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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炯:急救车的“世界”很小也很大

2016-11-25 07:32:38 来源:健康报
 
特约记者 宋琼芳
“当一根细细的电话线被赋予‘120’这三个数字后,它搭建起的是延续与保障生命的桥梁。”图为赵炯正在为患者实施急救措施。 图片由赵炯本人提供
“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一个‘急救世界’。”前不久,上海市卫生计生委系统举行了一场先进典型故事分享会。会上,一个瘦小的女性身影格外引人注目——2016年第10届“中国医师奖”获得者、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的随车急救医生赵炯进行了一场感人的演讲。
从1996年进入上海“120”工作以来,近20年,赵炯伴随着蓝色闪烁的车顶灯,几乎天天飞驰于上海的大街小巷,救治病人于生死一线间。对她而言,获得肯定固然可喜,但能让更多人了解、走进急救的“世界”,则更令她欣慰。

车子很小,
责任很大
“120”救护车,车厢内的面积不足3平方米。救护车上,一共就3个人,除了赵炯这个急救医生,还有一个驾驶员和一个急救员——也就是担架员。只要一上车,他们一干就得12小时,日夜翻班,每一班基本上要出车十几趟。
赵炯每天要做的动作就是:迅速上车,下车;再上车,再下车……狭小的阁楼、拥挤的菜场、车流如洪的马路、荒郊野外的沟田,都是他们挥洒汗水的“战场”。
“当初选择这份职业,也是一个巧合。毕业时,急救中心正好在招医生,我当时认为,在哪里做医生都一样,都是治病救人嘛。后来才发觉,原来救护车上的医生和医院里的医生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作为随车的唯一医生,在救护车上的狭小空间内,她不仅要依靠简单的医疗设备,凭借不断积累的急救经验,对复杂、危重病情快速做出合理判断,进行准确救治,还要为患者进行心电图检查、静脉输液、气管插管。除此以外,对一些紧急病情,她要有迅速进行对症处理的能力。最重要的,也是和医院医生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要付出更多体力,将病人抬着抱着下楼,直至抬上担架。赵炯笑着说,“其他不说,就只是上楼下楼地抬抱病人,有人给我算过,我所走过的路程长度,等同绕了地球的1/5;我的急救‘路码表’已指向40万公里,这足足能绕地球10圈。我自己听了,也吓一跳。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出车急救、医院转送、回救护站短暂休息、再出车急救这样看似单调而又充满意外的重复循环中度过”。
在她心中,当一根细细的电话线被赋予“120”这三个数字后,它搭建起的是延续与保障生命的桥梁。“用老百姓的话来说,‘120’,那可是‘救命’的啊!”她说,“我们的技术与服务水平,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个子很小,
能量很大
既要做医生,又要做护士,还要做工勤人员,赵炯“身兼数职”,还要时刻面对各式各样的患者和突发情况。“因为个子小,刚开始的时候,对我来说,这可真是一个挑战!有时回家后,手臂都抬不起来。后来经过慢慢锻炼,这么些年下来,也有了一定的臂力。”她回忆说。
当然,工作中的种种健康损伤也出现了:由于接到命令就得出车,哪怕刚吃上一口饭也得赶紧放下,饮食不规律导致胃病缠身;由于长年累月地抬上搬下,膝关节、髋关节、颈椎、腰椎等骨科疾病更是成为“常客”……不过,比起这些身体上的疾病,心理上的压力才是更大的。
“我们只要上车出发,就要做好心理准备,时刻应对不可预知、不同系数的风险。”赵炯笑言,“什么都习惯了,什么都能理解。你想,叫了救护车的病人,一定挺严重,病痛折磨下,人的心情会好吗?再想一下,家里如果有人患了重病,你能不着急吗?碰上医院没有床位、不能及时收治,或者路上交通堵塞、导致车子晚到,家属当然就没有好脸色给你看啦!”
作为医患矛盾的“直面者”,赵炯没少受委屈。她难忘2013年那“百年一遇”的酷暑。她和同事三人挥汗如雨,正当他们将一位病人送到一家三甲医院时,医院连过道都塞满了人,一张空床都没有。可是这位患者的病情比较严重,没办法站着,必须躺着,无奈之下,只能躺在急救车的担架床上——“压床”的情况又发生了,怎么办?
“我们急着要出下一车,而躺在担架床上的患者也急着要被收治,现实却是,所有人只能等待!”赵炯每次说起,都充满无奈,“后来,当我们赶到下一位病人那里时,刚打开车门,就听到周围一片骂声。我们也不管了,一看,病人是一位老太太,不小心在马路上摔倒。家属直接冲过来,劈头就是一句:‘你们来得也太慢了吧!’我赶紧蹲在地上,迅速将老太太的手腕固定好之后,抬上担架,往医院赶”。
当时,赵炯觉得很气愤,一肚子委屈没地方倾诉,好像快“爆炸”了。可是每一次,不用多久,她就会“自我消化”掉不良情绪。“想想也没什么要紧,只要能确保病人得到快速救治,那就行了。”赵炯说,“有时候病人埋怨、家属责怪,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因为只有当我们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才会安心。能够帮助病人康复出院,能够让一个家庭重获笑容,这是我最大的满足了!”
20年,赵炯算了一下,她救治过的病人已经超过3.6万,这相当于一个小街镇的居民人数了。“你看,我的头发都已经开始白了。”赵炯笑着说,“这些年来,看到身边很多同事都跳槽了,我也有想过换职业,去医院里当医生会不会轻松一些?正常一些?但后来,我还是选择留下,因为我觉得自己是真的喜欢急救这个工作,能面对内、外、妇、儿等各种疾病的挑战。还有,每当看到患者转危为安,每当家属对我说声‘谢谢’的时候,我都会很开心……人活着,总要有一些精神”。
生活很小,
意义很大
救护车的工作就是全天候待命,正常的休息和节假日是一种奢望。因此,赵炯发自内心地感叹:“我觉得最亏欠的,是我的家人。”
她不能忘记女儿3岁时的一件事。那天,她正在值夜班,母亲打来电话。父母早已了解与习惯她工作的特殊性,从不会无缘无故打电话来。半夜时分,究竟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宝贝突然发烧到40℃了,我现在就到你分站所在的医院来,你来急诊室看看女儿!”赵炯赶紧从站里跑出来,可是,还没跑到,同事就来电话说:“调度室放车,有一位疑似心梗病人!”当时,外面正在下雨,她调转身往回赶的时候,正巧看见母亲抱着女儿,从出租车里出来。她向母亲喊了一声:“我要去出车了!”就这样把她们“撂下”。
“选择,就代表失去,那一刻唯有坚强,以及对我父母深深的感激!”对她而言,生活很小,永远是家与单位和救护车的“勾股定理”,可是,生活的意义却很重大——因为女儿、因为家人,让她更深沉地体会到人生的不易与生命的珍贵,让她在面对每一位陌生的患者与家属时,都能更加懂得什么是设身处地、怎么样小心翼翼。
“女儿小时候,每次我去上夜班之前,她都要拉着我,恋恋不舍,要我讲个故事再走。后来,她长大了,知道妈妈的工作是去帮助很多生病的人,让他们快一点好起来,所以她变得很乖、很懂事,不会一直黏着我。她为妈妈是一个急救医生而感到骄傲呢!”赵炯微笑着说,“无论如何,妈妈不能让她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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