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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医学需要一次人文精神的“回归”

2017-09-11 14:18:52 | 来源:健康报 | 分享
  历史永远是向前的,但是并不总是面向着正前方。前进的过程当中,难免有曲折,有弯路,甚至走回头路。而还有一种历史现象叫做“回归”,有时回归了才能持续前进。就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国唐朝的古文运动等等。前段时间,在广东省人民医院主办的白求恩学堂上,药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前院长秦伯益以“呼唤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为题进行了精彩演讲。他将医学人文分为医学、人和文化三个基本要素,从历史、教育、哲学、宗教等方面为大家阐释了医学人文精神的内涵。 ——编者为什么物质条件在进步,人文精神却在缺失关心人的身体健康,就要医病;关心人的心理健康,就要医人;关心人的生存环境,就要医国,这是三个基本的立足点古代医药先贤们,譬如战国的扁鹊,汉朝的张仲景,三国的华佗,隋唐的孙思邈,明朝的李时珍,他们都有高尚的从医目的。他们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与患者的关系也都非常和睦。而且,他们都是全科医生,内外妇儿,常是一个人兼看;药剂自己调制,还是医教研结合,从临床医学中要解决的问题着手研究,研究的结果在临床上验证,效果好的就写进书本,传输给学生。
 
  现在我们大力提倡循证医学、转化医学、精准医学、整合医学,其实自古以来,我们就一直是这样做的。只不过现在基础与临床医学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细,逐渐剥离开了。就像一个大家族,子孙万代以后,谁是谁家的孩子都不认识了。所以,这也是一种理念上的回归。
 
  在我看来,先贤们不仅有这样高尚的从医目的,还有鲜明的医学人文观。认为“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我们自古以来,就提倡“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医国靠政治家,医人靠思想家、教育家,医病靠医学家。为什么国家的问题,人的问题,病的问题,都用“医”字来表述?这里就体现出一种人文精神。你关心人的身体健康,就要医病;关心人的精神健康,就要医人;关心人的生存环境,就要医国,这是三个基本的立足点。
 
  所以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是从“医病”开始进而“医人”,像鲁迅、郭沫若等等。也有个别是从“医病”开始,进而“医人”、“医国”的,突出的例子就是孙中山。道理都是一个:就是要把混乱的、无序的状态,重新恢复到有序和健康的状态。
 
  当代医学,不管中国还是外国,硬件建设和物质条件在明显进步,但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却产生了一些退步。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是由于医学科学本身的变化。
 
  首先是从医目的。当代医生是高度职业化的,大家从医可能并不完全是出于治病救人的高尚理想,或传承世代医家的精神,而只是把这当成一种谋生手段,本质上这也是一种社会分工。学科分工越来越专业化、对象化、碎片化,看完眼底的问题,眼皮上有一个疖子可能都要再去找隔壁的医生。如今,医学分工的对象脱离开了人本身。这时,医生对着的是一个器官,一个样本,你去跟他讲认真、负责是可以的,但要让他对病人产生深厚的关爱和感情,这对有些医务人员来说是不能保证的。
 
  再有,现代的医疗技术服务与商业挂了钩,一旦如此,医疗行为就不单是一种人文交流,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价格体现。再加之,这些年政治的、经济的、世俗的因素都影响着我们传统医学人文的发展。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到根本的教育问题,而且从基础教育就已经开始了。
 
  我在小学时上过一门课叫乡土课,讲本地本土的事;还上过公德课,讲思想道德。我是江苏无锡人,从这些课上我知道,家乡的太湖美,物产丰富,人杰地灵,而且江南有一个特殊的风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所以江南读书人,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是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因此我从小热爱自己的家乡,因为爱家乡,所以爱祖国;因为爱祖国,所以爱中国共产党。
 
  而在公德课上,当时有一本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写的短篇小说集,叫《爱的教育》。讲的都是孩子身边的事,讲五爱——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尤其要爱弱小同学、残疾同学,爱公共财产,爱个人卫生。书里描写的都是孩子们看得懂、学得会、做得到的事。
 
