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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观察

伦理学研究要多接“地气”

邱仁宗
2016-10-28 07:24:12 | 来源:健康报 | 分享
 
 
                         
术前知情同意,是医学领域的共识,但有时不免会遇到患者家属拒绝签字或不在身边没法签字的情况,这就需要衡量有关各方的价值,从而在道德判断与伦理规则(有些体现在法规中)之间取得平衡。CFP供图

在10月21日~23日于苏州举办的第七届全国生命伦理学学术会议上,我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邱仁宗针对我国目前伦理学领域理论与实践出现脱离的现状,提出要重视以问题为导向、促进各领域实践中规范性问题研究的实践伦理学,并强调伦理学要走出学院大门,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编 者

 

1982年我访问英国期间读到一位英国哲学家写的一篇文章,讨论的是“医生是否应该给15岁女孩开避孕药”的问题。作者运用伦理学理论(义务论和后果论)分析了医生开药与不开药所涉及的医生的义务、不同选项的种种后果,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未经家长同意,医生也应该将避孕药开给15岁女孩,而且须为她保密。

而当时,有些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合伦理的和非法的。英国社会就此问题掀起了一场伦理学和法学的大讨论。1985年,英国卫生和社会保障部给所辖各单位发出一份通知,大意是说,医生给前来咨询的16岁以下的女孩开避孕药,这一行动并非不合法,只要医生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女孩不被性交的有害作用(如妊娠等)所影响。这个案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也引发了我关于实践伦理学的深层思考。

各个领域的实践都提出了伦理问题,但遗憾的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真、善、美是哲学探究的三大组成部分。真即真理,包括逻辑学、认识论/知识理论、语言哲学、科学哲学及其分支(如物理哲学、生物哲学等)。善是伦理学或者说道德哲学所追求的,关注的是在行动上“应不应该这样做”、“允不允许这样做”。它主要有四个部分:一是元伦理学,主要是研究是非善恶等概念的意义,以及伦理推理等。二是普通规范伦理学,即理论伦理学,如德性论、后果(效用)论、义务论、自然律论、女性主义伦理学等。三是实践(规范)伦理学,是指对各个领域实践中产生的规范性问题的探究和解决,是对实践中规范性问题进行研究的伦理学,如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科学和技术伦理学、动物伦理学、环境(生态)伦理学、人口伦理学、出版伦理学、法律伦理学、社会伦理学等。四是描述伦理学,指的是对伦理规范的态度、知识、信念和行为的调查和访谈等。

目前,在我国伦理学领域中,理论研究占支配地位,而偏重理论研究就像在放风筝,可以飞得很高,但是离地太远了,曲高和寡。而实践伦理就好比是在骑自行车,不管走到哪里,永远是接地气的。

我国当下的伦理学研究,存在理论与实践分离的状况。我国一些伦理学研究机构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伦理学的理论和历史及代表人物方面,放在讨论不同理论的优缺点、改进这些理论的办法、研究历史上伦理学家的工作上,还有一些伦理学家埋头致力于建构一个理论体系,以求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把重点放在理论伦理学上。虽然不少单位也成立了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或建立了相关研究项目,但也没有根本改变这种情况。但另一方面,在我国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各个领域的实践提出了种种伦理问题,即“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但遗憾的是,却没有得到我国伦理学者(或其他学科领域学者)应有的关注。

这令我想起延安时毛主席对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学者提出的要求。当时,有些学者“言必称希腊”,但对我国实践中的问题则不甚了解。现在的学者视野更加宽阔,不仅可“言必称希腊”,还可言必称许多别的地方,但对我国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却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有些研究单位声称“哲学就是哲学史”,似乎囿于“象牙塔”之内、不顾社会实践是理所当然。鉴于此,我认为我们现在的伦理学需要走出学院大门,与社会互动,多关注现实。

在伦理学研究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恩格斯早就指出,原则不是出发点。就我国当下的研究现状而言,我们需要将重点转移到实践伦理学上来,要将各个领域(包括医学、科学、动物、环境、人口、法律等)实践中提出的规范性问题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

