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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孝平:突破禁区的“多面”勇者

2016-08-12 06:22:48 来源:健康报
■采写/ 特约记者 蔡 敏 通讯员 常 宇 李韵熙

 
 
陈孝平(中)正在实施手术。
陈孝平(右一)带领同事和学生为病人手诊。
■“最老实的方式是最快的”
生活中,他提供给自己的条件可谓“极简”;但在世界肝癌外科领域,他的成就却十分“富足”——做出肝癌外科治疗和肝移植领域的创新性成果;提出新的肝癌分类;建立3项控制肝切除出血技术和1项肝移植术。基于解决中国人的肝脏问题,他的原创贡献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在临床、教学、科研工作40余年,当心头所好慢慢成为自己的信仰、成为了自己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作为医者,他对事业追求的热度仍在与日俱增。
早上9点,陈孝平赶到手术室,旋即踱步到阅片机旁,扭着头凑近磁共振片,瞪大眼睛搜寻着。虽然手术在脑海里早已反复演练了多次,但上台前的一刻,他仍然要再审视一遍有没有遗漏。“今天这个病人比较复杂,癌肿侵犯到肝脏、胰腺,两个主动脉血管之间还有一个鸡蛋大的淋巴转移癌灶,需要小心又小心……”
这40年,陈孝平已经做了一万多例肝脏疑难手术。切开、暴露、分离、止血、结扎、缝合……手术时,陈孝平依然执着于每一个规定的细节和流程。“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点一滴汇聚而成,着急没有意义,最老实的方式其实是最快的。”
熟悉陈孝平的病人都知道,陈教授手术之外还是个“B超医生”。他对所有主刀的病人,都要亲自看B超的动态影像,而不是只看纸质报告。每周他都有固定的读片时间。“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应该先看片,再看报告。因为外科医生不仅要对疾病有明确诊断,更要精准了解肿瘤的确切位置,与周围其他器官的关系。提前预判,有目的地去做手术,有了警惕、主动,胆大心细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伤。”对每一个术前病人,不仅亲自检查看片,陈孝平还要求大家把各种检查结果带进手术室,随时调看,避免失误。于是,他为病人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比很多人就要多得多。
“开足马力!调到100!”一阵高频电刀的刺耳长音预示着手术进入关键步骤——清扫侵蚀肝脏的转移瘤。
“外科医生十八般武器都要会用。”肝脏外科光电刀就有好几种,每一种器械如武术界的刀枪剑戟,用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功能也不一样。特别是在中国比较落后贫穷的地区,一把电刀也要挽救肝脏病人生命。当器械设备不够先进时,手术常需要靠人为经验和脑力来补足这些缺陷,这便需要医生更为谨慎、细致的心态投入到手术中去。“所有临床器械设备你都能用,才算得上外科界的武林高手!”
陈孝平所收获的这些经验与价值,其实是靠着这几十年的不断累积总结起来的。
1973年,陈孝平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那时,中国人因为营养状况不佳,肝炎、肝硬化发病率居高不下,是世界上的肝病大国,对肝癌的诊断也普遍较晚。而肝脏是人体内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血供丰富、功能复杂,因而肝脏外科也以难度大、危险性高、手术禁区多著称。所以,当时年轻的陈孝平选择肝脏外科作为主攻方向,颇有点知难而上的胆略和勇气。然而,从毕业直到1979年,这名年轻医生却在6年间没有见过一台肝脏手术。
