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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礼庆:一条隧道一点光

2015-03-27 08:20:01 | 来源:健康报 | 分享

 

特约记者 宋琼芳
  姚礼庆教授在西藏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带教示范内镜操作
  2012年6月,姚礼庆教授荣获IMAGE国际内镜大会终身荣誉奖。图为意大利国际内镜大会主席Repici教授向姚礼庆教授颁发奖章
  今年被推荐为上海市劳模候选人的姚礼庆,亲眼所见内镜之下消化道疾病发病趋势的不断改变,也亲身经历我国内镜专业发展的一步一个脚印。在他心中,细细的管子犹如一条隧道,而小小的内镜犹如一点光,照亮了他,也照亮了很多人的生命。

  支架已经放进肠道,为什么大便还没有出来?
  年轻的主治医生俯下身子,查看病人的肛门,就在这时,病人突然咳嗽了一声,一粒硬硬的如小石头一样的大便弹了出来,像暗器一样“命中”医生的额头。紧接着,病人又是一声咳嗽,又一粒大便弹了出来。这次,医生有了防备,头一偏,“暗器”直接弹到了对面的墙上。
  原来,病人由于肠梗阻多日,靠近肛门口的大便干结变硬,阻塞了“出口”。随着两颗“暗器”弹出,水样的大便一下子倾泻出来。年轻医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回过头来,望着他的老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主任姚礼庆,两个人不约而同哈哈大笑。姚礼庆拍拍年轻医生的肩膀,笑着对他说:“慢慢来,这条路长着呢。”
  这条路,姚礼庆不知不觉就走了30多年,从当初屋顶上的三间“危房”到如今一个楼层还不够的内镜中心,从“十无”的白手起家到制订出世界内镜治疗的“中山标准”,他走得艰难,却很起劲。
  ■带领内镜中心从当初的“十无”变为现在的“第一”
  中山医院门诊大楼4楼的内镜中心天天人满为患:日均接诊300多人,治疗室的门几乎每分钟都被推开一次。假如想预约,得提前至少两周。这里,就是全国病人最多的内镜治疗中心。
  早上7点不到,姚礼庆就开始更衣、消毒,7点整,手术正式开始。“我们从早上7点一直做到晚上7点,17台内镜设备全开,还是忙不过来。今天,我一个上午就做了25例手术。”姚礼庆说。
  上班时间提前到早上7点,是姚礼庆在2000年推出的一大便民服务措施。有一次看到等待做胃镜的患者因为没吃早饭而难受得坐到地上,他决定将整个内镜中心的上班时间提早一小时,为的是“每天可以多看50个病人,300天就是1.5万人次”。
  在内镜中心的中心位置陈列着一个“老古董”——中山医院1956年从德国引进的钢管胃镜。“我把它放在这里,是提醒中心的人不要忘了中山医院在内镜领域的领先地位。”姚礼庆笑起来。
  1956年,中山医院在全国率先开展胃镜诊治,1972年又在全国最早开展肠镜。1992年,中山医院成立内镜中心,当时的院长王玉琦“点将”姚礼庆全权负责。
  “为什么是我?”当时还在普外科的姚礼庆正怀揣着要成为“一把刀”的梦想。可是,王玉琦对他说:外科医生对解剖熟悉、胆子大、会处理出血等并发症……总之,就是你了,放手去干吧!