毛主席在延安时要求学者们要做到“有的放矢”。他指出,有些学者非常欣赏某些理论,连口称赞“好箭”,却从不将好箭射出去,其实也许他们不知道箭要射向什么靶,这些靶在哪里。“有的放矢”就是要我们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我们就是要用伦理学理论来研究各个领域实践中提出的现实伦理问题,为制订和完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提供伦理学基础,在伦理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向我国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伦理学研究的成果不应满足于发表文章和著作,而应看研究成果是否真能解决实践中的规范性问题。

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把伦理学当做立法立规的基础。一些国际组织在讨论一项工作要不要做以及如何做之前,首先讨论的是其伦理问题。譬如,世界卫生组织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专门组织过一次有关疫苗问题的伦理讨论。在公共卫生(包括卫生政策和卫生行政管理)领域也有很多伦理学的问题。与生命伦理学其他分支伦理学一样,公共卫生不是以伦理学理论而是以实践中的公共卫生伦理问题为其逻辑出发点,而对这些伦理问题的解决绝不是从现有伦理学理论简单推演的结果。比如,埃博拉病毒来了,但抗病毒的药物还只是处于研究阶段,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尚未通过临床试验得到证明,能不能拿这个药来治疗已经生命垂危的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专门的伦理委员会对此进行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策。

单靠演绎法无法解决实践中的规范性问题

在研究解决实践中规范性问题的实践伦理学中,我们不可能囿于一种伦理学理论。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依靠一种理论解决各个领域实践中所有的伦理问题。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不完备的。在理论研究中,人们发现,效用(后果)论和义务论这两个主要的伦理学理论都各有缺陷,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不是去贬低其中一个理论抬高另一个理论,而是要把二者结合起来运用。

例如,公共卫生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就应既包括效用原则,又包括公正原则。在公共卫生情境内,效用是指某一行动给目标人群或全社会成员带来促进健康、预防疾病和损伤的好处,与可能给相关人员带来的风险、伤害、负担或其他负面影响之间的比值。在公共卫生领域,效用必须置于第一位。如阻断艾滋病毒的母婴传播,改变人群的高危行为,切断流感大流行的传染源,使公共卫生服务为弱势人群可及等。

公正原则主要是针对由于经济、社会地位等社会因素所造成的资源、风险、负担以及受益等分配的社会不公平而提出的,是对效用原则的一种约束。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动有时会导致不公正,所以我们应该设法完善政策、法律、制度、规划,以纠正或至少减少公共卫生服务可及的不公平。

而相称性原则则是将效用与公正结合起来考虑的一个原则。促进公共卫生、公众健康的行动有时难免会侵犯个人权利或加重个人的负担,相称性原则要求为了达到目标人群的公共卫生目的,这些措施是适合的、必要的、合理的,且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与疫病的性质及严重程度相称。例如在流感大流行时,不同程度地限制个人自由,既是为了避免个体伤害自己或他人,也是作为一个公民必须遵守的建立、维护和扩大公共品(设置将传染源与人类有机体加以区隔的壁垒)的义务。因此,为了公共卫生的目的,根据客观情况需要对个人自由进行合适干预的行动,是可以得到伦理学辩护的。

理论伦理学主要运用演绎法,而在实践伦理学中,单靠演绎法将无法解决我们实践中的规范性问题,而且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伤害。教条主义就是单靠演绎法,试图从已确立的教条推演出问题的解决办法,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实践伦理学这一术语比现在通用的应用伦理学一词更为合适,因为应用伦理学这个术语容易让人误解为实践中伦理问题的解决只是伦理学理论凭借演绎法的应用。事实上,实践中规范性问题也不是仅靠对某个理论的演绎、运用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权衡利弊得失,包括对利益相关方的各种利益、价值的权衡。

比如,前些年北京某个医院因坚守规则中必须获得家属同意方可手术治疗的要求,置患者的死活于不顾,结果导致患者及其腹中婴儿的死亡,医院因此饱受争议。而浙江某个医院在同样情况下将病人利益而不是条文置于第一位,结果母子平安。该医院还就此作出了完善规则或条文的努力。当代伦理学发展出了反思平衡、案例分析等伦理学方法,使得我们在解决所面临的新的伦理问题时,能够更好地衡量有关各方的价值,从而在道德判断与伦理规则(有些体现在法规中)之间取得平衡。这样,既能妥善地解决实践中提出的新的规范性问题,又可为政策、法律法规以及规制规章的完善提供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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