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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求明:为患者寻求生命之光

2015-10-30 07:47:35 来源:健康报
■采写/特约记者 李华虹 通讯员 孙瑜淼

 
 
  夏求明(左)和于文峰(亚洲心脏移植术后存活时间最长的记录者)一起练习太极拳。
  夏求明(右)和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参加器官移植会议时合影。
 
    2015年8月7日,中国器官移植大会暨第二届中国器官移植医师年会上,中国心脏移植领域的奠基人、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外科专家夏求明教授获得中国器官移植“杰出贡献奖”,是七位获奖者中唯一的心脏移植领域的专家。
    正是近60年来在心脏移植领域的倾心付出与执著探索,让这位九旬老人又一次站在了中国器官移植最高级别的颁奖台上。
 
    ■就这样一问一答,几乎没有任何思想挣扎就答应去哈尔滨
    1926年6月,夏求明出生在上海松江县,父亲是上海有名望的中医医生,父亲秉持的病人至上的信念对他影响甚涤。11岁时,“八一三”事变爆发,松江变成“重灾区”,夏求明和家人在炮火下逃往上海。动荡的时局、为国捐躯的战士、饱受苦难的人民……在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驱使下,夏求明立志将医学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1945年,夏求明考入由美国教会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曾培养出很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和学科发展的重量级人物。然而顺利毕业并非易事。医学专业为七年学制,入校时有100多个学生,最终完成学业的只有20余名。这种“宽进严出、鼓励创新、治学严谨”的美式教育,对夏求明一生的治学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战争爆发,夏求明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目睹了战场上的伤兵和战事的残酷。很多战士为了学游泳得了肝吸虫病,肚子胀破无法医治,看到年轻人为了国家的安危牺牲,夏求明意识到,只有国家强大,才能在国际上有立足之地。
    1952年,圣约翰大学撤销。经过了7年专业学习,夏求明作为学校的最后一届学生顺利毕业。那时鼓励大学生支援边疆,夏求明在第一志愿下填了“支援边疆”,但学校却本着“就近”原则将他分配到上海的医院工作。但突如其来的一件事,却意外改变了夏求明的人生。
    一天,母校圣约翰大学打来电话,因一位同学临时掉队,不能去往报到地,支边的名额空出来一个,于是询问夏求明是否愿意前往。
    “去哪里?”
    “东北,哈尔滨!”
    “去!”
    就这样一问一答,夏求明几乎没有任何思想挣扎就答应去哈尔滨,至于去哪个单位,做些什么,是否还能从医,都一无所知。
    几天后,夏求明和另外两位同学一起来到东北,夏求明被分配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这让他喜出望外——他还能继续从事医疗工作!从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医学事业。
    ■9年来苦苦探索,科研成果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关注
    当时的哈尔滨医科大学坐落在现在哈尔滨的文庙附近,只有外科学院和内科学院,后来有了附属医院,夏求明便开始在哈医大附属医院做助教。由于助教医生不能主刀,当时主刀医生是一位留在东北的日本医生,能完成的手术少之又少,只有阑尾炎、急腹症等。夏求明看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
    在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面对极其简陋的工作条件和严重落后的设备环境,夏求明托人自费从国外买了大量外文书籍,深入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反复进行临床探索。
    工作五六年后,夏求明首先开展气管插管麻醉,打开了胸外科手术的禁区;之后,夏求明在临床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创新性地总结出“器官代食管的优选器官”、“气管吻合口漏问题的解决方法”、“肺癌手术的最佳方案”等一系列临床新技术,相继发表《结肠代食道治疗食管疤痕狭窄》等一系列学术论文,带动了黑龙江省胸外科疾病治疗水平的提高,带领心胸外科迈出了第一步。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心胸外科的长远发展,心、胸外科开始有了“分家”之势。中国的心脏外科在这时进入到了萌芽时期,夏求明敏锐地意识到开展心外科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长时间的认真分析和思考,他认识到体外循环及心肌保护是心脏外科发展的前提和关键,没有优良的体外循环保障、缺乏术中良好的心肌保护,心脏直视手术将会以失败而告终。为此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并反复进行动物试验,开展了低温阻断循环和体外循环的深入研究,从组织学及生物化学的角度,对比分析了不同的心肌保护方法,提出了“心肌保护方法除降温、停跳以外,向心肌提供氧和能量物质尤为重要”等众多科学论断。这个想法的形成和实验的成熟,为日后的心脏移植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经过长期的实验和研究,夏求明发表了《低温下心内直视手术40例动物实验的初步总结》和《低温低流量体外循环的实验研究》等一系科研论文。1961年,在全国的一次心血管会议上,夏求明发表了两篇论文——《上半身灌注侧支血管吻合的观察》和《低温及深低温下心内直视手术》,这两篇论文的成果是夏求明9年来苦苦探索的结果,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关注。
    ■完成手术本身并不意味着成功,如何让换心的人活得长久才是关键
    1966年1月,夏求明调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与当时已完成狗头移植而颇负盛名的赵士杰一起发展心脏外科。
    半年后,“文革”开始,夏求明担负起医院几乎全部的临床工作。他将临床工作及科学研究的重点首先放在了先天性心脏病上。当时,黑龙江省还没有开展先心病的外科治疗,大部分患者只能远去上海、北京就治。为了让黑龙江的先心病患者不再舍近求远,夏秋明白天忙临床做手术,晚上做实验搞科研。那一时期他跑遍了医科大学图书馆和医院的资料室,将有关先心病的文献通通找齐,或写信征求国内同行的看法与意见。在经过多次动物实验和深入科研后,他把全身低温稀释血体外循环技术应用于临床,成功完成了3位先天性心脏病患者的室间隔缺损修补术。
    在“文革”期间,虽然心内直视手术被迫停顿,但夏求明仍坚持从事胸外科的临床及科研工作,先后发表了《食管胃吻合口瘘的防治》、《缩窄性心包炎手术死亡原因》和《晚期肺癌的化学治疗——经肺动脉灌注化学药物》等一系列论文,使得哈医大二院成为全省心胸外科的“领头羊”,与全国发展齐头并进。