  “当时,内镜中心只有一个医生——我,一个护士和一杆枪——一支内镜。”姚礼庆回忆道,“我们是‘十无’——无教授、无设备、无论文、无课题、无研究生、无进修医生……”因为只有他一个医生,没人可以换班,所以他从家里带来一个可盛饭菜的铁罐头,每天的午饭没有定时,有时候铁罐头成了“下午茶”,有时候成了“晚餐”或“宵夜”。
  一开始,内镜中心用房搭在屋顶,共3间。随着名气慢慢变响,患者人数随之增加,内镜中心不断扩容。尤其从2004年起,内镜中心搬至新门诊大楼,医院给了姚礼庆一个楼层,共1500平方米,设备与环境都大大改良。与此同时,内镜中心的工作量也开始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
  “7万例!”2012年在德国举行的第14届杜塞尔多夫国际消化内镜大会上,当姚礼庆率领内镜中心团队报出中心上一年完成的内镜诊疗总量时,“哗!”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杜塞尔多夫国际消化内镜大会是仅次于“欧洲联合胃肠病周”的欧洲第二大消化内镜大会,每年吸引世界各国顶尖消化内镜专家参加。这次是我国内镜专家首次在大会上一展身手。
  从成为首批卫生部内镜诊疗技术培训基地之一到成立复旦大学内镜诊疗研究所,再到组建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消化内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山医院内镜中心多年来一直保持全国乃至世界领先的优势:设施最先进、年内镜诊疗人数最多、肠镜诊疗人数最多、无痛内镜诊疗人数最多、开展诊疗项目最全。
  ■打通“世界上最小的隧道”,成为内镜治疗的“老大哥”
  “数量上的第一只是内镜中心发展中的一步,能运用内镜微创技术为病人解除病痛,这才是内镜中心的最终发展方向。”姚礼庆说。
  理念的转变始自2004年。他发现1992年内镜中心查出的大肠癌患者人数是81例,而到了2004年则升至1年1700例。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饮食习惯的改变,疾病谱也在悄然改变,胃肠道肿瘤发病率的陡增,让姚礼庆陷入沉思:“我们不能只做检查,还要掌握最好的技术,为那些早期发现肿瘤的病人及早做内镜下的手术治疗。”
  事实上,从1853年世界上第一个内镜在法国医生德索米奥手中诞生,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创伤小而恢复快的内镜技术对临床诊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它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手术。“用好手中的小小内镜,我们可以为更多人做更多事,带来更多改变。”为此,从2004年开始,姚礼庆每年定期派两三批医生出国学习,同时邀请国外医生前来交流。学成归来的学生必须接受他的“进修三部曲”:第一步,回来后要引领全国,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做第一台手术并发表第一篇论文,工作量也要全国第一;第二步,要开一次国际性大会,出一本专著;第三步,要到国外去做一次手术,出一本英文专著,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
  慢慢地,消化道病变的电切/电灼术、内镜黏膜切除术、消化道早期癌症的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消化道黏膜下肿瘤的内镜黏膜挖除术、内镜下消化道全层切除术等都开展起来,中山医院内镜中心的诊疗种类逐渐跃居国际首位。“与以前只能检查不能治疗不同的是,现在内镜发现的大部分消化道病变都可以实现内镜下的切除,而且安全、有效、痛苦少,大大降低医疗费用,获得患者一致好评。”说起20年来的变化,姚礼庆颇为自豪。    
  姚礼庆给内镜治疗定下的宗旨是:创伤小,费用低,保留重要脏器功能,不让患者因病致残,尽力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秉持这一宗旨的内镜中心团队开展脑力激荡,以先进技术为患者解决各种疑难杂症:大肠肿瘤直径达15厘米、创吉尼斯纪录的超低位保肛手术;15分钟为一位102岁的高龄患者取出胆总管内3颗直径为1.2厘米的结石;发明了内镜下气囊扩张,将受伤食管多次反复扩张直至病灶复合,避免了以往切一段大肠植入食管而使患者遭遇阵阵口臭的困境……
  2012年,原苏联援华的脊柱外科专家阿尼先科因患巨大的食道平滑肌瘤而痛苦不已,曾在莫斯科大学附属医院问诊,没有医生敢冒风险为他手术。有位医生向他推荐了姚礼庆的内镜中心。于是,阿尼先科慕名来到了上海求治。不到一个小时,直径5厘米的肿瘤从食道经口腔,最终从口中取出。内镜手术结束后,阿尼先科感叹地说:“以前你们中国叫我们老大哥,现在内镜治疗方面,你们无疑是我们的老大哥!”
  STER(内镜下经黏膜隧道肿瘤切除术)、ESE(黏膜下肿瘤挖除术)……这些手术的命名,都来自中山医院内镜中心团队;国际多项内镜手术指南、规范,都由他们团队起草制订,被国际同行称为世界内镜治疗的“中山标准”。
  2014年年底,世界顶尖医疗机构——美国梅奥诊所选派两位内镜治疗专家前来拜访姚礼庆的内镜中心,参观了一台内镜黏膜下肿瘤剥离术(ESD):内镜深入至早期胃癌的病灶处,细针向病灶周围注水,夹层抬了起来,小刀将癌变铲除……这台在内镜中心并不稀罕的手术,却让梅奥诊所的专家赞叹不已:“中国专家技术了得!你们走在了世界最前列!”
