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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大夫,我永远学习的榜样

2014-05-04 12:12:09 来源:健康报
陈 新
  严仁英简介  1913年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教授、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妇儿保健中心主任。被誉为我国“围产保健之母”。
  我有幸在严仁英教授身边学习工作了20年。严老身上有着许多耀眼的“光环”,然而,她的几代学生,还有数不清的病人,都习惯亲切地称呼她为“严大夫”,她本人也欣然接受这样的称呼。
  我第一次见到严大夫,是1994年春天在浙江省嘉兴市召开的“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现场会上。当时,严大夫陪原卫生部的领导和美国专家,到一个个新婚家庭走访,宣传优生优育知识,检查服用预防出生缺陷药物的真实情况。下过春雨的江南水乡,田埂小路有些泥泞,严大夫自己撑着雨伞,深一脚浅一脚,还不时用英语同美国专家交流。一进农舍,她欢乐爽朗的笑声就充满了厅堂。她环顾四周,就像一位邻家老奶奶串门走亲戚一样,和每一位家庭成员打招呼拉家常。“我们可以参观一下你们的新房吗?”年轻夫妇脸上笑开了花,有些腼腆地推开了门。“哟,真漂亮!让我仔细看看。”严大夫端详项目发放的挂历,数着服药登记和月经记录表格,对新郎说,“要把药瓶放在显眼的床头柜上,每天吃药时好找,不容易忘记。”接着,她又对婆婆许诺:“明年抱上了胖娃娃,我一定还会再来!”临走时,她嘱咐乡医:“对婆婆和新郎的宣教,最有作用,因为他们最盼望健康聪明的宝宝。”
  之前,我在基层做预防工作20多年。像严大夫这样深入农村、体恤百姓,且将科研与实际紧密结合的做法,还是第一次亲眼目睹。她生动的“现场示范教学”,使我这个“老防疫”终生受益。
  30多年前,已经功成名就的妇产科专家严仁英来了一次“华丽转身”,在70岁时开创我国的围产医学领域,开展妇幼保健预防医学科研教学领域的新探索: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建设北大医院妇儿保健中心,筹建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一个冬日的早晨,我来到严大夫的办公室,准备讨论一篇文稿。一进门,一股冷风扑面而来。严大夫抱歉地说:“一扇玻璃窗坏了,我用报纸没堵住,真抱歉。要不,咱们到隔壁渠大夫办公室吧!”
  我拿出文稿,严大夫逐字逐句认真阅读,不时提出问题。“我国每年有80万到120万的出生缺陷新生儿,怎么算出来的?是普查结果,还是抽样调查推算出来的?对外公布,一定要实事求是,写清楚”,“神经管畸形的病因,孕妇体内叶酸水平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影响因素,讲话要留有余地吧”……   
  三伏麦收季节,正是中美科研项目核对数据“查漏补报”的关键阶段。有的县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叫苦连天,提出许多具体困难,特别是北方地区的县市,要求增加项目人员的劳务补贴,个别领导甚至“漫天要价”。出席工作会议的卫生部领导和北医专家,面对出现的“僵局”,一时束手无策。只见严大夫不慌不忙,依然面带微笑,“咱们唱个歌吧,我来起个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脸红脖子粗的争执,立马停止,气氛瞬间缓和。这时,严大夫发言了:“有付出,一定有回报。我们的付出,是为了中美科研合作的成功,是为了千百万家庭的幸福安康!”全场静息,大家都洗耳恭听。“我想请教一下(指北方贫困县的妇幼保健院),每年上级财政给你们拨多少经费,人均工资是多少?(言外之意,有些同志提出的劳务补贴标准太离谱了)”顿时,现场化干戈为玉帛。各省市县妇幼保健院的参会代表愉快地接受了工作,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严大夫淡泊名利,勤俭节约,在老一辈专家中是出了名的。她不稀罕“顾问”等空名,经常说,“年纪大了,我也顾不上,问不了了”。给的“咨询费”、“劳务费”、“出场费”等,她不是当场拒绝,就是“不开封”缴公。我们一起出席过一些宴会、招待会,她更喜欢自助餐,常叫我拿块白薯,端碗稀粥,菜需要多少夹多少,然后绝对“光盘”。但是,在非典肆虐、洪灾降临、地震发生时,她和王光超教授都在第一时间慷慨解囊,捐赠数额巨大,为九三社员率先垂范。
  严大夫经常说,“我是没心没肺,吃了就睡”。也许,这正体现了她作为老一代优秀知识分子所达到的“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境界。(作者系九三学社北医委员会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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