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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观察

商榷:请留住“患者”

2017-01-13 07:36:42 来源:健康报
 

 
医务人员的新年愿望里,有对医患关系的美好期待,也有对“患者”的美好祝福。
CFP供图

□北京大学医学部 王一方

2016年12月29日,《中国实用外科杂志》微信公众号刊登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教授陈孝平的一封来信,吁请以“病人”称谓取代“患者”称谓。此建议得到国内20位院士、专家的赞同和支持,一时间引发公众关注和热议。日前,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在“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上撰文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还是应该留住“患者”。那么,为什么会有“病人”、“患者”的概念之争,两位专家的分歧在哪里,背后又蕴含怎样的人文思考?本期,我们对双方学者的观点和论述进行选编、呈现,希望能引发读者朋友的进一步思考。——编 者

 

词源追踪 “患者”一词并非日本原创,不可对日译的词汇概加排斥

据陈孝平院士以及所转述各位外科老专家的意见,“患者”一词源自日本占领东三省时期(“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伪满洲国),带有强烈的民族歧视感、耻辱感,应当休止使用“患者”一词。无疑,日本侵华期间,伴随民族征服,一些带有民族羞辱色彩的词汇在日占区普遍使用,如称“中国”为“支那”,以表达轻蔑鄙视。但是,“患者”一词似乎没有特指中国人的歧视性内涵。而且追根溯源,“患者”一词并不是日本原创。它最早出现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大约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早期)流传到日本。

翻览文献,“患者”一词首见于《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如来寿量品第十六”篇章,经文为:“我亦为世父,救诸苦患者,为凡夫颠倒,实在而言灭,以常见我故,而生憍恣心,放逸著五欲,坠于恶道中。”此中的“患者”意为苦难的承担者。

从文化交流史角度看,近代中日之间名词术语的相互借用、互通情形有其历史渊源,中日文化与文字存在着哺育(中-日)与反哺(日-中)的关系。日文中许多核心概念,尤其是天皇年号、名字均出自中国古典典籍,如“明治”(出自《周易》)、“维新”(出自《诗经》)、“厚生”(出自《尚书》)。日本至今还有年度汉字评选的习俗。

唐代以来,以鉴真东渡为标志,日本大量引进中华文化(文字、典籍、建筑、医学),借用汉字形意,形成与中华文字学相近相通的日语语义学体系。但近代以来,明治维新的日本在西洋化(现代化)进程中领跑于大清帝国,晚清民初,大批留学生赴日学习,形成一股“东洋化”热潮,也带来新名词的日译倾向,一些重要的概念均来自于日文,如政治、经济、组织、干部,医学中卫生、健康、防疫等词均来自日译。如今,这些词语已融入中华词语库,不可因为源头为日译而排斥。

语义之差 “病人”与“患者”两个概念存在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差别

患者,即罹患疾苦的人,常根据自身的不适体验与敏感(忍耐)度定义疼痛与痛苦。病人(病员、病号、病家)指生病的人,或人在病中。“病人”与“患者”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差别,病人有指标(生理、心理指征),患者有感受(疼痛、难受、折磨)。有“患”(如各种不适的感受)未必有“病”(各项生理指标并未偏离正常值),而有“病”必然伴随“患”的体验。

英文里有“疾病”(Disease)与“疾患”(Illness)之别:疾病是依据病因、症状、实验室及各种现代医疗仪器探测出来的阳性指征所做出的偏离正常(健康)态的临床判定。疾患则是疾病个体诉说的痛苦经历和身心体验。英文中病人为Patient,而非Diseas-er(or)或Illness-er(or)。Patient与passion都源自拉丁语词根“pati-”,意为遭受(患)、忍受折磨的内在体验,包含着疾病解释的文化维度,如患病说明、症状解释、病况解读,以及患病经验、体验、感受的描述,如不舒服、难受等。

在中文里,“者”与“人”有尊卑之别,人们常常在情感化、表达同情及尊意时呼“者”,如老者、智者、行者、长者、师者、讲者、学者、医者、逝者,“患者”亦如此;“人”则是不带情感的平常称呼,如男人、女人、旅人、罪人、犯人、死人,“病人”亦如此。

语用之差 新医学模式的临床叙事过程中呼唤“患者”的回归

同样是医疗行为,其背后有医学模式的分野,生物医学模式(聚焦躯体)的临床循证过程中比较适合于使用“病人”,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临床叙事过程中则呼唤“患者”的回归。21世纪新兴的叙事医学,其价值在于将“找证据”与“讲故事”结合起来,构成客观与主观、观察与体验、生物与生灵、技术与人道有机的统一。

医学哲学家图姆斯曾在著作《疾病的意义》中指出“医生,你只是观察,而我在体验”,并揭示只有“病”没有“患”的医学观察的不完整性。哈佛大学医学社会和心理医学教授凯博文在《疾痛的故事》一书中指出“疾病”(Disease)与“疾患”(Illness)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医生的世界,一个是患者的世界;一个是被观察、记录的世界,一个是被体验、叙述的世界;一个是寻找病因与病理指标的客观世界,一个是诉说心理与社会性痛苦经历的主观世界。他批评当下的临床路径只有病,没有人;只有公共指征,没有个别镜像;只有技术,没有关爱;只有证据,没有故事;只有干预,没有敬畏;只有告知,没有沟通;只有救助,没有拯救……叙事医学的首倡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丽塔·卡蓉教授认为:在人类生命经验的构成中,有客观事实与主观意义这两个层面的区分,疾病作为人类生命经验的一环也不例外。疾病(Disease)客观呈现的生理症状与个人主观的生病/罹患(Illness)体验意义是并存的。罹患凸显疾病的生成意义与丰富的个性化体验,意在唤醒人们去“洞观”生理症状背后的心理与灵性意义层面的变化,关注两者之间的平行关联。

从这个意义上看,“患者”与“病人”的并用才体现出临床思维的完整性。也就是说,“患者”的认知不仅不能取消,还应在新医学模式的语境中得到加强。

概念之争 本质上是循证医学与叙事医学之争

“病人”与“患者”的概念之争,本质上是循证医学与叙事医学之争、医学中技术与人文之争,哲学上更是实证主义与现象学之争。

无疑,适度的术语规范化、标准化是必须的,但是,也要意识到医学是人学,不是纯粹的科学,其哲学特质决定了临床语义的弹性与漂浮,以及认知、理解的分歧。

首先,生命具有神圣性,以及哲学上的超验性、精神性,不能只在物质(躯体)层级揭示生命的奥秘,必须从身-心-社-灵的递进关系中把握生命。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死亡都具有不确定性与偶然性,医学在不懈地追求确定性,但是无法彻底超越不确定性与偶然性的“无知之幕”。

奥斯勒一百年前曾坦言:“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与可能性的艺术。”中医则强调:“医者,臆也,易也,艺也。”其次,医患之间存在主-客间性,流淌着不纯粹的客观性、不充分的主体性。其三,生物的多样性:每个人都是别样的生命个体,不会相同,可感性大于客观性。其四,医疗活动具有技术-人文的共轭性,一方面追求有理、有用、有效、有根(因果),另一方面又追求有德、有情(共情)、有趣、有灵。

为此,有必要认真清理循证医学对现代医学认知大厦的冲击,厘清临床中实证主义(表现为客观主义、证据主义,而忽视主观及内在感受、情感意志表达)的认知偏失,把握好对象化与主体化、外在化与内在化、客观与主观、证据与故事(现象)的张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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