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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协和:一生笃爱精神医学

2014-04-19 11:28:34 来源:健康报


 ■采写/本报记者 孙 梦 廖志林 通讯员 刘 欢

 

作为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精神障碍病房指导教授,
86岁的刘协和教授每周仍参与病房疑难病例的查房和讨论。
图为刘协和教授和病房各医疗组组长合影。

  作为中国司法精神病学泰斗,他参与编写了全国第一部精神病学统编教材,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司法精神病学教研室。

  作为《精神卫生法》的最早起草人和推动者,他亲历并见证了这部法从草案形成到日趋完善的曲折经历,他前后10次参与草案修改,最终等到这部法的出台。

  如今,86岁高龄的他,仍坚持每周出门诊,坚持带教年轻人。为了自己钟爱的精神卫生事业有更好的继承和发展,他不愿停下哪怕已经蹒跚的脚步。

  2013年底,站在中央电视台《法治的力量2013——年度法治人物》颁奖晚会颁奖台上,头发花白的刘协和获得2013年度法治人物殊荣。经历了28年的等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于2013年5月1日正式实施。老人说,能够见证这部改变一亿人生存环境的法律出台,他此生已无憾。

  也是在2013年,记者有幸采访到了刘协和教授。当记者走进他家时,老人已经泡好清茶等待多时了。悠悠茶香中,他以老者的平和厚重、学者的严谨,以及惊人的记忆力,引领我们穿越时光,去探寻这段荣光背后的理想和传奇。

  ■“当年就我一人报精神病学专业”

  刘协和出生于湖南衡阳。1947年考大学的时候,他的考分很高,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湖南大学电机系,一个是湘雅医学院。在当时,前者是更具吸引力的,因为这个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后可以马上找到条件优厚的工作。而后者的学制长达7年,在那个战火连天的年代,学时太长让不少人望而却步。但刘协和最终还是选择了到当时著名的湘雅医学院就读。

  刘协和至今仍清楚记得,祖父去世的原因是背上长了一个疣(一种皮肤病),父亲则是因为家族病——肺结核,正值壮年就离开了人世。他说:“没有医生,也没有足够的药品。在那个年代,这样的病是很难治好的。”亲人接连病故,成为了刘协和投身医学的直接原因。

  1951年,为了贴补家用,还是医学生的刘协和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做校对员。9个月的时间里,他因为表现突出,加入了教材编写组。这意味着他可以留在机关继续工作,但他最终选择了回到学校继续读书。

  1954年,他所在的班级开始分科了。刘协和没有多想,就在志愿表上填了“神经精神病学”。全班81名学生,就他一个人填了这个志愿。当时,中国的精神病学研究才刚起步,国内连统一的教材都没有,能够得到的国外资料又不及时,很难接触到前沿领域。而且相对其他医学领域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冷门得不能再冷门的专业。到新学期开学时,这个专业总共就9名学生,而刘协和是唯一一个以第一志愿填报的。

  该专业的两名导师凌敏猷和黄友歧,是新中国精神病学的开创者。在两位大师的指导下,刘协和的专业知识水平提升得很快,这也为他后来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我们绘制出的多导睡眠图,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1955年,刘协和大学毕业,服从分配到了当时的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精神病科。当时,对于精神病患者的临床治疗只有3种方式:“电休克”、注射胰岛素和药物抽血法。精神科的病区也很简陋,一栋两层小楼,门窗都上了铁栅栏,只有25张床,医生没有专门的办公室,整个工作时间都在病房里。让刘协和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普通人对精神病的恐惧很深,不少患者都是被人捆在板车上送过来的。”不过,刘协和“既来之,则安之”。他在这里一待就是一辈子。

  1957年,刘协和所在的科室开始零散地接受来自法院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事实上,这些需要鉴定的犯罪嫌疑人,在鉴定前就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精神病症状,即使是非专业人士也可以确定。司法机关送来鉴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必须要走这一套程序。而鉴定书的签名,并不是进行鉴定的专家,而是医院的名字。”这是刘协和接触精神病学司法鉴定的开始。但他说,随着业务水平的不断提高,他开始认识到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对推进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深远影响和尊重人权的积极作用。

