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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霍博腾:难舍与中国的美丽缘分

2016-01-15 07:43:07 来源:健康报
本报记者 张 磊
达芬·霍博腾在湖南益阳市中心医院曾祖父的雕塑前留影。
对话背景:前不久,全球疫苗联盟(Gavi)董事长达芬·霍博腾来到中国,并特别造访了位于湖南的益阳市中心医院。为什么这样一家基层三甲医院会让霍博腾如此情有独钟?其实,他与医院的渊源要追溯到曾祖父那一辈。1904年,霍博腾的曾祖父赴中国考察,并在湖南益阳筹办了当地第一家西医医院。1999年,霍博腾以时任挪威王国卫生大臣的身份到访益阳市中心医院,被授予名誉院长的称号,以纪念他的家族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作出的贡献。
1957年出生于挪威首都奥斯陆的霍博腾,曾担任挪威财政部国务秘书、挪威卫生部部长等职,他领导的禁烟运动对大幅降低挪威吸烟人口比例起到了推动作用,诸多欧洲国家在此后的几年中纷纷效仿此举。
这次来到中国,霍博腾还首先在北京同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进行了会晤。双方同意将中国在疫苗免疫相关领域中的经验与国际社会分享,并共同探索与非洲开展三方合作等。

尽管受到嘲笑、批评甚至生命威胁,我始终坚信禁烟是有益于公众健康福祉的必行之举
记 者:这是您第四次来到益阳,您和中国有着什么样缘分?
霍博腾:我的家族中有三代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中国的卫生事业。
1902年,我的曾祖父约根·爱德华·倪尔从医学院毕业后,怀揣着学以致用的抱负从挪威赴湖南考察。他发现益阳炎热潮湿,患眼疾、皮肤病和消化系统疾病的民众很多,而当地缺乏有效的医疗资源。他随后对当地医疗境况做了充分的调研和精心筹备,克服了很多困难,终于在1906年创办了益阳第一家西医医院,并在接下来的16年间医治了许多百姓。
曾祖父在日记中将益阳描绘成他见到过的“最美的地方”,因此,我们从小便对这个城市心存向往。1930年,我的祖父从医学院毕业后,也远渡重洋来到益阳,延续曾祖父对当地慈善医疗事业的贡献,而且一待就是19年。1999年,我首次来到中国,且第一站就是湖南益阳。从创立之初到现在,益阳市中心医院每天都在接收病患,甚至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未停止过一天,这令我感到非常自豪。
如果说曾祖父百余年前在益阳创建西医医院是建立了我们与中国的联系,那么Gavi就像是我与中国的媒人。目前为止,我已经6次访问中国,都与疫苗免疫领域合作有关。我们乐见中国由一个Gavi受援国转型为援助国,中国政府与Gavi的合作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因此我相信,我与中国的缘分还将延续下去。
记 者:在担任挪威卫生与护理大臣期间,您成功促成全面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法令得到议会通过,使挪威成为继爱尔兰之后全世界第二个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国家,法令生效后受到了挪威社会广泛的认可和赞誉。当时是什么样的背景?控烟过程遇到了哪些困难?您又是如何解决的?
霍博腾:自1970年起,挪威政府就开始积极推进国内控烟工作。1975年后,政府颁布并先后多次修正《烟草法》。然而,挪威的成人吸烟率却仍旧居高不下。
我于1997年出任卫生与护理大臣后,决心在5年内将挪威的成人吸烟率降低一半。我首先着手推动议会通过全国禁烟令。起初,只有30%的代表支持控烟,但我在数次辩论中持续列举吸烟的危害并倡导禁烟的必要性,终于促使议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立法。之后,我带领挪威卫生部在两个月内制订了5项严格措施,包括加强控烟宣传、将吸烟法定年龄提高到18岁、增收香烟税、帮助烟民戒烟和在公共场合全面禁烟。当然,在全面禁烟的推动过程中,我也遭遇过巨大挑战。国内舆论对此争论不休,烟草商对禁烟令十分不满。我受到了许多嘲笑、批评,甚至生命威胁。然而,我始终坚信禁烟是有益于公众健康福祉的必行之举。仅过了两年,国内控烟环境就有了大幅改善,公众态度也有了好转,人们甚至把我称为“控烟部长”。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挪威的成人吸烟率已从1997年的33%下降到了当前的13%。有人在街上遇到我,仍向我表达谢意。
记 者:北京去年实施了被称作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舆论仍认为烟草业的势力强大,中国控烟面临诸多挑战。那么,您对中国的控烟界有何建议?如何进一步推进公共场所控烟?