  小学教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爱心,一个人的起点如果不是爱,将来这棵树是要歪的。到了中学学修身课,学公民课,学一点伦理,讲一点法制,是培养我们的理性。有了爱心,有了理性,就形成了你特有的人格、道德和价值观。长大以后就自然有了我们这种读书人特有的家国情怀、书生意气、士人风骨、君子器度。人文和道德素养从哪里来,不是你说来就来的,而是长期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形成的,否则只能是空谈,是一个空泛的符号。
 
  我们常说,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这话很对。现实中,娃娃和家长们的确都被“抓”得挺累。但抓的是什么?还是知识和技能,不是道德诚信。而道德诚信恰恰是最需要从娃娃抓起的。我在教育系统开会的时候建议,中学6年可以减少一些知识的传授,而开设哲学和逻辑学。哲学使人的思维通达,逻辑使人表达准确。有了聪明的脑袋,有了正确的表达,这个人将来就可以成为一棵健康的大树。
 
  现在跟很多年轻的医学生聊天,我发现他们论技术,比我们那一代人强得多。可是要谈“医理”,往往谈不过我们。人的脑袋是有限的,而技术和知识是一直在不断更新发展的,所以很多过去的知识都有可能被荒废掉。而“理”的问题,是通不通的问题,理通了,一通百通。所以我经常呼吁,要真正地学通“理”。我在上海医学院学医时,每月都有病理讨论会,让大家分析,最后理出一个基本的病理线条来,非常有用。
 
  人性、人道与医学密切相关
 
  面对一个新技术、医疗决策,医学需要有形或无形的规范来形成人与人之间坚固的社会契约,来对人性进行弘扬或者限制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围绕“人”的思想谈两个理念。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我们信奉的经典,除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外,其中还有很多深刻的人文思想。马克思号召发展人的个性和才能,呼吁要从生产的桎梏中和思想的禁锢中来解放人。他把社会主义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人”这个概念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人性,一个是人道。而这两点恰恰都与医学紧密相关。
 
  人性是300万年进化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人的基本品性,是有物质基础的、基本稳定的。但人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可以从善,也可以从恶。“文革”一搞,全民动乱。汶川地震一来,全民救灾。人性没变,环境变了。但是有没有人文的定力,也是很关键的。所以,要有合理的社会契约。我们过去把契约两个字理解得有些片面了。社会契约不是做生意的合同,而是指从宪法开始的,法律、法规以及社会层面的道德、伦理等等,一切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人群和人群的关系等进行约束的规范。医学就是如此,面对一个新技术,面对一次医疗决策,甚至面对诱惑,医学需要有形的规范——法律、条例,需要无形的准绳——伦理、良知来形成人与人之间坚固的社会契约,来对人性进行弘扬或者限制。
 
  我们身处一个文化交织的时代
 
  大家应该坚信,文化的特征,总是高处流向低处,总是后进追赶先进,这是不可逆转的最后谈谈文化。当前的中国是几种文化在一起交织。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两百多年的西方文化在知识分子里影响深远,一百多年的革命文化存在于我们的主流意识当中。这三者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是以孝为核心,以家庭为本位;西方文化是以人为本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革命文化是以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几种文化都客观存在,如何取舍、如何融合,还有多久才能取舍融合得好,或许谁也说不准。但是有一个原则,大家应该坚信,文化的特征,就如周有光先生说的,总是高处流向低处,总是后进追赶先进,这是不可逆转的。
 
  而什么叫高处,什么叫低处?谁落后,谁先进?是由人民群众在实践当中选择的。举个身边的例子,我们现在的服装文化,基本是全部西化的。当然中式的服装还存在,但大家已经习惯西式的装扮了,这是人民自己的选择,没有人强制。但饮食却不是这样,很多人爱讲自己是“中国胃”,出国旅游经常还要去找中餐馆。所以我不相信会 “全盘西化”,文化领域的东西,是潜移默化的优化选择。
 