  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中国100个出国进修的名额,其中精神病学方面有两个名额。这个机会对于刚刚经历“文革”的中国医学界来说相当宝贵,“和世界隔离得太久,每个人都想去看看别人现在都在研究些什么。”刘协和说。

  当时,刘协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精神病学专家,但谈到出国,他面临两个大问题:一是年龄偏大,他已经49岁了;另一个是出身问题,他不是党员,到底能不能出国还是未知数。为公平起见,原卫生部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考试,刘协和决定“去考一考,也看看自己的专业水平如何”。

  成绩在这一年年末下来了,在参加这一领域考试的专家中,刘协和的成绩排名第二。于是,1980年初,50岁的刘协和登上了飞往英国的飞机,远赴伦敦大学精神病学研究所,开始系统地学习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等课题。

  学成归来后,1981年,他牵头成立了司法鉴定研究小组。1986年,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系成立。刘协和就把这个研究小组带到了系里,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法医精神病学教研室,他担任首任主任,并带领教研室开始正规地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

  对于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国的精神病学研究而言,最紧要的一个问题是,没有一本全国统一的教材。学生上课大多是抄写教师的讲义和一些零散的海外资料。上世纪60年代,卫生部开始在全国选取可用的教材,各地高校和医院递上去的备选书籍很多,当时的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在这一方面并不占优势。

  但到了1964年,刘协和和3名同事共同撰写的《精神病学》一书,却被选中作为全国第一部精神病学统编教材在全国推广,这也奠定了四川医学院在全国精神病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两年后,“文革”开始,刚刚起步的中国精神病学研究陷入了停滞。刘协和也因这本书的内容等问题遭到了批斗,书籍的原稿全部丢失。这段回忆,刘协和谈得很少,只是说:“当时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已经不是由医生说了算。”唯一让他欣慰的是,这本《精神病学》,至今仍然是学习这一专业学生的重要参考书籍。

  “睡眠是一个谜。良好的睡眠使人愉快,经常失眠则使人烦恼。在我还是住院医师的时候,不时遇到一些患者诉说通宵不眠的痛苦,可是他的家人却说他整夜鼾声如雷,陪伴者都难以安睡。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使我困惑。”上世纪60年代初,刘协和就开始寻找方法,把一个人的睡眠时间客观地记录下来,此后,还与医院针灸科黄圣源老师合作,研究针刺足三里、三阴交等穴位的催眠效应。但因缺乏客观的评价指标,这一研究只能中途作罢。

  1980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精神病学研究所进修期间,刘协和有机会到研究所和医院的睡眠实验室参观学习,并跟随医师对受试者进行通宵多导睡眠图记录。同年10月,他又赴美国进行学术访问,访问的最后一站是加州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科,曾享有“睡眠医学之父”美誉的William Dement 教授向刘协和介绍在实验中记录到睡眠呼吸暂停现象,以及对这一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情况。从这些访问中,刘协和了解到上世纪80年代初国际上对睡眠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水平。

  1981年初,回国后的刘协和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多导睡眠图实验室,当时拥有的唯一设备是上海生产的一台生理记录仪。“我与两位优秀助手张远慧医师和张麒技师用这台国产的记录仪,绘制出与国外同样漂亮、精确的多导睡眠图,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如今回忆起来,刘协和依然觉得骄傲不已。随后,他用这台机器指导自己的研究生陆续开展了慢性失眠、抑郁症、神经衰弱、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等一系列多导睡眠图实验研究。如今,他的学生唐向东等继承和发展了这项研究,建立了国内较大规模的睡眠医学中心。刘协和本人则于2012年荣获中国医师协会中国睡眠科学技术终身成就奖。

  ■“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老师从来都是言传身教”

  作为86岁高龄的老人,刘协和至今都没有清闲下来安享晚年。时至今日,他每周三都会如约出现在病房,参与疑难病例的查房和讨论。

  “前天上午,我在7楼查房见到的那位难治性紧张症患者,未能提出恰当的治疗方案,深感愧疚。昨天我上网找到了两篇报告采用谷氨酸拮抗剂作为辅助药物治疗难治性紧张症的文章,很有启发,特转发给您们。另有两篇讨论紧张症概念的短文,对提高紧张症的临床识别,也很有用。”采访期间,记者在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李涛主任的电脑里,看到了刘协和发给她的邮件,邮件里除了附上文中所提的文献外,还参考性地提出了用药方案,语气谦和,专业上却有着毫不含糊的严谨。