刚毕业时,陈孝平被分配在安徽蚌埠医院肿瘤外科。那时候医院不分专科,甲状腺、乳腺、食管癌、肺叶切除,所有腹部的手术他都要学习做,就这样,上达食道手术,下到肛门手术,陈孝平由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4年的一天,刚毕业一年的陈孝平跟随老师一起实施了一台双侧甲状腺切除手术。病人是个50来岁的中年妇女,当时老师主刀,陈孝平做第一助手。手术后刚回病房,病人就开始全身不断抽筋。刚开始因为不懂,医生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给病人用点钙,但是情况一直不好转,且越抽越厉害。大家想了很多办法,甚至包括偏方,仍然不起作用。那天晚上,陈孝平回到家,仔细翻书找原因,才知道原来大家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误。人有4个甲状旁腺,手术中只要保留一两个,病人就不会发生抽筋并发症,可那次手术却将它们全都切掉了。这是陈孝平第一次遇到与手术有关的严重并发症,这次手术过后病人的痛苦对陈孝平影响极大。“外科医生责任太大了,手术都在毫厘之间,开好了是治病,开不好可能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而反过来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医生的成长就是在挫折中越挫越勇。”这也是陈孝平如今经常对学生们说的话。
毕业后第二年,医院里来了一位当时下放农村的女知青,20多岁,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当地的农民都说她未婚先孕。女青年压力很大,因为她无法讲清楚,几次要跳井自杀。年轻的陈孝平在门诊看到她时,发现腹部情况不对头,轻轻一扣诊,肚子里明显有实体瘤,怎么可能是怀孕?陈孝平于是让她住院,还请来科室主任进一步确诊,怀疑是卵巢囊肿。那一次,主任让他主刀。手术在肚子上划开一个长长的切口,突然一个脸盆大的囊肿从腹腔里面蹦了出来,再俯下身一看,下面有一个像蒂一样的血管,像西瓜的根,根很细,陈孝平迅速拿钎子一夹,切断后拿出大囊肿。病终于诊断清楚了,不仅救了女知青的命,更洗清了她的名誉。
“作为医生,你不仅要了解各个要素,更需要明白人体手术的整体意义和性质,知识活了,才能够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应变。”陈孝平的体会来得朴实深刻。
■比想象更艰难的挑战降临了
在同事、学生的眼里,陈教授永远是和蔼可亲的,但都知道他仅有的一些怪脾气:从不参加各种吃饭应酬,哪怕是学生毕业时的邀约。这又让很多人不理解。在陈孝平看来,一日三餐太复杂就是浪费时间。可不想,如此极简的生活却招来同事们对陈孝平夫人常立文的“批评”。一次,陈教授做体检,外套一脱,露出的毛衣居然还破了洞。常立文哭笑不得:“他常常抓到什么穿什么,旧了破了也不扔,我根本拗不过他,对物质生活他的要求很低。”然而,正是这股拗劲儿让陈孝平在肝脏外科领域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绩。
2009年11月3日,一场不寻常的手术正在进行。同济医院外科手术室,一位“日行10公里减去脂肪肝”的普通母亲,正在接受母子间活体肝移植。与此同步,中央电视台也全程直播了这次“暴走妈妈”的手术。
手术由陈孝平“坐镇”,率30多位医护人员全力以赴。这场肝移植手术历经漫长的14个小时,最终母子平安。在业内,器官移植是外科手术的“王冠”,肝移植更以手术难度高被称之为“王冠上的明珠”。在国内,亲属间辅助性部分活体肝移植从理念到实践,都由陈孝平教授首创。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陈孝平在国际上第一个提出了“亲属间活体肝移植”的理念;2008年,陈孝平教授主刀,国内首次亲属间活体肝移植手术获得成功。“暴走妈妈”术前,专家大会诊决定了儿子肝切部分,妈妈只割小部分肝的手术方案。这种手术方法也是陈孝平在读博士期间提出的,手术难度大,在当时是国内首创。他认为,良性肝病全切肝脏没有必要,病人只需37%左右的肝脏就可维持功能。这样,供肝体积小,供者的安全系数也更大一些。而这次为“暴走妈妈”手术,他暗暗在心里设定的目标是:这位母亲不仅要安全手术、健康恢复,更要正常生活。
虽然后来手术在大家的关注下大获成功,然而,手术过程中,比想象更艰难的挑战降临,让现场所有医生吃惊。
正常肝脏有一根胆管,大约1厘米粗细。但手术过程中,当切下母亲肝脏时,医生才发现,肝内胆管竟然有4根,根根细比铅笔芯!这在医学上被称为基因变异,这种基因变异存在于超过一半的健康人身上,这就给医生手术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
在肝移植领域,胆管缝合比全肝移植都要难。传统方法是全部缝合,但术后并发胆管阻塞的几率大,直接影响移植效果。而早在几年前,陈孝平率先在国内尝试了胆管部分缝合,这样既减少了胆管阻塞的发生几率,也不影响胆管功能。
这次手术,考虑母亲胆管太细,部分缝合也是首选。在国内,能做这种手术的医生凤毛麟角。而类似手术,陈孝平虽已做上百例,但这一次,要同时缝合4根。陈孝平沉着应战,直到晚上,最后一根胆管才缝合成功。最难的关头过去了,陈孝平一直悬着的心放下大半。
■面对质疑和挑战的果敢