  我们的治理能力要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等多处分享他看过的书,很多都是西方的名著,这也说明我们现在很多文化是并存而择优交融的。这些书,其实很多是以往我们不允许看的书,但它们里面有很多对我们有重大教育意义的内容。现在我们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眼光很宽、很具有包容性的,它把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把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层次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集合在一起。文化事业和文化价值,只要放开并进行现代化的管理,我们是有能力把中央的精神理解好、贯彻好的。
 
  而说到东西方文化,在我们医学领域里,其中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关于生死观。东方人和西方人对生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从前我们提倡儿子在父亲面前,不要说“老”字,以免引起老人的联想和伤感。中国人觉得,好死不如赖活。有亲人去世了,必须哭天抢地。
 
  我10岁的时候,爷爷去世,按照我们无锡的风俗,死者的棺材要在厅堂里摆7天,要让亲友来吊唁,亲属要连哭7天。到第三天,我看见有两个陌生老太婆在那里哭,哭得很伤心。这叫哭丧婆,是花钱请来哭的,为的是制造一个悲剧的气氛。这就是中国人的死。而西方人相反,西方人把人生看成是生和死两个阶段,生是灵魂附着在肉体上,死是灵魂离开了肉体。所以西方人死的时候,大家都站在遗体面前,唱诗、祷告、祝福、送行。
 
  对此国内出了几本书,有一本叫《死亡如此多情》,是100位临终医疗科的医生写的。里面提了一句话,深深地震撼了我,叫“我的死亡谁做主”。谁做主呢?是医生吗?但医生只能对病人或家属说有几种处理方式,各自的后果是怎么样的,各自的代价是怎么样的,你怎么选择。那么是患者吗?患者也有种种顾虑,也许神志不清,也无法选择。所以多半是家属代为决定。但我认为,家属是最难以理性对待自己亲属死亡的一个群体。有的人陷入痛苦,难以理性地决策。有的砸锅卖铁也要救亲人,有的迫于社会舆论勉强应付,有的是盼着爹妈快点去吧,遗产马上就到手了……总之,这些决定可能都不是最为纯粹的。
 
  我看过这样的书以后,有个非常明确的想法:我的死亡我做主。所以现在提倡要写生前的预嘱。我特别欣赏美国、瑞典,包括我国台湾等地的一些临终关怀医院。我去参观过伦敦的一家医院,在一间大的活动间里,我看到病人都在各自做事情,有的在打毛线,有的在看画报,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聊天。如果不是院长告诉我,我不敢相信这些人的生命只有一个月了。
 
  我问他们的院长,为什么他们还能活动自如?他们的经验是什么?他说了两点:对症药物用够,安慰工作做好。对症药物就是,你疼痛的时候,镇痛药要用够。有时用一到两克,如果不够,三四克也用过。我问会不会成瘾,他回答,本来他们的日子也所剩无几了,而且真有疼痛的病人成瘾现象很少。之后他回过头来问我中国的情况,我回答:100毫克以下。当时,我在心中默默地想,我们的病人临终太痛苦了!当然现在已有很大改善。
 
  此外,我还特别欣赏他们的安慰工作。这项工作除医务人员外,还有心理学家、有医疗专业背景的社工、志愿者、牧师在做。他们会把病人的名单在网络上公布,志愿者对口在上面找相关病人交朋友,一起聊他们共同感兴趣的事。很多人都倾向于找同行业的人,这样病人会感觉到,还没有离开他的朋友范围,离开他的职业群体。
 
  没有和而不同,人文精神就不会发展
 
  中国人文精神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需要有全民族文化思想的启蒙,需要有全国人民来实践、书写在这些安慰工作中,牧师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一点在中国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国的宗教不能有规模性地进入学校和医院。但事实上,科学、宗教、医学本来是一组很亲密的伙伴关系。
 