  在一辈子的教学研工作中,刘协和以严谨著称。而这或许与他从小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谈起幼年的时光,86岁的刘协和背诵起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这是父亲亲自教授他的一篇古文。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其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父亲反复给他解释的一句。刘协和的父亲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毕业后在长沙市政府任职。古文学习也是他对后辈要求极为严格的一部分。

  1944年长衡会战打响,刘协和全家避难的长沙和家乡衡阳相继沦陷。此时,刘协和正在长郡中学上高中,教授古文的老师是著名爱国人士周世钊。这位抱着“教育救国”理想的老师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窗5载,情谊甚笃。给刘协和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周世钊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刘协和说:“他上课的时候很潇洒,每次只带一根粉笔,连教材都没有。”诗词造诣很深的周世钊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通篇背诵是基本要求,词句理解力求准确,随后才能谈对文章意思的领悟和扩展。这段时期的学习给刘协和的感触很深。

  刘协和不仅数十年如一日地严于律己,对待自己的学生更是耐心、细心。他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总共有57名。他在每一个弟子身上都倾尽全力,手把手地指导。

  1989年,李涛考入原华西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两年后成为刘协和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人,老师从来都是言传身教。比如说,老师要求我们读文献时要做读书报告,他就利用每周一个固定时间,和我们一起做读书报告,大家一起交流。从那时开始,这样的习惯一直坚持了几十年。”李涛说。

  ■“构建不再让他们遭受误解、歧视和伤害的‘防护墙’”

  2013年颁布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让刘协和再度走进公众的视野。他说,自己的后半生就与这部法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985年,57岁的刘协和被指定为《精神卫生法》的起草人。刘协和清楚地记得,在等待出台的前14年时间里,为了这部法律的面世,世卫组织曾3次到中国指导,在他手里,草案就修改过10次。

  1986年,在刘协和的邀请下,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立法方面的专家来到成都,并召集卫生、公安、民政等系统的相关人员开会,会议讨论的对象是草案修改第6稿。“那次会议,世卫组织的专家对精神病患者不能结婚这条提出了异议,后来我们也删除了。”当时的刘协和对草案的出台还是抱有很大希望。

  又过了4年,到1990年,草案已修改至第九稿,世卫组织又派专家组来了解立法进度。在成都金牛宾馆,当时参加会议的只有卫生部官员和医学界代表。在这次会议上,“非自愿住院治疗”的问题第一次被提出来公开讨论。有人提出,已确诊的精神障碍患者坚持不住院怎么办?当时起草小组的意见是,强制住院的措施还是以劝说为主。1991年7月10日,草案修改到了第十稿。立法进程出现停滞。

  刘协和最后一次参与立法讨论是在1999年。那一年9月,世卫组织第三次来到中国,首次倡议在北京举办国际精神卫生立法高层讲习班。随后,《精神卫生法》的立法工作从原卫生部医政司转到了疾控司,精神卫生立法工作得以正式重启。 这之后,70岁的刘协和和草案首稿起草小组的另外4名专家,开始陆续退出了法案起草的一线工作。

  “后来的十几年,立法仍在进展。”刘协和说。2000年10月,精神卫生法立法领导小组在北京成立,该小组的成员包括原卫生部(疾控、医政、法监等司局)、公安部、民政部、教育部、司法部、中残联等。刘协和将自己手上有关草案的所有原始材料,全部交给了新成立的立法工作小组。

  虽然不再参与精神卫生法的制定,但刘协和依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表明观点,以影响社会和公众对精神疾病和精神病人群的认知。比如说,精神病患者暴力犯罪后,一面是需要治疗的患者,一面是愤怒的受害者及家属,法律应该保护谁?社会上有一种最通常的观点,甚至是很多专业人士所持的观点,就是要在这两个选择之间找一个平衡。“这是大错特错”,作为我国精神病司法鉴定开创者之一,刘协和坚持认为“精神病人犯罪,不能错杀”。他说,如果因为公众惧怕,就将精神病患者隔离起来,司法机关迫于舆论压力,就施以刑罚,这不仅有失法律的公允,也是社会道德和责任的缺失。社会只有先保护好病人,才能更好地保护公众,“精神病患者是弱者,因病犯罪需要的是治疗,而不是刑罚”。

