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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本报记者 胡德荣

何裕民:“科学中医”的情愫

2014-04-14 11:46:49 来源:健康报
 
  经何裕民治疗,胰腺癌患者郑弘波依然活得很好,两人还成为了好朋友
  何裕民(左一)出席“医学人文如何走进临床”研讨会,在促进医学人性化倡议展板上签名
  何裕民把病人都集中到会议室,进行圆桌疗法,医生和病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不仅能一次多看些病人,也比单独治疗效果好得多。
  他是一位勇于突破的中医临床大家,尤其在中医肿瘤治疗方面造诣深厚,一些曾被断言时日不多的癌症患者经他调治,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他是一位走近大众的医学教育家,在出书立说、从医带教之余,近10多年还做医学科普报告300多场,深受患者和公众欢迎;
  他所宣扬的“癌症只是慢性病”理念,颠覆了人们对癌症的看法,也让很多患者的身心得到拯救,而他自己也因此得了个响亮的名号——“科学中医”。
 
  ■ “在中医界,何裕民属‘科学中医’类型”  
  “都快7年了,他还活着?”提起中粮集团总经济师郑弘波,许多了解他的人都会这么惊讶地问道。因为他曾被诊断胰腺癌晚期,且被医学专家断言生命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而帮他打破这一断言的人,就是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
  2007年5月,郑弘波被查出患有胰腺癌,他先后就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甚至去了全球肿瘤治疗权威机构——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咨询。“郑弘波的生命只有3~6个月的时间。”国内外的著名医学专家都这么预测。
  拒绝手术的郑弘波,最终到一家肿瘤专科医院,选择了在接受放疗的同时配合口服化疗药物的治疗。“在治疗前,经过调养,我高尔夫可以轻松打完18洞,能行走10公里左右,但在治疗后第五天,我在病房里去洗手间都要扶着墙走。医生告诉我,现在只做了5次,这样的治疗总共需要21次,全部做完之后,肿瘤不会长大。我听了之后非常失望,心想如果这样消灭肿瘤的话,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我杀了。”后来,郑弘波又坚持了两次,总共做了7次放疗就坚决出院了。
  郑弘波放弃手术、放疗、化疗后,辗转于北京、上海、香港、澳门等地,拜访了数十位中医大夫,最后慕名找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
  “我们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从哲学问题谈到治疗问题。那天,我印象很深,他体质特别虚弱,背曲着,无力直挺,是硬撑着和我聊下去的。”何裕民回忆说。
  而郑弘波对这次交谈的体会是:“何教授对医学哲学很有研究。他认为,西医的‘过度治疗’和中医的‘以毒攻毒’的确是当前癌症治疗中存在的问题,他还介绍了‘带瘤生存’的理念等等。”
  谈话结束后,郑弘波按何裕民教授的说法,接受了系统的中医治疗,还先后接受了3次伽马刀治疗。如今,郑弘波身上两次转移灶消失了,一次原发灶明显萎缩且已无活性。他现在能够每天打高尔夫球,还能够坚持处理很多公司事宜。
  除了胰腺癌的治疗外,这些年,郑弘波还会请何裕民帮助治疗糖尿病、皮肤病、便秘等。“除了治病以外,我与何教授还聊过许多关于医学、医患关系、病理以及哲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郑弘波说:“在中医界,何裕民属‘科学中医’类型,其特点是不排斥西医,又不依附于西医,而是在熟悉西医的基础上,中西医结合,并以中医为主。”
  ■ “一例肺癌治疗是我致力中医肿瘤治疗的最初动因”
  在中医领域造诣颇深的何裕民,当初学中医,却是情非得已。
  1969年,何裕民作为一名知识青年,插队到浙江义乌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乡的7年中,他空闲下来手上只捧两类书籍,一类是旧书店里淘来的《代数辞典》、《几何辞典》,一类是经典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哲学书。1975年的一天,公社党委书记认为这个小伙相当不错,再留在农村就被耽误掉了,于是推荐他到上海中医学院学习中医。
  “到了学校,我对中医抵触很大。老师讲的阴阳五行、气血调理等,我一点概念都没有,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经络也很反感。”困惑中的何裕民两次试图逃离中医专业。1977年恢复高考,“我向负责高考的工宣队提出要退学重考,结果被工宣队训斥了一顿”。何裕民不死心,1978年初恢复研究生考试,正处在毕业实习阶段的他报考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肾病专业,虽然考中,但还是被调剂到上海中医学院中医外科专业。他仍旧向往着西医,第二年即1979年继续考研,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结果连审核都没通过,原因是临床工作还不满两年”。
  这种对中医的抵触情绪,直到经历了一次成功帮人看病后才有所改变。一天,何裕民原先农村插队的地方一位退休的老干部来到上海,希望何裕民能帮助他治肺癌。“我陪他走了好几家医院,一概遭拒,因为他患晚期肺癌,又伴有较严重的冠心病。无奈之下,我帮他找了我们学校内科权威张伯臾老中医,先帮他调整冠心病;至于肺病,我则在张老的方子上加了几味药。想不到这一改,当时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竟然又活了10多年,大大超过了当时西医给他定的寿限——3个月到半年。”
