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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为防控做点什么

2017-02-17 19:10:15 来源:健康报
  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我的感受告诉我,这所谓的问题的根源就在教育,就是文化,就是全社会包容的氛围。是时候做点什么了,也不得不做点什么了,因为今天所做的一切,加起来,就等于未来。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有药吃着死不了,你不一样,你要好好的。”
 
  杨杨,和我一起长大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成都男孩,和我道别时,平静地说道。
 
  在美国念书的这半年里,我反复想这句话,想回忆当时有什么印象,什么感觉,但是记不起来了。直到杨杨从国内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又恋爱了,说他喜欢的人和自己特别像,性格也像、爱好也像,就连性别也一样,我这才意识到,他感染艾滋是有原因的。以前我从来没有对艾滋感到过害怕,因为我觉得它离我特别远,直到最好的朋友被感染、被排斥、被歧视。后来杨杨开始肆意挥霍自己的青春,透支他的生命,终于自暴自弃。这件事让我意识到,艾滋在男同群体间的蔓延,绝不是偶然发生,也不可能很快过去。
 
  在性安全教育问题上,杨杨是中国大学生的缩影,而大学生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10年前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家张北川教授曾说过,如果没有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间,那么同性恋群体的痛苦和绝望将成为社会解决不了的痼疾。10年后的今天,我眼睁睁看它成为了现实。
 
  对这样的结果很失望,但是一点也不意外
 
  2013年的10月,作为学校社团联合会副主席的我,希望能在学校创办“两性社团”。我想通过创办社团,来向同学们传递正确和积极的性知识,并试图为LGBT(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群体发声。我从学生组织中,抽调了7名能力较强的同学参与社团创办的工作。我们利用国庆假期的时间和周末,完成了社团的策划书。我们怀着满腔热情将策划书递交给学校领导,等待他们的批准。两天后,我们得到的答复是,拒绝批准,理由是社团的性质太敏感。我们对这样的结果很失望,但是一点也不意外。
 
  创办社团失败后,我意识到,或许当前的校园环境还不允许我那么直接地去触碰这个话题,我应该更谨慎地处理关于性的话题和内容。2014年1月的寒假,我再一次组织了之前的7人团队。我们利用寒假的时间,到图书馆开始策划创办学校的第一本校刊。校刊的内容主要围绕衣食住行等校园生活展开,只有最后一个板块是关于性知识的专栏。
 
  我们花了整个寒假的时间来制作第一本校刊,开学后,我带着成书到领导的办公室,得到他们的批准后,我们就可以大量印刷,并在学校售卖了。“除了那篇‘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和‘彩虹校园’(关于同性恋的文章)的文章必须删掉,其他的都可以通过。”领导严肃地说道。最后,我妥协了,不能让朋友们的心血白费。杂志出版了,我却再一次失败了。
 
  任何宣传,先打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
 
  2015年,在设计一份关于“同性恋在四川大学的情感问题”的问卷调查表时,我告诉自己:每一个填写表格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不是你的工具。于是,我把“你是否是同性恋”这个问题,改为了“你会称呼你的爱人为先生还是妻子?”我调查过30余位同性恋大学生,询问他们对于大学校园的防艾宣传工作的想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提到,学校搞的宣传工作就是在完成政治任务,无非就是拉横幅、发宣传册、开会,这些形式就像是在讲大道理,学生们听过就过了,谁会放在心上。
 
  2015年的调查让我意识到,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去同情、怜悯,会伤害被调查者的自尊心;任何强制性的行为和措施,都会引起对方的厌恶情绪。那么对于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来说,什么样的宣传方式是他们喜闻乐见的呢?什么样的文化语言,是能够引导他们进行自我思考、自我教育的呢?
 
  经过一年的思考,我意识到,有效的宣传必须具备两个大的要素:吸引人并且有深度的内容、易于接触并且覆盖面广的宣传平台。尤其是内容,内容才是主体,否则再多的宣传工作也只是自我安慰罢了。
 
  2016年2月,我开始启动《少城旧事》项目。《少城旧事》是一部微电影,讲述了一段大学生的爱情故事。在短片里,我们将成都包容和多元的城市文化作为主旨,通过故事和画面,来告诉观众,和谐社会需要包容和多元的价值观。短片制作完成后,我们通过优酷、秒拍、腾讯、新浪等媒体传播出去。最后,《少城旧事》引起了成都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在微信、QQ空间、知乎等社交媒体上引起大量的讨论。当人们开始讨论,开始思考时,就是他们开始自我教育的时候,而自我教育所取得的效果远胜于他人枯燥乏味的说教。
 
  《少城旧事》项目给我的经验就是:要了解年轻人的审美、爱好和心理,才能生产出有吸引力、有价值的内容;生产出优质的内容后,再利用合适的传播平台将内容传播出去。我一直坚信,塑人行易,塑人心难。任何宣传,先打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
 
  想要改变某种固有观念,文化是最温和的方式
 
  在美国的这半年,我常常失眠,想起小时候和杨杨一起抄作业、踢球的快乐日子,也为他今后的生活感到担忧。他的父母总有一天会问他,儿子,为什么你不结婚?得了艾滋你要怎么生活?人们欺负你怎么办?这两年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为了回答他父母担心的问题:为什么不结婚?得了艾滋怎么办?到今天,我已经带领我的团队,完成了《少城旧事》城市宣传片项目,并且开始了“熊猫兄弟”公益短片项目(这个项目旨在引导小学生及其家长正确地看待性教育)。我们如此关注文化和教育,是因为我们坚信,想要改变人们某种固有的观念,文化是最温和的方式。而教育,才是塑造人们内心最好的工具。
 
  一个社会的希望,就是知识分子和有话语权的人的责任和能力,作为这个时代的大学生,我们理应肩负起让这个国家变好的责任。这个社会固然有很多问题,改起来有很多惰性,那要怎么改?我们的回答是,让问题浮出水面,让它不得不改。
 
  此刻,关于艾滋在大学校园蔓延的问题、中国性教育缺失的问题、LGBT群体生存空间的问题已经浮出水面,再难忽略。作为年轻的大学生,我深知,唯有清晰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与希望。
 
  我的朋友,19岁,因为性安全意识薄弱不懂得保护自己,患了艾滋;成都校园里的男同群体,因为没有公开表达自己的空间和机会,生理和心理同时受到压抑,或绝望、或麻木。
 
  每每我静下心,闭上眼,叩问自己的内心,总有一个声音质问我,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只是一名资质平庸,见识尚浅的大学生,并无顾全大局、深刻分析的能力,但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我的感受告诉我,这所谓的问题的根源就在教育,就是文化,就是全社会包容的氛围。是时候做点什么了,也不得不做点什么了,因为今天所做的一切,加起来,就等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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