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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病理人

解密“读片专家”眼中的精彩病理学

2016-10-28 07:32:07 来源:健康报
 
本报记者 吴 刚 马 佳 杨金伟
李文才教授
王 哲教授
杨举伦教授
10月21日,本报介绍了4位病理学专家,并请他们讲述自己在学习、研究和发展病理学过程中的一些有趣小故事。文章发表后,我们收到很多读者反馈,希望认识并了解更多病理学专家和知识。应大家要求,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3位病理学专家,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他们的故事。
李文才
病理学诊断是精准医学一部分
谈起当初从事病理的情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主任李文才教授记忆犹新。1987年,李文才从当时的河南医科大学医疗系本科毕业,本想从事外科的他,留校被分配到了河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病理科。由于当时对病理科的工作并不了解,再加上当时病理科只有几间破旧的房屋,环境、设备和工作条件很差,李文才曾一度失望过。
“当时对病理科的理解,认为是为临床医生服务的辅助化验科室。”李文才说。然而,时过境迁,随着医学的发展和医院规模及实力的大幅提升,病理科在医院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临床科室也越来越依赖于病理科。
李文才介绍,病理学诊断被誉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以及对肿瘤发生的分子机制认识的深入,病理学诊断已经不仅仅依赖于形态学诊断,免疫组化和分子生物学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病理诊断中,分子病理诊断在临床医学中的作用也愈加重要。李文才介绍,一些疑难病例,结合组织形态和免疫组化结果仍难以明确诊断时,从基因水平检测相关基因的异常改变有助于鉴别诊断。另外,靶向治疗是当前肿瘤治疗研究和应用的热点,患者在应用靶向治疗前必须检测相应的分子靶点,这些往往是肿瘤驱动基因的分子改变。正是应用分子病理诊断技术检测这些分子靶点,为肿瘤患者个体化的治疗提供依据,同时也避免了因无相应靶点而造成的过度治疗的情况。可见,临床病理学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疾病的诊断上,而且也体现在疾病的治疗上。因此,临床病理学在临床医学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病理医生在疾病的临床诊治过程中从幕后逐渐推向了幕前,病理科当属临床医学学科。李文才说:“尤其在肿瘤诊治过程中,病理学诊断就是精准医学的一部分。”
病理学诊断水平是医院医疗质量主要评价指标之一,直接关系着医院的诊治水平。目前,大型医院也扭转了对病理科投入不足的情况,把病理科作为全院发展的重点之一。
李文才介绍,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该院病理科已发展成技术力量雄厚,学科队伍结构合理的科室。对于病理科的发展,李文才认为,由于当前病理学涉及的内容广,知识更新快及临床科室的要求高,“大病理”已经不适应现代医学的发展,应着重发展病理亚专科。病理亚专科建设的核心是人才建设。在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该科积极引进硕博毕业生,使病理医师队伍扩大至目前的44人。同时,在李文才的带领下,采取送出去和自己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培养了一批病理亚专科人才。目前,该院病理科已发展成涵盖淋巴造血疾病、乳腺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头颈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女性生殖系统疾病、骨与软组织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细胞病理、分子病理等多个病理亚专科的病理科,并且病理科几乎已参与到该院所有的MDT团队中,提升了该院的病理诊断和科研水平,为临床医生和患者提供更好的专业服务。
王 哲
扎根病理 共谋发展
随着医学的进步,近年来,我国病理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一种新型肿瘤——炎症性单形性未分化肉瘤的发现和命名更是举世瞩目。该项发现,填补了世界卫生组织淋巴管肿瘤分类中空缺淋巴管恶性肿瘤的空白,对肿瘤学的分类、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临床意义,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病理界学者首个自主发现和命名的新肿瘤类型。这个新型肿瘤的发现者正是第四军医大学基础部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和西京医院病理科主任王哲。
王哲介绍,炎症性单形性未分化肉瘤的临床表现、病理学形态和预后特征独特,与目前已发现的肿瘤都不相同,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肿瘤病理学分类中没有相似类型。澳大利亚皇家病理学院的官方病理专业杂志对此次新肿瘤类型的发现进行了报道。