  何裕民说:“这个治疗晚期肺癌的成功案例,使我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也促使我下决心于1980年主动报考中医硕士研究生,最终成为当时已名声显赫的中医大师裘沛然的硕士研究生,开始了以中医为主的医学研究与应用之路。这也是驱使我临床上一直致力于中医肿瘤治疗的最初动因。”
  ■ “这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纯学术著作”
  1983年硕士毕业后,何裕民留校任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教师。这位勤奋的青年教师,在日后的工作中逐渐突显出非凡才华。
  他积极参与中医教育改革,拟定全新的学科分化教改方案,还搞了一个改革试点班,对原有课程体系进行了调整,并成为《医学与哲学》杂志社最年轻的编委。1985年,当老师才两年的何裕民就获得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他主编了全国第一本书分化教材《中医学导论》,还在全国率先开设心身医学、医学方法论等新课程。1988年,36岁的何裕民破格晋升为副教授,3年后他又被破格晋升为教授。
  近30年来,他在厘清传统医学脉络的基础上,大胆对现代中医的定位、改革路径和发展思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重新诠释了传统医学的意义和价值。
  他主编的《差异·困惑与选择》一书,对现代中医学存在的主要问题,直面相对,切陈要害。可以说,这是何裕民中医学理性审视的开端。他的中医理论体系的解构与重建等核心观点,获得了学术界如潮好评。面对一些争议,他认真地进行反思,冷静地刨根寻源,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撰写了系列中医寻源著作,包括《中国传统精神病理学》、《中医药揭秘》和《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等。其中,《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这本书,是何裕民整整伏案3年才写成的,书中探析了中医学种种差异的“根源”。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纯学术著作”。
  紧接着,何裕民又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总主编,主编出版了《中医学导论》、《中医辨证学》、《中医古典理论精华》、《中医防治学总论》、《中医学方法论》和《现代中医肿瘤学》等11本教材。其中,《中医学方法论》被誉为兼有教材和专著双重特点的著作,对中医学的现代发展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90万字的《现代中医肿瘤学》则被称之为一部内容厚实而又颇多原创性的好教材,是对中医肿瘤临床体系的重建尝试。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这套教材的大部分主编都是40岁上下,何裕民说自己当时是“冒着风险,顶着压力,让中青年一代担任如此重任”。让他感到欣慰的是,10多年过去了,如今这些主编大都已走上校级或院级领导岗位。主编《中医古典理论精华》、现为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的陈晓说:“感谢何教授10多年前给予的这一重要机会,使我发现了自己的潜质,充满信心地游弋于学术领域,从而有今天的进步。”
  而他最火的一本书莫过于2008年出版的《癌症只是慢性病》了。据这本书的出版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披露,这是一本“销量好得令他们惊奇”的书。只看一下书的名字——癌症只是慢性病,一下子就使癌症“减毒”了、“缓释”了。对于癌症患者来说,这样的书名也有着莫大的心理安慰作用——既然癌症像高血压、糖尿病这类慢性病一样,又有什么可怕呢?以至于他们拿到这本书,得到“只是慢性病”的概念时,好像拿到了一张生命通道的“准入证”,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何裕民在书中说:“癌细胞在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正常(干或母)细胞的分化异常和发育障碍。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伴随着衰老,这种异常和障碍往往难以避免;多数情况下,进展缓慢的癌细胞并不一定对机体造成多大的伤害,只是在特定条件下,这些癌细胞‘疯长’,并侵袭重要组织器官,才表现出对生命的严重威胁。”他还援引上世纪80年代美国尸体解剖结论,以说明很多肿瘤并没有致患者于死地,而是始终和生命和平共处着。
  癌症只是慢性病,这一癌症防治新思维得到了癌症患者的共鸣。一位从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的癌症患友告诉何裕民教授:“我坚信这一观点的正确,故接受后便不再鲁莽地拼个鱼死网破,而是理性地、悠着点地对待原本自己所患的较难控制的癌症,现癌胚抗原指标已下降,肿块有缩小,生存质量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我不再每日提心吊胆地生活在恐惧之中,而是学会了优哉乐哉地享受生活,享受当下。”还有一位患了肺癌的资深主任医师写信给何裕民,也表示,自己正是因为理解了“癌症只是慢性病”,所以这些天来“坦荡多了,不再魂不守舍、每日半夜惊恐而醒,能从容与同事们讨论自己的病情了,也增强了信心……”