在肝脏外科领域,陈孝平被业内称道的是打破了该领域5个手术禁区,在世界创立了3项中国人的原创手术方式。而且,这些方法很快在基层医院得到推广,极大地提高了中国肝病手术治疗水平。敢于质疑和挑战,陈孝平带领团队突破束缚,突破一一个个手术禁区。
大肝癌能否手术切除?以往认为,肝癌的手术切除主要适用于早期的小于5厘米肝癌;对于大肝癌,只能先栓塞,肿瘤缩小后再行二期手术切除。在外科临床实践中,往往存在这样的认识误区:大肝癌手术切肝量大,易发生肝衰竭并导致死亡。而影像学和外科临床研究结果又表明:相同解剖范围内的肝切除,肿瘤越小,切除的正常肝组织量越多;癌肿越大,切除的正常肝组织越少。而且大肝癌患者,无瘤侧的肝组织代偿性增大,病侧肝组织由于肿瘤压迫和破坏,有功能的肝组织残存量很少。陈孝平认为从理论上讲,大肝癌切除不一定发生肝功能衰竭。之后大量的手术证实,大肝癌是可以安全地实施肝切除手术的。
常温下肝脏耐受缺血的安全时间是多少?以往认为,常温下暂时阻断肝门血流一般不应超过15秒。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同济医院外科抢救的2名患者阻断肝血流时间均超过了20秒,未出现不良后果。陈孝平团队由此对于“常温下暂时阻断肝门血流一般不应超过15秒”这一传统理论提出质疑,并开展了相关实验和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在无活动性肝炎、严重肝硬化、脂肪肝的病人,肝常温下阻断入肝血流时限达40~60秒是安全的。这一研究结果为肝切除术的安全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怎样解决肝切除术中大出血这一难题?陈孝平在手术中发现,肝脏手术有一个关键步骤,就是将手术中肝脏悬吊起来充分暴露。传统的肝脏悬吊技术因为是用坚硬的器械盲穿悬吊,极易损伤肝脏血管出血。这样的手术难题往往会不止一次地挡在医生面前,每到此时,陈孝平儿时顽皮敢冒险的冲劲儿又回来了。陈孝平想,绳样的手术带不是很软吗,这总不会碰坏肝脏脆弱的血管吧!于是他在肝后下腔静脉右侧与右肾上腺之间建立肝后间隙的通道,沿这一通道置放2根手术常用软条带,1根向左拉,1根向右拉,这样就容易暴露出肝深部的断面。其显著优点是操作简单而安全,而且2根悬吊带向左右牵拉时可更好地暴露深部的断面,有利于控制两侧断面的出血。2014年12月4日,全球科技领域顶级权威杂志《自然》(《nature》)史无前例地出版专辑,介绍这项肝脏外科的成就,文章中评价道,“陈孝平教授对肝胆胰疾病的治疗做出了举世贡献,是国际肝胆胰技术改进和创新的领导者”。
陈孝平在其40余年的医学生涯中,不断收获着国际国内的广泛赞誉。陈孝平教授不断创新,简化了肝切除的方法,提高了肝切除的安全性,使我国肝脏外科领域在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他的研究成果已在国内60多家地市级以上医院推广,临床应用2万多例。(本版图片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提供。)
 
■对 话
医学得有意义,不能赶时髦
记 者:“不忘初心,做有意义的科学研究,做人民的好医生。”您在去年医院院士庆祝大会上这样勉励青年医生。什么是有意义的研究?
陈孝平:从医40年,我时刻谨记,裘法祖院士对外科医生的要求:“会做,会写,会说”。裘院士告诫我们,选课题一定要对病人有意义。医学科学研究不能赶时髦,大家做什么,我们就去跟风,这是最没有意义的。临床研究需要我们从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演绎问题再解决问题。我们应该更像匠人一样执着于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细节。一个外科医生,真正的强壮不在于他年轻的猛干,更在于渐入中年后还可以保持充满力量的创造力,这离不开清醒、坚持和自律。外科不断发展,有些人忽视了对于提高自身手术技能的要求;有些人丧失了对手术本身的思考和自我提升的能力。
如今外科手术进入了机器人时代,看似减少了人脑与双手的结合,但实际上却对外科医生的空间思维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杜绝信息化时代的偷懒,以身实践去适应这个过程,这才能让我们在所属的医疗行业成为思维与技艺并行的佼佼者。
记 者:您曾劝说过别人:要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就不能计较:“不能计较时间;不能计较金钱;不能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为什么这么说?
