当他非常生气的时候,他会先不急着死,想要再斗一斗,因为气还没解。因此,自杀干预要有针对性地开展,要让对方理解你不是和他对抗的,而是和他站在一起成全他的。(张晓玲 杨醉文 段涤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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