  ■ “中医对疾病的个性化干预和治疗应该是其发展的一个方向”
  中医学术界有学者评价何裕民不仅是一位对中医学术问题善于沉思反省的“哲人”,更是一个勤于实践探索的“匠人”。在过去的30多年里,何裕民紧紧抓住两大临症环节:一是把临床体质和亚健康纳入心身医学范畴,二是把恶性肿瘤特别是肿瘤临床作为主攻方向。在数万例肿瘤治疗研究中,他始终在实践中探索,主张当今的肿瘤治疗应努力地实施“三驾马车”说,即西医治疗、中医治疗与非医学(如心理、饮食等)方法三大类手段并重,三者相互配合、相互弥补、相互促进。
  1994年,何裕民和几位同仁一起创办了上海民生中医药研究所,后来研究所又与几家单位一起组建了上海民生健康服务中心。何裕民在肿瘤中医治疗与康复、亚健康状态调整等领域进行了许多探索,并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了“零毒化疗、整体抑瘤”的肿瘤治疗观,他甚至还给自己研制成功的一种中药抗肿瘤产品命名为“埃克信”。他说,他要做既有科学精神、又有民族情感的中医药探索者。
  何裕民对中医药“零毒化疗”的探索源于37年前当实习医生时亲眼目睹的一幕惨剧。何裕民回忆说,那是一年7月的一个下午,在一家县医院急诊科实习的他接待了一个从农村来的小伙子。在查看了白细胞检查单后,何裕民怀疑小伙子患的是白血病,并说:“你要住院治疗。”于是,这个骑自行车来看病的小伙子又骑车回到离县城15公里远的家里,拿了被褥和暖水瓶,再骑到医院,一天就来回共骑了45公里地。第二天小伙子就接受了大剂量化疗,第四天晚上小伙子就去世了。我当时心情特别难受,“从那时起,化疗能否无毒这个问题就一直萦绕在我心中”。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何裕民率先提出零毒化疗的治疗思想,并利用现代科技改造中草药,研制成功了抗肿瘤新品“埃克信”,“它使得我们在临床上可以结合中医辨证施治,做到抑制肿瘤、改善症状、调整免疫三者的有机统一,这对于肿瘤治疗的意义相当大。我个人的观点认为,现代医学之所以到现在不能攻克肿瘤,原因就在于其针对病症的还原论的局部治疗思想,而肿瘤却是一种全身疾病。”何裕民解释说。
  当今,危害人类健康的心脑血管病、慢性肝病、糖尿病等都是多因性疾病,疾病的发生发展都与生活方式、个性特征、精神心理密切相关,显然其防范和诊治需要考虑这些各不相同的个性因素,而这又恰恰是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因此我一直主张中医对疾病的个性化干预和治疗应该是其发展的一个方向”。  
  作为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何裕民主张癌症的临床治疗和后期康复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对身心的综合干预,其中涉及的方法包括改变患者认知态度和不良生活行为的认知行为疗法、优化患者饮食行为的饮食疗法、促使患者重新融入社会的社会支持、合理而健康的家庭呵护等。当然,“其核心是中药的调整,比如用汤药辨证论治,改善或优化患者的机体总体状态,增强其免疫功能以抑制残存肿瘤细胞。”
  为了确保个性化康复的实施,何裕民组织一批博士生、硕士生成立“新世纪医学先锋队”,在肿瘤康复志愿者召集“爱心使者”,同时还与上海癌症康复俱乐部一起,举办了90天综合康复行动的“埃克信康复营”,报名参加的患者除上海地区外,还有来自美国、澳洲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通过对两期集中康复活动的统计表明:91%的患者对未来的希望增加,61%生活自理能力增强,75%以上的患者综合素质提高。
  由于来找何裕民看病的人实在太多了,他就想了个办法把病人都集中到会议室,进行圆桌疗法。“我的学生和其他专家也参与其中,医生和病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病人不仅可以和医生交谈,病人之间也可以相互交流抗癌心得,倾吐心中郁闷,这种安排起到了综合的心理治疗效果,其效果要比单独治疗好得多。”
  ■ “学术领域内有争鸣是好事,有助于对问题的认识”
  2006年3月开始,一场围绕中医的存废之争引起轩然大波,湖南长沙一个叫张功耀的教授力促废除中医,投了一篇檄文《告别中医中药》给《医学与哲学》编辑部。当时,很多人认为这篇文章不值得发表,但在副主编何裕民的坚持下最后还是不加删改地刊登了。何裕民认为,学术领域内有争鸣是好事,引发大家讨论会有助于对问题的认识。
  在那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何裕民力挺中医,著书立说,发表论文。不管是在业界主办的“中医问题深层次的思考”座谈会上,还是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栏目的专访中,他都旗帜鲜明地坚称,医学不仅是科学,还是一种人文文化;医学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种艺术。何裕民说,中医的发展,关键是要有一个宽松的氛围。从政策角度,不仅要在基础研究方面舍得投入,对于重大科研项目给予全力支持。在实用技术方面,应该放开临床实践,鼓励中医医院深入探索、大胆创新。比如上海曙光医院“针麻手术”的成功,就是中医临床的开拓之举,既有科学意义,又有实用价值。同时,应该拓展中医药生存新空间。今后中医可能不仅局限于治病,还应该对亚健康等病前状态实施干预,对病后虚弱的身体进行调理,以维护健康、增进健康为目标。这几块结合在一起,才是中医的发展之道。
  这期间,何裕民还积极参与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中医新世纪大论战》的丛书编著,撰写了4册中的两册,分别是《爱上中医》和《发现中医》。
  在何裕民游刃有余的笔锋间,透着对中医的深邃理解和深沉之爱。显然,当年那个曾经像张功耀一样对中医极为排斥的倔强青年,不仅已成了中医的忠实拥趸,还是民族医药的发扬光大者。(本版图片由何裕民本人提供)
 
