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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冲突演化规律和特点

2007-12-20 14:22:20 来源:健康报
  一、起因的体制性与非体制性相互交错  当前发生在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中的冲突,究其原因来说,大多属于体制性冲突。所谓体制性冲突,就是由国家的卫生保健政策造成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卫生保健服务逐步推行了许多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正是这些政策,促使医生们开大处方、过度使用高新技术、过度治疗、重复治疗,从而导致医患利益冲突的加剧。  近十几年来医药费用快速上涨、民众看不起病的情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比如,以药养医的政策,必然促使医院鼓励医生尽量多开药、开贵药、开进口或外资企业的药,而医药生产企业为推销药品,向医生和医院实行回扣,又大大加重了病人的负担,而这些都是医生们难以避免的。  当然,将当前医患利益冲突全部归咎于市场化的卫生政策,医务人员一点责任也没有,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且对于卫生部门整顿医疗秩序、提高卫生队伍的道德水平,也无益处。这里要指出的是,体制的利益冲突和非体制性的冲突是可以相互作用的。市场化的卫生政策诱发了一部分医务人员的贪婪之心,而少数医务人员的贪婪,又传染、腐蚀了卫生队伍。  二、多重间接冲突激化了医患间的直接冲突  当前医患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仅表现为如上所说的医患间直接的显性冲突,还表现为某些间接的隐性冲突。  隐性冲突的特点,是表面上似乎不直接反映医患间的利益冲突,且常不发生于医患之间,但其本质上是医患之间的利益冲突。如医与药的相互关系,医学研究主体与医药开发商的关系,其本质都是医与患的关系反映。再如,关于医疗事故的处理,一些相关规定就隐藏着医患双方的利益关系。具体表现是:医疗事故鉴定,规定由医学会组织进行,但由于医学会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管辖,许多省、市医学会的会长,就是卫生局长,因而病人们认为这种鉴定,是很难公正的;关于举证倒置的规定,许多医务人员认为过于有利于病人,为医生制造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不得不采取一些保护自己的措施。  值得指出的是,间接的隐性冲突常常激化医患间的直接冲突,同时也是显性的直接冲突的重要源头。我们从一些医患纠纷的事例中可以看到,由于医疗鉴定中的不公正,一些本应通过医疗事故处理得到解决的纠纷,最后演变为公开的冲突,甚至发生暴力行为。  三、冲突的群体性与个体性的不同表现  当前医患间利益冲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冲突具有群体性的特征,即任何一个冲突的发生,在医与患两个不同群体之间,一般都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各方一般都为自己一方辩护。从这一角度看,当前医患冲突具有群体性的显著特点。但是,这种群体性又有明显不同。冲突的一方病人,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彼此没有联系的单体,另一方的医生和医院,则是处于高度组织化的状态中。  医院和医务人员,他们拥有医院管理组织、医学会、医师协会,这些组织经常反映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诉求。如医院管理学会、医师协会经常发表调查报告,有多少医院被砸,有多少医务人员被打,有多少医疗纠纷是由于病人要求过高引起的。但没有人看到有多少病人受害、有多少病人由于医疗不当而人财两空的调查统计报告。除开媒体揭露一些典型的案例,我们没有看到有关这方面的统计与调查。这就是说,病人面对的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他们的诉求是针对群体的,如果诉求得到满足,其赔偿是由群体承担的,虽然纠纷的起因往往导源某一医务人员,但某个医务人员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群体,因而在医院和医生们看来,病人抗争的往往不是某个医务人员个人,而是医院或医务人员这个群体,导源矛盾的医务人员常常退居后台。  病人一方则表现为典型的个体性。他们是以个体身份与医方抗争的,是他们自己为自己说话,最多也不过有他们的家属和亲戚参与,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后援。他们的诉求常被医方认为谋取个人利益,甚至认为是少数刁民无理取闹。  双方对阵的这种不等性,使病方处于不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它成为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医方的一些当事人不了解这点,常以强者的姿态出现,采取一些不妥当的做法,使本来不难解决的纠纷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四、冲突的理性与非理性相互转化  在社会转型时期,不同阶层、不同方位的人群出现利益冲突不足为怪。但是,当这种冲突发展到了非理性的程度,就不能等闲视之了。我们面前的医患利益冲突,其中大多通过合理的途径,如向医院或卫生部门提出诉求,双方协商,或向法院提起医疗诉讼,而得到了解决,医患间比较满意。应当说,这种解决冲突的办法是比较理性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部分冲突表现得非常不理性,如有的病人亲属围攻殴打医生,羞辱医务人员;有的还纠集社会闲散人员打砸医院,滋事闹事,出现所谓“医闹”;有的甚至因医疗纠纷杀害医生,酿成悲剧,严重扰乱了医院的正常秩序,危及社会治安。这些都是医患利益冲突的非理性的恶性表现。  很多恶性的非理性的医患冲突,是从理性转化而来的。促成医患利益冲突的非理性的恶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病人对其接受的医疗服务存在严重不满。这可能是因为医疗不当造成了不应当发生的死亡,或是在患者看来费用过高,也可能因医患间在交谈时发生了争执而导致双方产生了对立情绪等等。总之,任何医疗纠纷并不一开始就是恶性的、非理性的。潜在的医患利益冲突,只是在患方多次诉求未得到满足而别无选择时,才演变为非理性的恶性冲突。  五、冲突的即发性与后发性  医患利益冲突和其他方面的利益冲突不同,除少数由于语言交恶引起的即发性冲突外,大多是后发的,即不是由于医患交恶后立即发生的。  由于医疗工作的特点,特别是病人对医疗结果的不满,一般要经历一个认识和察觉过程。从已经发生的多起医患冲突的起因看,大多出于是对医疗结果的不满。有的是病人出院后旧病复发,或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并发症,甚至死亡;有的是病人发现院方收费极为不合理。病人及家属在经过一些调查,且经过上访、交涉后,才与医院发生暴力性冲突。有的医院发生了医疗事故或差错,以为病人已经出院,认为万事大吉,结果过了几天或半个月,病人又找上门来,这时再补救为时已晚。从一些冲突的案例来看,这种后发的冲突,远比即发性冲突严重,调解更为困难,持续的时间也可能更长。医患冲突的这一特点,提醒医院要主动检查自身的工作。如果发生了医疗事故或差错,一定要主动检查,主动向病人说明并提出解决方案,千万不能得过且过,否则,等到病人找上门来,解决问题就困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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