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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宗福:疫情初期武汉医疗救治为何没能高效有序

2020-06-04 16:47:35 来源:中国卫生

  2019年12月初,武汉发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随后疫情迅速波及湖北省17个市(州、林区),扩散至中国内地31个省(市、区)和港、澳、台地区,并蔓延至全球。

  五大医院包保定点医院

  意识到疫情防控工作的严峻性后,为了及时畅通患者诊断收治工作,2020年1月21日,武汉市在“定点医院”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五大医院包保定点医院”措施。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分别包保武汉市金银潭医院3个重症病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中部战区总医院分别包保武汉市肺科医院2个重症病区。医疗费用优惠政策,由“确诊病人除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外,全由政府兜底”,扩展到发热门诊留观患者“门诊费也由政府埋单”,基本实现门诊、住院患者个人零缴费。

  武汉是疫源地,也是扩散地。加强武汉患者救治,外防输出,内防扩散,成为武汉乃至全国疫情控制的重要任务。2020年1月23日凌晨,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1号通告:自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俗称“封城”。

  武汉实施“封城”策略第二天,2020年1月24日夜(除夕夜),陆军、海军、空军及上海市、广东省医疗队抵达武汉,支援医疗救治工作。之后,更多的医疗队和医疗队员驰援武汉。

  疫情初期暴露医疗救治短板

  由于多种原因,疫情初期,武汉的医疗救治工作没有进入高效有序轨道。武汉战“疫”胶着,传递着医疗救治工作的严峻性,成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堵点”和“痛点”。武汉大学健康学院、武汉大学全球健康中心通过参与式研究,访谈了大量医疗、防疫一线工作知情者,运用多学科专家小组讨论法,快速评估了疫情初期武汉医疗救治方面的突出问题,寻找薄弱环节。

  第一,患者排队长、入院难、出院慢。武汉市人口多、范围大,是我国重要的交通枢纽,疫情暴发时正值春运高峰期以及流感、肺炎高发季。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极强,加之居民恐慌无序,疫情发现初期,大量患者及其家属涌向医院,出现就诊排长队、疑似患者确诊入院难、重症患者死亡多出院少现象。

  第二,医务人员感染时有发生,医务人员体力、精力和数量不足。疫情初期,医务人员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保护措施,医务人员暴露和被感染情况时有发生,不得不隔离观察或住院治疗,一方面形成“减员”,另一方面造成心理压力。同时,发热门诊、呼吸病房、传染病房和重症病房的医务人员,因工作负荷剧增,长时间吃住病房,条件简陋,体力、精力消耗巨大。因此,许多医院不得不从外科、妇产科、口腔科等抽调人员,充实相关科室岗位。有医院管理者坦言,如此延续,医院可“顶替”的人都难找了。

  第三,医疗床位、相关设备物资缺乏。经历2003年非典以及2009年墨西哥甲流等,武汉市开设了一批发热门诊、传染病医院(病房),但由于多种原因,可投入立即使用的传染病病房、病床数量严重不足。同时,近10年武汉没有大的传染病疫情,与传染病相关的物资储备不足,相应设备也数量不足甚至陈旧失修。尽管后期援助物资陆续抵达武汉,但由于消耗过快,加之需求与援助信息不对称,或是管理缺位,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市民不同类型口罩等相关防护、消毒物资处于供给不足状态,直接影响了医疗救治和传播阻断的实施。

  第四,疫情资讯发布不及时,缺乏权威性。疫情初期,与疾病相关的资讯发布不及时,缺失权威性,相关政策迟缓,各种不靠谱的“专业发布”,甚至“谣言”广泛传播,致使市民真假难辨,增加社会混乱和无序,给疫情医疗救治和防疫工作带来被动、阻力和压力。

  第五,“疫情次生”公共事件风险增加。武汉地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进入“疫情应急状态”,高强度、长时间面对陌生的疾病,不少医务人员生理、心理濒临极限状态;市民、密切接触者或疑似患者,长时间自我隔离或集中隔离,心理问题、精神抑郁增多;正常医疗服务和医疗秩序被打乱,其他患者就医救治工作被严重挤占。因此,随着时间延长,医务人员、市民和其他患者,与疫情相关的次生事件风险增加。

  疫情研判不准  医院“孤军奋战”