  科学和宗教是人类的两大文明,古代的时候,宗教势力很强,有时会阻挠科学的发展。近代以来,科学蓬勃前进,宗教逐渐边缘化,转向公益事业、慈善事业。
 
  但是科学技术再发达,没能解决人心的善恶,也没能解决人生的苦乐问题。虽然宗教也没能力解决,但它给人们一种解释,一种慰藉和寄托。那么宗教又和医院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所知,12世纪罗马时期,世界上第一所医院是由教会主办的。解放前,中国70%的医院是教会办的;最早的四大医学院,山东的齐鲁、北京的协和、上海的同济、成都的华西也全是教会办的……在我国西医发展的初期,教会不仅办了一些一流的医疗机构,很多小县城甚至穷乡僻壤,你也能看到教会医院,并且真是扎扎实实救了很多人。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的政策有些调整,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政策很对,更何况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有极大的包容性,不管是土生土长的道教,请进来的佛教,打进来的基督教,传进来的伊斯兰教,在中国都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和平共处。
 
  因此,我们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经常有三圣庙、三佛庙,儒家、道家、佛家三家并列。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干涉皇权,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像欧洲那种几十年、几百年的宗教战争。
 
  从此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和而不同,社会就很难和谐,各种精神的、物质的品类也不会再继续生存,进而到达某个高度。
 
  中国的人文精神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需要有全民族文化思想的启蒙,需要有全国人民来实践书写。世界的潮流不可阻挡,中国也在不断前进,尽管道路曲折,但我相信前途光明。
 
  回声:
 
  Q:您理解特鲁多医生墓志铭的方式好像很特别,能跟我们讲解一下吗?
 
  秦伯益:特鲁多医生是在美国纽约东北部的小村庄里出生的。25岁的时候,刚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他患上了结核病,回到家乡疗养。这期间,他经常出去散散步、看看书,没有过多地去医治,病反而好了。回去工作了一段时间,结核病又复发了,他又回到了家乡。
 
  这样反复几次之后,特鲁多下定决心,辞退医院里的工作,回到农村去,自己集资建了一个结核病医院,这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结核病医院。他用自己对结核病的理解,去对待他的病人。后来,他总结了自己一生的行医经验,对家人说,“我去世以后,给我的墓碑上刻三句话,‘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在那个年代,结核病被视为绝症,是富贵病,有钱人通过休养,不再劳动,有时也可以治愈;但穷人要离了工作就没法生活。作为一个身患绝症的医生,特鲁多在那个时候意识到,这三句话是面对绝症病人时最好的方式,他做到了一个医生所能做的一切。
 
  现在100年来,我们医学发展得很快,结核病也不再是绝症了。如果把他的墓志铭用之于现在的话,我觉得显得有些不够。所以我想稍微做一点修改,改为:To Cure Intime,To Relieve Anytime,To Comfort Sometimes——及时的治疗、随时去关心、需要时安慰。我们的安慰不在多,而重在对病人有帮助,让他们内心有自己的力量。
 
  Q:您在演讲中说,我们的人文教育应该从“爱”开始。那么您觉得,今天我们的政府、社会和媒体,怎样才能让医生通过被爱进而学会爱?
 
  秦伯益:非常好。我们要多呼吁,让政府理解、让媒体理解。媒体也是在和我们的磨合中慢慢实践、相互理解的。也许起初他们是带着偏见来的,但很多人来到医院里都受到了很大的感动;而舆论引导上,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不是只注重吸引眼球。近几年来,媒体对医务界的报道,还是比较公正的。特别是对伤医事件,大部分媒体都是把它们作为犯罪行为来报道。此外,问题也不光是出在媒体。一些老百姓在网上看到医生被杀害的事情,还会有幸灾乐祸的现象。
 
  这样的心理状态,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大家都需要反思。我们过去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使得老百姓对什么都不信任。我觉得,真正实事求是的、有职业道德的医生、记者、政府官员,他们都会根据事实来说话。但我们现在做的还不完美,我们需要在医疗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上再加把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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