相比于其他病理同行,王哲有着独特的两年临床医生的经验。1993年,本科毕业的王哲来到了新疆疏勒县的一所军队医院当起了一名儿科医生。“那时候是90年代初期,边疆地区的医疗条件还比较差,而更令我没想到的是,当地居民的医疗意识更是薄弱。在这两年中,我目睹了不少因为缺乏医学常识而延误治疗的病例。”从那时起,王哲就有了继续深造的念头。1995年,王哲报考了第四军医大学基础部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研室研究生,师从著名病理学专家黄高昇教授。从此,王哲步入病理学行业,一干就是20年。
王哲擅长淋巴造血系统、软组织和男性泌尿生殖系统病理诊断。他在国际杂志中报道了多种罕见的肿瘤和病例,包括异位室管膜瘤、移植后卵巢浆液性囊腺癌、伴有明显鳞化的胰腺黏液性囊腺瘤、发生于胃的钙化性纤维假瘤、先天性淋巴管瘤伴有巨指畸形等;在研究中发现,药物诱导白血病凋亡途径中,溶酶体蛋白酶Cathepsin D的转位是连接溶酶体与线粒体凋亡途径之间的重要分子;发现乳腺癌的新辅助化疗可以影响肿瘤HER2免疫组化状态的改变,但不影响其基因扩增的变化;还发现了核糖体蛋白激酶RSK4是肾细胞癌独立的预后预测因子。
作为第四军医大学基础部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和西京医院病理科主任,王哲十分注重培养病理学的新生力量。王哲表示,我国病理医师存在严重不足的现象,并且多数中小型医疗机构病理医师水平不一,良莠不齐,误诊现象屡见不鲜。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现行病理医师的培训不统一、不正规。因此,建立正规化的培训体系,培养高质量的病理住院医师是首要问题。
杨举伦
不忘初心 矢志向前
他不在大学教书,却培养了近40多位博士生和硕士生;他不是专职研究人员,却发表了160多篇学术论文,获得4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多项国家发明专利;他不在省属医院工作,却连续担任了四届云南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主任委员。他就是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超微与分子病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军病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解放军昆明总医院病理科主任、博士生导师杨举伦教授。问他为什么取得这些成绩,他回答:不忘初心,矢志向前。
在学病理课程的时候,他就对病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是一个崇尚知识的年代,有学问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儿。”杨举伦回忆道。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在外界看来是枯燥单调的,在杨举伦眼里却是精彩的,充满复杂、深奥、神秘,趣味无穷。他暗下决心,做一名既会做诊断又会搞科研的病理学家。虽然收入不高,但他一干就是30多年。除了看切片、发报告,就是搞科研、带学生。“每天忙忙碌碌,我觉得很充实。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在显微镜下看几例病理切片,马上就会心平气和。”他为自己写下“微观世界显身手,幕后英雄亦风流”的座右铭,激励自己并上升为科室文化。
1987年,杨举伦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昆明总医院病理科。看到偏居一隅的科室、白发苍苍的老主任、陈旧的病理设备,他心里五味杂陈。如何才能改变科室的现状呢?杨举伦了解到,医院需要有学术水平的成果,临床需要科研合作,病理科正好具备做科研的基础条件和人才资源,是翻身的好机会。于是,杨举伦开始了科研强科的漫漫征程。医院对他的强科之梦给予了大力支持,送他外出攻读博士学位,公派赴美国留学。1997年,34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科主任。2004年,杨举伦组建了分子病理实验室,用于课题研究,科研迅速与国际接轨。之后他将建立的20多项分子病理技术应用于早期诊断和肿瘤治疗靶点检测,成为全国较早开展临床分子病理技术的单位。杨举伦认为,超微病理和免疫组化使病理诊断和研究产生了质的飞跃,如今,分子病理和数字病理将加速病理学的现代化进程。科研之路是辛苦的,杨举伦没有学会打麻将、斗地主,没有时间陪家人,大部分星期天和节假日都在科里度过,与研究生讨论实验结果是他最愉快的时光,论文发表是他最兴奋的时刻。他的努力收到了回报:科室先后成为第三军医大学、昆明医科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博士生培养点、博士后工作站、云南省创新团队、云南省临床重点专科、成都军区医学专科中心,杨举伦被省政府授予中青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称号,享受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一类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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