  ■ 记者手记  
  有幸在采访何教授的过程中,记者先后听了他两场针对不同对象的演讲:一场是在上海图书馆,他向市民作了“癌症防治新思维”的讲座,场面爆满,讲座后请何教授签名的队伍排得很长很长;另一场是在全国医药院校社科研究协作会工作会议上,他与医学同道切磋“除了治疗外,临床医生还能给病人什么”,令与会者眼前一亮。
  “癌症只是慢性病”这个防治新思维,仿佛是一剂清醒良药,使不少癌症患者从恐惧、忧虑中缓过神来,开始理性地对待自身疾病。而对于临床医生,何裕民给出的忠告是,在治疗之外,还要学会接纳,给予患者理解和宽慰,同时也要学会技巧性地沟通。
  聆听何裕民教授的演讲,既是一种健康教育的熏陶,也是一种身心放松的享受。在对何教授的采访过程中,记者不仅感受到了他的儒雅风度,也为他言谈举止间所显露的渊博学识和严谨作风所钦佩。
 
  ■ 对  话
  中医不仅仅是国宝
  记  者:何老师,听说您曾和我国儿科事业的先驱者、儿科医学界的泰斗苏祖斐教授一起为孩子看过病?  
  何裕民:不敢这么说。出于对80多岁苏老的尊重与好奇,当年在上海市儿童医院实习时,一有空我就坐在她旁边,跟她一起出诊。她看的是小儿过敏性紫癜,用的是中西医结合方法。我看她用的都是凉血止血药,遂不知天高地厚地提出:我记得老师在课堂上讲,这种病大多是病于脾虚,脾不统血,当用补脾益气摄血法。想不到苏老竟十分谦虚,愿意照我说的试试看。于是,每周一个下午,我们就用新法治小儿过敏性紫癜,3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系统观察了近40名少女,效果非常好,近半数患儿两周后血小板上升,80%一个月后血小板正常。苏老很高兴,因为比她那套效果明显要好。我当然也很高兴,与大专家在一起,抄抄弄弄,居然也有意外的收获。  
  记  者:在对待中医问题上,有些人主张用唯一的西方近代科学标准来评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何裕民:给中医立标准、立法,都是重要的。但不能用西医的评判标准来评价中医。这种标准在解释化学、物理学等现象方面很成功,但在解释生物学现象方面会面临挑战。因为,生物科学与物理科学的规律不完全一样,标准也不能一元化。从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元性角度看,中医不仅仅是国宝,也是科学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参照物。    
  记  者:您最大的爱好是什么?
  何裕民:这么多年来忙于中医学的教学、科研、临床和管理等,空下来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医学、哲学、史学,包括管理学之类的书都看,反正看得很杂。看书能使我静下心来,放松心态,同时也能做点深入思考,想些问题。
 
  ■ 何裕民小传
  1952年8月出生,浙江义乌人。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潜心肿瘤研究与临床治疗30多年,主要研究中医体质和肿瘤的临床治疗,积累了数万余例病例,尤其擅长于胰腺癌、肝癌的治疗。曾获全国杰出青年中医、上海市劳动模范等荣誉。出版中医专著40多部,发表科普文章300多篇。赴全国各地作科普演讲300多场。先后培养博士研究生23名、硕士研究生34名,带博士后3人、访问学者4人。
  任中华医学会理事兼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医学与哲学》杂志副主编、国家级规划大学教材《现代中医肿瘤学》主编,以及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国家科技部“十一五”重点支撑项目亚健康课题组第一负责人、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宣传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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