陈孝平:年轻人不能急功近利。裘老说,一个病人是一本书。花时间认真地翻阅这一本书,才能做一个好医生,才能真正在这个事业上有所发展。医生靠的是长期的积累,医学更是经验之人学;学医之人贪图金钱就会出大事;对生命怀有敬意的人才能甘于这份平淡。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我还在安徽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当医生,当时医生很少,我上面只有一个主治医生。最长的时候曾经在手术室待48小时没有出来过,做了3个急诊和2个平诊。刚开完刀正在观察,就来了急诊,急诊开完又来做平诊,又来急诊……那48小时我记得很清楚,急诊是两个肠梗阻,一个胃穿孔。平诊一个是甲状腺腺瘤,一个是胃癌根治手术。我常开玩笑说,那48小时,我“从脖子一直开到肛门”。做外科医生是不能计较时间的,你的工作不能局限于上班8小时。对病人来说,你是凭良心在抢救他;对医生的成长来说,你在手术过程中能学到很多。时间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关键是看你用在哪里。
我想,既然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你就不要想着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关注金钱,你就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想其他的问题。
在同济医院,裘老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优良传统。其中之一就是不关注金钱。例如发表论文的稿费、论文的评审费,他从来都不收入囊中。他说,作为老师,有义务帮学生改论文、评作文。在医院,发表SCI论文都会有所奖励,作为通讯作者,不论金额多少,我分文不取,都会给自己的学生和团队的医生。
梁启超先生说,“盖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亦居十三四”,人总是这样,难免磕磕碰碰。时间会见证一切,所以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
记 者:现在,中国肝脏外科在国际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是最初的一步,我们好像走得很艰难。
陈孝平: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国内医学界相对闭塞,较少参加国外交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医学同样如此。但那时的国际肝胆胰协会里没有中国大陆人,香港和台湾代表了中国。
香港和台湾是发起这一协会的地区之一,我们要走出去,首先要处理与他们的关系。当时我们在多方考虑后,决定以学校的名义而不以国家或地区的名义参加。谁知又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他们一方面认为台湾和香港已经代表中国,另一方面觉得中国的加入,势必会降低他们在协会的话语权。第一次努力终告失败。
第二次,国际肝胆胰协会主席换成美国人,他们基于科学客观的原则,认为中国病例多,非常具有代表性,因此国际肝胆胰协会离开中国是不对的。最终中国肝脏外科走上了国际舞台。
慢慢地,我们由只能当听众,到每次国际会议都让我推荐国内专家去发言或者当主持人,参加会议的中国人甚至超过美国、日本,国际会议的开幕式上出现了中国的国旗,这就是为祖国争光。
 
■陈孝平小传
1953年出生,安徽蚌埠人,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肝胆胰外科研究所所长、肝脏外科中心主任。从事外科临床、教学和研究工作40余年,已施行和指导施行各种肝胆胰手术1万多例,含肝癌手术6000多例。在几代肝脏外科前辈工作基础上,陈孝平在肝癌外科治疗和肝移植方面做出了系统的创新性成果:提出新的肝癌分类;首个提出大肝癌可安全切除的理论;开创了三项控制肝切除出血技术和一项肝移植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肝脏外科领域的发展。他先后获国家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教育部提名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2010年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记者手记
“无限接近完美,是医学家穷尽一生的事”
走进陈孝平院士的办公室,一幅装裱素雅的“厚德至善,大医精诚”的书法作品十分醒目。陈院士案头正摊开着人民卫生出版社八年制第三版《外科学》教材,这是他刚刚完成的工作。他的学生都说,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主编费用5000块,没有利益不说,如今知识更新那么快,教科书要不断地去改版,花的精力外人都看不出来。而且,教科书意味着一点都不能错,否则真就是误人子弟。2001年,陈院士着手主编第一本七年制教材,到2002年交稿,完成后他整整病了一年半:“从颈椎、腰椎到膝关节,从上往下疼。”
陈院士编教材较真是出了名的。一位参与编写的教授书稿被他来来回回退了7次,退到最后一次,那位教授佩服地打来电话:“老兄,你这么认真,受得了吗?”
可陈院士说,教材不是参考书。教材一定是要教给学生们基本知识的,而学生是一张白纸,基本的知识应该是大家公认的、严谨的。这就要求编教材的教授,在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础理论方面都非常扎实。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当一个外科医生,陈孝平最看重的是临危不惧、勇于挑战。现在,年近六十的陈孝平跟新老学生在一起,谈得更多的是治学精神。他说,人出错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知识储备不足,第二是能力不够,第三被哲学家称为“必然的错”,这也是我们医学家要穷尽一生的问题。
他说,前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书本和前辈的经验,利用先进的技术去弥补,去解释疾病是如何产生变化的,我们又该如何干预应对。但病人不可能都按照教科书上的典型症状生病,这要求医生对模棱两可的事物充满好奇,随机应变,思考、预测疾病将如何行进发展。虽然医生无法具备了解所有事物的本领,但人体并非神秘得一无所知,当医生就要有敬天畏人的责任,不断去总结反思,近乎苛刻地去无限接近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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