    “文革”结束后,夏求明首先想到的是尽快恢复临床手术。他以长期科研所打下的基础,迅速恢复心内直视手术、研制软支架生物瓣、瓣膜移植等,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和临床技术缩小了我国瓣膜病疾病科学研究和外科治疗上与国外的差距,并在国内达到一流水平。瓣膜移植的出现也让夏求明大胆地畅想心脏移植的可能性,但那时国内国际都还只是处于尝试阶段,成功率很低,术后存活时间也很短。1967年,南非外科医生巴纳德完成世界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但患者只存活了18天便不幸去世,术后免疫排斥问题困扰着医界。直到1981年,抗免疫制剂环孢素的出现,世界心脏移植才迎来了又一发展高潮。
    夏求明紧跟国际研究步伐,以复杂心脏病和心肌保护为科研方向,发表了《法鲁氏四联症的外科治疗》、《心血管外科的进展和展望》等一系列文章,同时在瓣膜成形术、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外科治疗、继发性肺动脉高压心脏病、瓣膜置换术、胸主动脉瘤的外科治疗等诸多方面均有成熟技术。
    1978年,上海瑞金医院张世泽医生完成了中国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患者存活了119天。中国的心脏移植开始了蹒跚的第一步,这让早已关注心脏移植研究的夏求明为之兴奋。同时,也促使夏求明进一步思考:完成手术本身并不意味着成功,如何让换心的人活得长久才是关键,否则即便移植了心脏,对患者也没有实际意义。夏求明开始带领团队开展动物实验的相关科学研究,他们确定了心脏移植的基本术式,通过反复动物实验探索出心脏移植术后抗排斥反应药物的有效治疗方法,在T淋巴细胞亚群的监测移植术后排斥反应方面做了大量的临床基础研究,并在原有心肌保护研究的基础上对“温血停搏”心肌保护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夏求明看来,只有解决这些问题,心脏移植才能真正为人类造福。
    而远涉重洋赴发达国家访问、研修的经历也让夏求明体会到:中国人的技术并不落后,国外能完成的手术,中国的医生完全可以胜任,这坚定了他回国开展心脏移植手术的信念。
    ■作为医生,要为手术台上所有的生命负责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技术虽已成熟,但供体和受体必须经过严格的筛选。终末期心脏疾病患者不在少数,但究竟什么样的病人适合做心脏移植的手术,在夏求明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当病人的心脏疾病到了不能应用其他任何一种方法手术的时候,才能做器官的更换。
    正在夏求明寻找换心手术的对象时,1992年,与他搭档的心内科关振中教授恰巧遇到了一位极为合适的人选:36岁的杨玉民。杨玉民是典型的心肌病患者,心脏已扩张到占满了整个胸腔,而其他脏器功能都很好。在其他几位患者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年轻的杨玉民坚定地愿意接受这个挑战,他认为“要么死了拉倒,要么好好活着”。
    1992年4月26日,由夏求明教授主刀,历时4小时,动用了几十个科室、18个准备小组、几百名医生和护士,手术缝合了1000多针,经过四十几个小时寸步不离的术后监护,数十个监护医生的数夜未眠,杨玉民活下来了。次年,杨玉民喜得千金,其后的20多个年头,杨玉民过着和常人一样的生活。而他所经历的这个手术,也为后来无数心脏病患者的重生拉开了序曲。
    手术的成功并没有让夏求明止步。他继续挑战巅峰,用全心移植法、双腔心脏移植法、标准移植法不断进行手术探索。
    2000年1月,患有严重心肌病的杨孟勇来到医院,他的病情已严重到需要移植心脏的程度。但当时国际限定心脏移植的年龄是55岁,而杨孟勇已经57岁了,给这么大年龄的人手术,当时还没有先例,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做还是不做?无论对杨孟勇还是夏求明,都是个艰难的抉择。当时夏求明已74岁,原则上外科医生65岁以后就不再担任主刀,夏求明已拥有很高的学术成就,此时冒险做手术,即便成功,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但如果失败却会成为难以抹去的阴影。最终“治病救人”的职责和使命,促使夏求明决定迎难而上。面对杨孟勇的犹豫,夏求明鼓励他说,“老杨,先活下来再说”。
    经过6小时10分钟的心脏移植手术,杨孟勇活下来了。术后他写了一本书,就叫《活下来再说》。书中写道:“我的胸腔中,原来心脏跳动的地方,现在空空如也……74岁的夏求明教授手拿弯针,纫上一根聚丙烯线,为我缝上主动脉,肺动脉,上下腔静脉血管,缝合心脏……”
    十几例心脏移植手术的成功,使夏求明成为中国心脏移植界的热点人物,一时间“换心”也成了热门话题,全国各地的医院也都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面对如此情形,夏求明不无忧虑地给专业人士“泼了冷水”: “出于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我们不能随意配型,要有明确的术前诊断和严格的配型才能手术。而且不能以某一外科医生的技术水平,衡量医院的器官移植能力。器官移植涉及多学科的配合,涉及是否能让患者长期高质量存活,绝不可拿生命当儿戏。”
    这个观点,夏求明在多个场合都表达过。他认为,作为医生,要为手术台上所有的生命负责。这是原则,也是底线。
    ■心脏移植的发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完成多个心脏移植手术的夏求明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学生和同事说:“夏老,您该歇歇了。”可夏求明却用实际的研究结果告诉大家,值得自己不断去探索的地方还有很多。
    于无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当时“远程心脏采集”成为常规方法,供心的切取多在远地医院由采集小组施行,并迅速将其储存在冷冻停搏液内运至移植中心;同时另一移植小组准备受者,并以同样的方法切除受者的心脏,然后将供心原位植入,吻合心房中部及大动脉。所以供心冷却血的安全时限很重要,供心的心肌保护决定了供心的功能,也就决定了受体接受移植后的心脏功能,进而会影响到术后患者的生存时间和质量。
    为此,夏求明进行了从冷晶体停搏液到氧合血停搏液的系列心肌保护研究,这个研究成果证实:有效保护心肌是患者长期存活的重要原因。该研究在国内属首次,而他发明的“冷血停搏液”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列为国内先进、重点推广项目,他在国内率先将温血停搏应用于原位心脏移植,丰富和发展了心脏移植技术。
  国内的20多家医院纷纷来学习心脏移植技术,夏求明指导国内数家医院开展心脏移植并获得成功,推动了我国心脏移植和器官移植的技术发展。随后,他主编出版了《现代心脏移植》专著,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也为后人在器官移植领域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经验。正是由于在心脏移植工作中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夏求明荣获了“心脏移植的实验与临床研究”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对于用毕生精力换来的荣誉,这位耄耋老人总是淡然处之。在他看来,心脏移植绝不是单纯技术上的操作和提高,而是整个医学的发展和多学科协作的结果。
    现在,夏求明教授仍每天早上来到办公室,看书,写报告,浏览业界时讯,偶尔去实验室指导一下学生。他没有回家享受含饴弄孙之乐,而是如蜡烛般,用余热温暖人间。(本版图片由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提供)
 