  在姚礼庆看来,要打通一条又一条“世界上最小的隧道”,不仅内镜技术要领先,内镜器械的自主开发也势在必行。“所有仪器都是进口的,这不是办法,哪天要是人家不卖给我们仪器了,怎么办?”为了掌握主动权,姚礼庆带领他的学生一头扎进国产医疗器械的研发中。“我们试用自己开发生产的电子内镜时,请专家同行来看,8张图像,有4张来自国外品牌,其余4张来自我们研发的品牌,几乎所有专家都辨认不出哪张来自国产、哪张来自进口,这是我们国产化质量所得到的最佳证明。”
  做ESD手术,国产的内镜头上没有刀,而进口产品还没引进,怎么办?姚礼庆他们用针刀加上钩刀,自制内镜刀。穿孔风险大,刀深了会出血、刀浅了病灶取不干净,他们一遍遍进行动物实验,反复操练。姚礼庆记得,第一台ESD术成功时,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高兴得流下泪来。迄今,内镜中心累计完成ESD术超过5000余例。
  就这样,辅助影像放置车、内镜刀乃至氧气面罩等一一面世,姚礼庆带领内镜中心已获各类产品专利11项。相较国外进口器械,国产器械的价格降低1/3,从而减轻了病人的经济负担。
  ■30年养成了晚上与病人“会会面”的习惯
  支架放入的一刹那,粪便如潮水般汹涌而出。这样的场面,姚礼庆不知道经历过多少回。但是每一回,他都不管衣服上、头发上甚至是脸上沾到的粪水,带着“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的念头,为肠梗阻患者做完治疗。
  因为常常要站在粪水中手术,他自嘲“总是被嫌弃”——护士和研究生都怕跟着他工作。他一个人一天最多为126个患者进行内镜手术。常常是别人都回家了,他还趴在地上打扫,直到场面干净了才走。
  1999年冬天,一位晚期肠癌并发肠梗阻的老人在家属的护送下,找到姚礼庆。老人肚子胀大如球,奄奄一息。姚礼庆通过内镜手术,把一只金属支架植入她的体内——这是国际上首次运用金属支架治疗肿瘤肠梗阻。
  金属支架技术的成功,改变了无数晚期肠癌患者的命运。晚期肠癌患者中,大约25%的人会并发肠梗阻。按照以往的常规做法,必须改变肠道,做人工肛门,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一落千丈:每次大便,等彻底排清后,再由医生处理病灶,将人工肛门收回去,患者浑身散发着臭味,连亲人也不得不皱眉。有位老人拉着姚礼庆的手,几乎是哭着对他说:“连孙子也嫌我臭,不要我抱了,这种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在手术台上呢。”姚礼庆心中暗暗决定,要找一个新方法,既能改善患者病情,又要保障他们的生活质量。经过无数次翻阅国外文献和实验,他提出以肠道支架治疗消化道狭窄的方法——面对肠梗阻患者,先用内镜置入支架,撑开肠道,将排泄物排清,然后再行手术清除病灶。他们试了多位患者,效果非常好!
  怎么使这个方法让更多患者受益?姚礼庆的学生、中山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钟芸诗笑着回忆:“当时,老师让我们采取守株待兔的办法,晚上我们轮流在医院的急诊室候着,只要有肠梗阻病人被送来急救,我们就赶紧‘夺’过来为他做支架。”如今,内镜中心一年要做400多例肠道支架手术。那些到中山医院就诊的肠梗阻患者,都不用再做人造肛门,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改善。
  为了解决放入支架后大便一下喷出来时的防不胜防,姚礼庆和他的团队不断改良技术——在内镜上再装一个吸引器,如吸尘器一般把大便瞬间吸掉。但即便如此,这个跟肛门打交道的活还是让不少人退避三舍。“我们中心缺护士啊,最主要原因当然就是怕脏。”姚礼庆挠挠头,无奈地说。
  在内镜中心工作,不仅要忍受脏,还很受累。在“提早一小时上班”的规定外,姚礼庆还开通了“24小时+365天”的抢救绿色通道,内镜中心的医生无论年资多高,一律轮流夜间值班。“我们整个内镜中心的医护人员,包括我自己,每天天不亮就得出门,晚上数着星星回家。大家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常年加班加点,放弃休假,不少人也会来我这里嘀咕、抱怨。我只能跟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胆管炎化脓,如果不引流,死亡率高达80%;消化道出血,不抢救,死亡率超过50%;鱼刺等异物卡喉,也要赶紧做内镜……我问他们,能够挽救一条命,能够让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加班又算什么?”绿色通道开通迄今已有10年,每年约抢救600多个病人,每晚少则一两个病人,多则四五个病人。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姚礼庆和他的同事都遇到过:吞刀片、吞手表、吞鞋跟的女孩子们,一块牛排卡在食道里3天而奄奄一息的老外……
  从医30多年,姚礼庆养成了一个晚上与病人“会会面”的习惯——只要是当天由自己治疗的患者,晚上他都要去患者的病床前询问一下情况,观察一下术后的病情变化。他说:“白天手术的病人,晚上容易发生病情变化。主刀医生如果能到病人的身边探望一下,不仅可以及时发现情况,更重要的是可以为病人注入一种信心和安全感。”有一年冬天的夜晚,雨夹雪,姚礼庆外出开完会后依然赶回医院,出现在患者的面前。“姚主任,外面那么冷,我们以为你不来了。”病人的家属惊讶又感动。姚礼庆爽朗地哈哈一笑:“不看不放心。”这笑声驱散了寒意,温暖了患者与家属的心。


  ■对  话
  只要能沟通好,很多医疗纠纷可以避免
  记  者:您怎么看目前国内内镜专业学科的发展?
