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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何权瀛:慢病防控疾呼医学整合

2017-05-19 06:12:13 来源:健康报
 
“长期以来,广大慢性病患者遵循‘因症就诊’的医疗模式,慢病的长期治疗、康复、患者的教育和管理一直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更谈不上预防。”何权瀛说。 姚常房摄
□本报记者 谭嘉
对话背景:近年来,我国慢病防控取得积极进展,但仍有许多慢病患病率和病死率有增无减,防控形势严峻。呼吸系统疾病很多是慢性疾病,我国呼吸内科知名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何权瀛教授长期致力呼吸系统慢病防控,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认为在整合医学观念指导下,切实做好分级医疗,努力做好各种慢病的全程管理和综合防控,将会使我国慢病防控工作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慢病间往往有着复杂的关系,如果只试图治疗其中一种疾病,常常很难奏效
健康报:就您的了解,目前我国慢病发病情况如何?
何权瀛:目前我国已经进入慢性病高发、高负担时期。中国慢性病确诊患者已超过2.6亿,其中包括高血压、缺血性心脏病、卒中、糖尿病及慢性呼吸道疾病。众多慢病中绝大多数均属于终身性疾病,病情复杂。慢病在整个疾病负担中占的比重已达到70%。由于我国已快速进入老龄社会,许多中老年人常常患有多种慢性病。这些疾病之间又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关系。如果我们只试图治疗其中一种疾病,常常很难奏效。因而需要多学科综合治疗,而目前无论是政府还是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全面和深入。
健康报:您曾多次强调基于慢病的复杂性,需要从整合医学视角来重新审视防控策略,能否举例说明?
何权瀛:以呼吸内科常见的慢性阻塞性肺病为例,该病常与其他疾病合并存在,慢阻肺的治疗必须包括各种合并症的诊断和治疗,但是目前慢阻肺的某些合并症常常被忽视,如心力衰竭、肺癌及抑郁症。研究结果显示,许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最终不是死于本病,而是死于缺血性心脏病和肺癌。
另一个例子就是患病率较高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目前认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可以引发和加重高血压、冠心病、复杂性心律失常、顽固性心力衰竭、2型糖尿病、卒中等诸多疾病,被认为是多种慢性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虽然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睡眠障碍学组等相关学术组织相继制定了OSA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卒中诊治的多个专家共识,但收效不大。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是OSA与上述相关疾病的诊治分属于不同学科,现代临床医学分科过细,每个学科的医生只关注其学科相关问题,对其他学科疾病,即使与其关系密切,也置若罔闻。尤其是进入医疗改革之后,将市场经济引入医院,逐利机制已成为各种医疗行为的内在动力。很多学科不愿意让其他学科插手其专科疾病的诊治,生怕别人抢了他的蛋糕。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会影响OSA防控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还会影响OSA下游阶段疾病的防控,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卒中、糖尿病及代谢疾病等。目前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要真正一揽子解决慢病的诊治、教育、管理和康复,必须通过分级诊疗,动员全社会参与
健康报:时下,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分级医疗制度建设,分级诊疗对于慢病防控有何促进作用?
何权瀛:将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控加以整合,只是慢病防控工作的一部分,还有更重要和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广大慢性病患者遵循“因症就诊”的医疗模式,慢病的长期治疗、康复、患者的教育和管理一直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更谈不上预防。要真正一揽子解决慢病的诊治、教育、管理和康复则必须通过分级诊疗,动员全社会参与,各尽所能,各负其责。前几年,我曾对我国广大农村基层医疗单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诊治状况和基层医生对于慢阻肺的认知水平做过一次调查,其情况令人担忧。要做好慢病防控工作,必须形成由疾控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院和专业防治机构共同构筑的慢病防治工作网络。
健康报:推进分级诊疗与贯彻整合医学理念两者是否也存在关联?
何权瀛:搞好分级医疗有助于贯彻执行整合医学观念。目前在我国的大城市三级医院由于临床分科过细,大医院的医生对于各种慢性疾病的诊断,特别是治疗,常常只能在疾病某一个阶段发挥作用,而不能对各种慢性疾病患者实施全程管理,诊治很难贯彻整合医学的观念。然而在广大的基层医疗结构,各种疾病的诊治分科并不像三级医院那么严格,因而基层医生对于各种慢性疾病的综合诊治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可以通过转诊和治疗、教育管理患者,对各种慢性病实行全程终生管理,是全面保障人民健康的守门人和初诊者。
慢病基层首诊,需要法律层面的规范和强制力保障
健康报:对于加强慢病防控,在操作实施层面,您有何具体建议?
何权瀛: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出台了多项重要政策举措,但问题在于还缺乏法律层面的规范和强制力保障。
分级医疗作为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的一种构建模式,在其法制化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强调国家履行义务的基本原则,国家的义务应当包括政府在分级诊疗制度的建设中投入足够比例可以获得的预算,提供必要的健康服务或创造条件。
基层首诊需要法律设计。基层医疗机构有义务配备全科医生为就诊者提供相应治疗方案并决定患者是否可以转诊。居民也有履行在基层医疗机构注册并接受基层首诊的义务。在基层首诊制度法制化的过程中,政府应在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的基础上对基层医疗机构加大财政投入,提高其服务能力,改革全科医师培养和管理制度,解决基层医疗人才不足的问题。
财政制度和医保制度是引导患者流向的两种十分重要的制度,但现行医保报销比例在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差别不大,对基层倾斜力度不够,不足以影响或引导患者的就医行为。应规定合理的补偿机制对医院向下转诊患者给予一定补偿,使医院和社区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
此外,还需建立统一转诊的标准和监督机制。由于缺乏统一的转诊标准,大多数情况下,只凭医生主观判断,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相关部门应组织医疗机构和专家尽快建立统一的转诊条例,使转诊有标准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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