    ■对话
    不要把医患关系当做任何一种交易
    记 者: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器官移植是疾病终末期一种可供选择的治疗方式,器官移植的成功开展让很多“不可治”的疾病变为“可治”,您是否认为器官移植已是可以广泛应用的手术?
    夏求明:现在心脏移植已在全球广泛应用,每年大概以2000~3000例手术量增加,最长存活的病例已超过20年,但还存在一些有待继续研究的难题。其中主要的是,移植的排斥反应还没有解决,远期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慢性排异反应;供心来源不足,远不能满足实际病人的需要。
    尽管器官移植的技术本身已不再是难题,但仍不能盲目大范围地开展移植手术。首先,器官移植作为一种最终的治疗方式,其他方法不能挽救生命时才能应用;第二,要严格控制适应证和移植配型,不能为了手术而手术,要保证患者的远期生存才行。
    出于对生命负责的态度,我们更加不能随意配型,要有明确的术前诊断和严格的配型才能手术。医生需要面对的是患者本人,而不是面对机器和检查结果。医生要尽力而为,把治病救人当做己任,不要把医患关系当做任何一种交易。
    记 者:经您手术的几位换心人现在都高质量地生活,并且刷新着亚洲换心人存活时间的记录,作为医生,如何保证器官移植患者术后长期高质量的生存?
    夏求明:器官移植患者能够术后长期高质量地生存,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医生扎实的基础研究;其次是严格的供体受体配型;三是供心的合理保护;四是术后长期免疫排斥反应监测。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就此下结论还尚早,因为心脏移植的研究还需要更深入,更确切。而患者术后的远期生存状况,其实还是个复杂的问题,与个体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关系。今天,移植医学所涉及的范围早已大大超过医学科学的领域,与社会意识、观念的转变,交通、通讯工具的先进化,组织和协作关系的科学化等方面都息息相关。
    记 者:作为医界前辈,想给如今年轻的医务工作者一些怎样的从医建议?如何做个好医生?
    夏求明:医学工作者首先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虽然年代不同,但医者从医的初衷应该是端正的。医者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治病救人。要先做人,后做事。凡医界楷模,不仅在于科学成就,更在于爱国情怀、崇高的科学道德和精神境界。年轻人不应该把名利看得太重,应该注重修身,潜心科研、踏实治学,还要勇于创新、不怕失败。
 
