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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观察

医患共同决策,人文与科技应携手

本报记者 李 琳
2016-08-19 07:35:03 | 来源:健康报 | 分享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的普及,医患信息的不对称状况将有所改变。面对未来医疗的发展,患者如何做出“最好的抉择”?医患双方如何进行共同决策?近日,围绕美国知名心脏病学家埃里克·托普的新书《未来医疗》,以及哈佛医学院教授杰尔姆·格罗普曼、帕米拉·哈茨班德所著的《最好的抉择》一书,来自业内外的相关专家齐聚一堂,从科技、人文、生死观等方面,共话未来医疗,并就医患共同决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编 者


圆桌嘉宾

胡大一:中国心脏联盟主席

王一方: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

余可谊: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副教授、副主任医师

顾卫红:中日友好医院神经内科分子遗传实验室负责人

安 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医患共同决策论坛发起人

郑 杰:树兰医疗CEO,《未来医疗》译者


从“家长式”到“伙伴式”的医患关系

郑 杰:以前,医患之间是家长式的关系,如同美国医学会(AMA)的logo是一个权杖,非常权威、神圣,患者应该完全听医生的,“我说什么,你做什么”。而现在,患者去医院前,都会做一些初步的信息搜集。我有一位朋友,他得了肿瘤之后,自己去搜索最新的SCI文章,了解这个疾病治疗技术的进展,想尽一切办法知道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在现在这个信息时代,人们获得服务和知识越来越方便。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和患者之间更多是一种对等关系,医患更像合作伙伴。

余可谊: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患者的整体人权意识也随之有所增强。医患关系的“一次性”关系也在逐渐改变。几年前,我做主治大夫时,大部分患者来看病都没有随诊,看完就走了,这种医患关系就是“一次性”的关系。现在,患者在找医生看病之前,往往先通过网站、微博,对这位医生有所了解。患者慕名而来,医生也不好意思“板着脸”,医患关系在诊疗过程中就成为了朋友。之后长期的随访工作,让这种医患关系更为融洽和稳固。

王一方:由于伤医事件的频发,现在医生也学会了保护自己。面对疾病的多种可能性,有的医生会问患者“你想怎么办?”当然,大部分医生的态度是“虽然我不是你,但我能理解你。如果你是我的亲人,我会如何选择。”医患共同决策的方案,达到“风险最小、获益最大”,这应当是未来医疗共同决策的最佳路径。

不是与疾病为敌,而是和疾病为伴

顾卫红:疾病是对人的考验,尤其是得了没有办法治愈的疾病,对人更是巨大的考验。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人性会得到放大:有些人自强不息,在疾病面前会更坚强;有些人本身比较脆弱,在疾病面前就可能会更显得无助。所以面对疾病,医患交流不仅仅是医生和患者的交流,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很多人性的因素夹杂在里面。我常常和我的病友聊天,告诉他们:“你需要跟疾病共存,而不是总想着去战胜它。”尤其是很多遗传性疾病,现在的医疗技术无法治愈,所以,患者需要学会与疾病长期共存。

王一方:现在,国人对死亡的接纳程度还是偏低,甚至对苦难也不能很好地接纳。如果不接纳痛苦,很容易陷入一个观念的怪圈。未来医疗中,如果生死观、苦难观、医疗观没有改变,仅仅依靠科技支撑,很令人担忧。

胡大一:未来医疗要体现患者对健康和疾病的话语权,其次还要使患者对自我的疾病管理具有信心。我们习惯性与病为敌,不与病为伴。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我们要带病生存。西医容易对生物技术产生崇拜。曾经有人说:“手里拿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但在未来医疗发展中,医生应当带领患者学会和疾病为伴,而不是与疾病为敌。

外科医生都知道如何开始手术,但一个成熟的医生更应知道什么时候叫停。医疗一定要懂得适度,而现在的情况是,一个专科为主导的医疗体系总在追求技术上的完美,却不知道用适度的技术来帮助患者正确面对疾病。

安 杨:作为医生,或是媒体,我们需要告诉公众的是:“治疗”并非一个简单、笼统的概念。治疗目标是分层的,有的可以达到治愈,有的治疗是可以缓解症状、减轻痛苦,“使你舒服一点”。这些基础的医疗知识,需要成为我们通识教育的一部分。

未来医疗中,首先是医生要有民主态度

王一方:我们常说要“解放病人”,但这里有两个哲学悖论:其一,医学越来越专业化、高端化,医疗环境以医生为中心,医生当之无愧是医疗这门专业劳动的驾驭者,而患者在这个过程中愈来愈被动。第二,是生命的偶然性,但医学科学追求的是确定性。早在100年前奥斯勒就说过:“医学是不确定的科学,是可能性的艺术”,至今仍是这样。

顾卫红:在和患者交流的过程中,我有个非常深刻的体会——我国绝大多数的患者对医生过度依赖。比如,我遇到有些患者,吃了多年的药,在门诊看病时,他却说不出药的名字,只会简单地说“我吃的是白色药片”。作为医生,我们需要了解患者吃药的反应,对患者进行全程管理。很多时候,医生并不愿意去“做家长”,但是患者过度依赖的状态,使得我们目前的行医模式难以改变。谈到未来医疗,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词——“颠覆”。我想很多医生会心里有所抵触——医生没想“当家长”,为什么要颠覆?未来医疗中,我们不是质疑医生的价值,而是要解放医生。

胡大一:现在,从医疗服务模式到信息发布,都是以医生为主导,患者几乎没有话语权。他既没有权利参与决策,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能力参与决策。而未来,我们需要把决策权给予患者。医生需要跟患者交流、互动,尊重患者的感受,和患者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多和患者沟通,这才是治疗的真正方式。如果一个医生忽略了患者的焦虑,不顾患者的心理感受,是看不好病的。未来医疗中谈到“民主”,我认为,首先是医生要有民主态度,从现在起,我们就需要培养医生的这种民主态度。

郑 杰:未来,随着医疗行业所涉及面的扩大,医生要发挥更多的作用,不仅需要帮助、治疗患者,同时要给予人文关怀,而且还要从伙伴的角度参与患者的一些医疗抉择。这要求医生既要去追求医学技术,也要去思考人文哲学。

余可谊:马云说“30年以后医生要失业”。透过这给人以危机感的话,我们更应该反思医学的本质,去思考医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我们的不可取代性在哪儿?过去,医疗讲的是“以患者为中心”,如今我们强调“以人为中心”,就是说,医疗是全人的,医疗服务的对象不只是患者,还应该把健康人也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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