霍博腾:控烟条例的实施有赖于严格的执法和有效的监督。挪威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控烟法案的国家之一,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系统的控烟法律法规体系,而且对控烟法律法规加以严格执行。例如,挪威禁止在所有提供食物的设施(如酒吧、咖啡厅或餐馆)内吸烟,如有任何人触犯这项规定,店主必须为触犯条例的每一名烟客缴付高额罚款,最高数额约合3.7万元人民币,甚至可能被迫停止营业。
此外,控烟是一个漫长且艰巨的过程,公众对于控烟观念的接受需要循序渐进地灌输,尤其是年轻群体和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群。自1997年起,挪威卫生部开始在学校里对13~15岁的中学生普及烟草危害知识。至2003年,超过60%的该年龄段中学生都接受了烟草知识教育。2012年,挪威启动了一项开展控烟宣传的5年战略,计划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宣传优势,保护青少年和儿童远离烟草危害,并为戒烟人群提供相应的专业服务。2013年初,挪威卫生部发起了一场全国控烟宣传运动,特别针对那些自认为只在“聚会场合吸烟”且觉得“偶尔吸烟”对人体无害的挪威人群体。
公众对疫苗接种的抵触情绪可能造成疫苗接种率下降,进而导致该疫苗所针对传染病的流行甚至暴发
记 者:作为全球疫苗联盟主席,联盟与中国都展开了哪些合作?取得了哪些成绩?目前全球范围内疫苗接种的情况如何?还面临哪些问题?
霍博腾:Gavi与中国已有超过10年的合作历史。2002年,Gavi与中国政府共同出资7600万美元,为国内12个西部省份及10个中部省份的国家级贫困县新生儿提供免费乙肝疫苗及自毁型注射器。项目共使382万儿童免遭慢性乙肝感染,并使68.5万儿童免因罹患乙肝相关疾病而死亡。
当今,中国在全球健康领域的领导角色不断得到彰显。由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乙型脑炎疫苗于2013年10月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成为首支达到国际预认证标准的中国产疫苗。2015年9月,中国政府正式签署协议,首次向Gavi捐助500万美元,用于在2016至2020年间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儿童疫苗免疫工作。而当前,Gavi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也是如何让偏远地区的儿童也能公平地获得疫苗及免疫接种服务。
记 者:中国的免疫规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近些年,因接种疫苗产生的医疗纠纷时有发生,公众对接种疫苗产生了抵触情绪,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从全球角度看,又该如何解决?
霍博腾:由于人体体质各异,任何一种疫苗注射进人体后均可能引发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绝大多数疫苗不良反应能在短时间内自愈。疫苗接种可能引发严重的不良反应,但研究结果显示,疫苗接种的益处远大于危害。
除为个体提供免疫保护外,疫苗接种的主要益处还在于能够形成“群体免疫”效应。传染病侵袭某一群体时,若群体中的大部分个体已经接种疫苗,由此形成的免疫保护屏障能够降低疾病从患者传染给易感人体的可能性。因此,公众对疫苗接种的抵触情绪可能造成疫苗接种率下降,导致该疫苗所针对传染病的流行甚至暴发。与此同时,疾病无国界。某个地区、国家的疾病流行,可能扩大成全球范围内的疾病暴发,使全球卫生遭受威胁。
虽然从科学角度看疫苗接种无法保证零风险,但疫苗质量监管、严密监测疫苗不良反应事件始终应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2014年7月,经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评估,中国的疫苗国家监管体系达到或超过国际标准,中国疫苗的生产过程、安全性和有效性均达到国际水平。
同时,扩大并维持免疫接种覆盖率还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加强公众宣传与疫苗接种知识普及,是提高公众对免疫接种正确认识的有效途径。Gavi愿意与中国政府共同努力,总结相关经验促进中国公众正确认识疫苗免疫对于全球卫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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