    ■记者手记  
    90岁的夏老,穿着白色衬衫,白色外套,米白色的裤子,看上去让人心中洁净明亮。我们到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查阅英文资料,附和着我们强烈的“求知欲”,他讲述了关于他和心脏移植的那些老故事。
    夏老带病参加完中国器官移植大会后,几乎没休息,就把会上的见闻和学习成果跟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所有医务人员分享。医务人员感谢夏教授用一生的医学实践诠释了敬业和奉献的精神,夏老却说:“这可能是我的谢幕仪式,是国家对我这一辈子学术上的认可。”和每次获奖一样,夏老说,这奖项绝非属于个人,它应当属于一个团队,一个集体,医学上的每一个发明和进步的背后,都有着不为人所知的太多人在付出。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从医之路的“险远”异于其他任何一种职业,医者需有淡泊名利之心,专注于钻研,更要专注于病人本身。在夏求明看来,医者很难“出名趁早”,任何一种急功近利都会以无数生命为代价。
 
    ■夏求明小传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胸心血管外科教授,同种原位心脏移植荣获1995年国家科技成果奖,心脏原位移植荣获1994年卫生部医疗卫生科技进步一等奖。1993年获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爱国奉献奖,1995年获省政府进步奖、国家科委进步奖和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任日本国际胸心外科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胸心血管外科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胸心血管外科学会主任委员。
    主刀完成的心脏移植患者于文峰,术后已健康生活了22年半,一直刷新亚洲心脏移植术后存活时间最长的记录。2015年被授予中国器官移植“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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