  姚礼庆: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内的内镜专业越来越红火,像在我们医院,超过一半的外科医生正在学习、掌握内镜技术,这是好事。但是,我还是不免有些忧虑,因为有许多人误以为内镜比开膛剖腹的外科更轻松。其实不然,内镜技术必须建立在娴熟的外科技术之上,医生熟练掌握解剖技术后,才有资格做内镜,否则,由内镜操作不当引发的并发症,往往危险系数更大。      
  记  者:从医30多年来,您没有接到一次患者的投诉,您是怎么做到的?对于现在的医患关系,您又怎么看?
  姚礼庆:说实话,每次看到医患矛盾包括那些伤医案,我是真的很伤心,也很生气,有时候难过得吃不下饭。我相信,绝大多数患者都通情达理,只要能沟通好,很多医疗纠纷就可以避免。
  其实,是人都会犯错,作为医生,万一出现医疗失误,及时补救、多沟通,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我给你举个例子:以前我这里有个进修医生为患者做内镜胆总管结石时,不小心操作失误而导致肠穿孔。他吓得不得了。怎么办?我马上亲自为患者修补,补好以后,我带着那个医生天天到患者的病床前问候。然后,我再给患者进行胆总管取石术,手术很顺利。患者出院的时候,不仅病好了,人也长胖了。患者的家人非但没追究肠穿孔的责任,还给我们写来了感谢信。  
  记  者:对于未来,你有什么新的愿望?
  姚礼庆:我的愿望是把上海大肠癌发病率全国第一的“帽子”摘掉。过去,上海做胃镜的人很多,因为胃癌发病率高,但现在上海的肠癌发病率已超过胃癌,仅次于肺癌而位居第二。所以,我希望通过更多的科普宣传,让人们拥有疾病早防、早诊、早治的意识。比如,对于大肠息肉,要及早治疗。作为医生,我们有责任降低大肠癌的发病率,提高老百姓的健康水平。这也体现了我们医生的社会价值。


  ■记者手记    
  但凡成功者,都有两样法宝:说干就干的魄力与异于常人的精力。作为杰出的医生,姚礼庆也不例外。  
  他的坐起言行,都透着一种热诚而纯粹的理念。在内镜中心实行的好些改善服务的举措,在他看来,都是理所应当的。他那洪亮的嗓音,他那“镇江味道的上海普通话”,还有那常常不由自主撩起袖管的忙碌劲儿,让患者和他周围的人都感觉特别亲切。
  有意思的是,他还是自己所住小区的“车夫”和“业委会主任”。只要不外出开会,他每天清早都会把车开到小区门口,载上同住一个小区的同事去上班,因为“拼车出行,节能环保,还省时间”;他把“主任”这个工作从医院做到了小区,2006年他被小区业主一致推选为业委会主任,于是,他像打理内镜中心一样认真地打理小区,绿化、维修,样样做足100分,不仅未向业主收钱,还使得小区维修基金从300余万元增加到500余万元。
  他还想仿效新加坡的小区,设立遛狗区、宠物便溺区等,可只有1/3的业主能做到。但是他不气馁,他说:“遇到阻力是难免的,可是如果大家都能来劝阻不文明行为,我们总有一天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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