  几十年的努力,终于等到了《精神卫生法》的正式出台。作为《精神卫生法》的最初起草人之一和推动者,他成为2013年央视年度法治人物。“身体出了问题,伤害的是患者自身,精神出了问题,危害的却可能是他人和社会。作为医生的他,要消解的是灵魂的迷离和虚妄;作为立法参与者的他,要构建的是不再让他们遭受误解、歧视和伤害的‘防护墙’。”颁奖晚会上评委会授予刘协和的颁奖词,或许是对他后半生所从事的事业最为生动的注解。(本版图片由刘协和本人提供)

  ■对  话

  我国精神病学研究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  者:如今《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已近一年,您对这部法律还满意吗?《精神卫生法》中规定的精神病患者入院、出院实行自愿原则曾引起社会各界争议,对此您怎么看?

  刘协和:基本满意,但依旧需要完善。对于自愿原则,这也是当初起草立法时遇到的大难题。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知道如果完全采取自愿原则,肯定会有很多病人不愿承认自己患病,不愿到医院就医,可能令某些患者的病情延误,如果严重到伤害他人、自杀的程度才被强制入院,对家人、社会、患者来说,都是悲剧。不过,世卫组织相关专家建议,这里的自愿原则,在各国的精神卫生立法中都放在重要位置。我希望能够尽快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和操作规范,既能真正使精神病患者的权益得到保障,又能减少社会和家庭的风险。

  记  者:您对目前我国的精神医学发展现状有何评价?

  刘协和:目前,我国的精神病患者就医还都集中在大城市,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与国外还有很大差距,需要大力加强。现在,我国共有2万多名精神科医生,虽然数量比往年有了大幅增长,但与其他学科相比,投身精神病学诊断治疗的医生依然太少,很难形成竞争力。国家应当制定政策,鼓励医生从事精神病学研究,尤其是鼓励他们扎根基层。

  我国精神病学研究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对精神疾病的理解,仍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实现。只有专业人员的素质提升了,设施更好了,社会的意识转变了,精神病患者的处境才会更好。

  记  者:今后您对自己的晚年生活还有何打算?

  刘协和:我会发挥余热,培养年轻人,事业还是要靠他们继续。我生命的延续靠子女,但事业的延续靠学生。在有生之年,我希望中国的司法精神病鉴定队伍更加壮大,这一领域更趋完善。

  ■记者手记

  记者对面的刘协和老教授,完全符合人们对一位医学泰斗的全部想象:思维清晰,体形清瘦,眼神坚定而慈祥,浑身散发着通透淡然的智者气派。谈话中,碰到记者不懂的问题,他十分乐于停下来解释,仿佛授业解惑是一件有着无穷乐趣的事情。

  我们的采访由一个日期引入,“1928年5月26日”,刘协和强调这才是自己真实的出生年月,因为登记人员的疏忽,身份证上记录的年龄比自己的实际年龄小了一岁。他笑称,自己曾专门就此事向有关部门要求更改,但没有得到答复,自己也因此年轻了一岁。

  除了意料之中的严谨和规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老人惊人的记忆力。虽然已是86岁高龄,但他对事情的讲述总是能精确到年,甚至是月。谈起《精神卫生法》的制定修改历程,在哪儿开会,讨论了什么,人们的争议焦点在哪儿,几十年的时光,在他脉络清晰地梳理下,仿佛也并不漫长。

  也许就像他说的,他所面对的,是他最钟爱的精神医学事业,是他最引以为豪的身份——“医生”。耄耋之年,他仍然满心欢喜地看着自己执著一生的事业不断发展。

  ■刘协和小传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精神病学教授,我国司法精神病学泰斗。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他就参与编写了全国第一部精神病学统编教材。20世纪70年代后期,参与一系列全国统编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编写,其中包括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精神病学分卷和两百多万字的精神医学丛书。1986年,在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系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司法精神病学教研室,开设司法精神病学和法律心理学课程,成为新中国司法精神病学的开创者。

  最早参与《精神卫生法》的起草,从1985年起致力于推动《精神卫生法》的出台。毕生热爱医学教育事业,共培养硕士研究生32名,博士研究生23名,博士后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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