  经过深入剖析,研究团队发现,疫情初期武汉医疗救治工作胶着有着深层次原因。

  一方面,疫情研判不准,存侥幸心理,早期准备不足。

  武汉疫情2019年12月初就有临床报告,2019年年底至2020年1月初,就已经确认其病原生物体为新型冠状病毒。面对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新型疾病,早期疫情研判不准,各方抱侥幸心理,既没有及时控制疫情,也没有积极准备相关人、财、物、信息、技术和政策,包括病房床位、设备物资、社区组织、应急预案等。自2020年1月23日实施“封城”策略后,各医疗机构爆发式紧急求助医疗物资,患者无序涌入医院,官方渠道的资讯公信力急剧下降。

  另一方面,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不力,医院显“孤军奋战”状态。

  在疫情初期,基层社区组织发动不足,市民无序涌入医院要求就诊、住院和治疗,医院工作负荷激增,供需矛盾加剧。随着疫情发展,防控策略调整,相关部门协同不及时,相关保障工作错位,基层机构难以发挥作用,医院人满为患,拥堵不畅。

  控制源头压力?落实社区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传染性强,重症患者病情进展快,暂无特效治疗药物。疫情之中,当务之急,在于建立适合的疫情防控策略。

  第一,强化分级管理,控制源头,畅通出口。加强物资统一调配,满足医疗防控、防治必须物资,减少医务人员暴露和被感染的风险,保护抗击疫情中的“生产力”。强化社区工作力度,实施人员分类管理,集中收治和隔离,减少人员走动、流动,杜绝传染或被传染发生,控制源头压力。尊重临床一线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和临床判断,简化管理程序,加快患者筛选和重症及时救治,加强出院患者回归社区康复衔接,畅通“出口”。

  第二,充实完善跨部门多学科专家咨询团队,强化政府科学决策。充实完善疫情研判、基层社区防控、临床诊断和救治、物资保障供应、舆情应对、政策评估等专家组,及时制定、调整、推广相关技术规范,发布疫情相关技术资讯,辅助政府科学决策。

  第三,调整疫情防控策略,充实防控队伍,完善协调机制。武汉疫情进入战时状态,攻坚决胜期。要按照防控场所,调整防控策略。例如,征集各类医科院校教师、高年级学生,要求区县疾控机构人员,分片进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社区党组织统一领导,以控制“人传人”为目标,开展社区工作;征集有医学或心理背景的志愿者,充实集中隔离点,帮助开展心理和健康咨询服务,提高集中隔离观察人员的依从性;请求中央增派医疗队,加强临床救治力度,减少重症患者死亡。

  第四,加强政府组织,提高信息透明度,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本着信息及时公开透明的原则,政府组织,各方参与,加强监管,加强抗击疫情必要的物资筹集、管理、分配和发送等工作。

  第五,加大疫情防控宣传力度,提高市民自我保护意识。由政府宣传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统筹组织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加大力度,开拓渠道,丰富内容,活跃形式,让疫情防控知识转化为市民自我保护的力量。

  长效机制防范重大疾病疫情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化、工业化、人口老龄化、交通便利化趋势不会放缓,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自然也会给予人类“报复”:新型传染性疾病在“提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健康危害、经济危害和社会危害强度在增加。近百年来,全球性重大疾病疫情,多数源于城市,已成为不争的规律。建立长效机制,防范重大疾病疫情,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予人类的财富。

  从宏观治理角度,要践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将健康融入城市规划,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建设健康环境。

  从中观治理角度,要加快优化健康服务。以下主要从优化健康服务方面,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要改革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对于特大城市和大中城市,加大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投入,改革管理体系,调整转变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能,强化疾病监测预警和疾病信息管理,建立市级突发公共卫生应急队伍。根据城市地理和人口布局,市疾控中心设置若干分中心,形成全市疾病预防控制网络。现有区级疾控中心,疾病监测预警、疾病信息管理、公共卫生应急等相关职能上划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应规划免疫、慢病管理、健康教育等职能和人员,下划其区属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其次,夯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网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要负责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职责,防治结合,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服务模式,实施网格化的健康管理。

  同时,健全城市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制度。采用平战结合,政府购买和市场运作方式,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的物质基础。

  文/武汉大学健康学院 武汉大学全球健康中心

  编辑/宁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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