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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妻之名抵制无爱婚姻

本报记者 李阳和
2016-08-05 07:31:33 | 来源:健康报 | 分享

 
对于同妻,婚姻是一场身心的折磨,在家人、朋友面前她们也是有苦难言 图片源自网络

在我国,有一个隐秘而庞大的群体——同妻。这些被同性恋(简称男同)丈夫以欺瞒而带入婚姻殿堂的女性,她们的婚姻生活有哪些困境?在得知真相后,她们将何去何从?她们的权益如何得到维护?在7月30日~31日由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组织召开的“中国男同性恋配偶权益保障研讨会”上,来自医疗界、法学界、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与同妻代表、男同性恋代表及相关公益人士聚集一堂,共同就同妻的权益保障问题进行交流、探讨。

 

“蹲伏惯了的脊骨,在重重的压迫之下,喊出‘受不了’的呼声”

31岁的小丁结婚才1年多,有一个半岁多的宝宝。初为人母,她体会到的不是喜悦,更多的是一种身心被撕裂的痛苦。而这份痛苦,源自丈夫同性恋身份的暴露。在近日由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李现红副教授组织召开的“中国男同性恋配偶权益保障研讨会”上,小丁讲述了自己作为同妻(即与男同性恋者缔结婚姻的异性恋性向的女子)的心酸史。和小丁一起现身会议的还有10多位“同妻”姐妹,她们勇敢发声,为的是让社会了解同妻这个群体所遭受的困境,并寻求解决之道。

和会上其他同妻不同的是,小丁所受的是双重的打击——丈夫不仅是同性恋,还患有艾滋病。去年9月,在小丁生孩子的前一个月,她的丈夫在参加单位组织的献血时被查出是HIV阳性,由此暴露其同性恋身份。在得知真相的一刹那,小丁说自己“简直崩溃了”。孩子出生后,小丁毅然决然地带着宝宝回到了娘家。好在,她自己没有感染上HIV病毒,孩子也还健康。

背负着“同妻”枷锁的小丁,在家人、朋友面前有苦难言。她于是上网搜寻到了同妻的组织以抱团取暖,才知道还有众多与自己有相同遭遇的姐妹。更为悲摧的是,她们几乎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成为了“同妻”。

这种以男同欺瞒为开始的婚姻,注定了同妻的夫妻生活难有幸福可言,有的甚至是身心的折磨。来自长沙的小墨戏称自己是“命中率特别高的女人”,结婚5年,和丈夫的性生活不到10次,却成功怀孕两次,生有两个小孩。“小孩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他,因为他从不靠近我,有时我和他坐到一块儿,他立即就会挪开或走掉……”来自青岛的程程长得非常灵秀,可丈夫从不多看她一眼,甚至婚后从没吻过她。更有一位大学女教师,结婚多年仍是处女。来自广州的素素如今已经离婚,回忆起曾遭受前夫的暴力情景,泣不成声。她说,丈夫甚至骑在她身上,抓着她的头直往地上撞。丈夫的冷淡、回避,一度让她们陷入极度的自卑、自我怀疑、自我否认、自我压抑。

出席会议的青岛大学医学院张北川教授是我国最早关注和研究同性恋现象以及同妻问题的学者之一,他从1995年起开始接受同妻的咨询和求助。近些年,他更是三天两日就会收到同妻寄来的倾诉信件。从这些众多的倾诉中,张北川发现,同妻在谈及自己的丈夫或婚姻时,多数用了“冷”或“冰”这样的字眼。不仅如此,有的男同编造自己患有前列腺疾病的谎话骗同妻,不与妻子有肌肤之亲,有的还以口臭、淫荡、不体谅丈夫等各种借口侮辱同妻,甚至还有的对同妻施暴。

张北川由此感慨:她们的声音,不仅是“蹲伏惯了的脊骨,在重重的压迫之下,喊出‘受不了’的呼声”(引自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更似冰河下河床里沉埋的嘶喊。这嘶喊,承载着一份沉重使命:把真相告诉社会。

“男同屈从压力而进入婚姻,势必造成对女性权利的践踏”

同妻,在我国已然成为一个隐秘而庞大的社会群体。据估测,我国现有同妻人数达1400多万人。在短短几十年里,我国为何有如此之多的同妻开始“浮出水面”?张北川分析说,男同由于担心身份暴露会受到社会歧视,加之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压力和传宗接代的压力,80%的人会选择结婚,以异性婚姻来掩饰自己的性取向,并且大部分在婚前不会告知妻子自己的性取向。

从法律方面而言,四川大学人权法律中心研究员贾平认为,中国的男同进入异性婚姻的法律成本(包括随之而来的社会成本)是很低的。换句话讲,在中国,男同进入异性婚姻,只需承担法律规定的最低限度的异性婚姻义务即可。加之同性婚姻不被承认,这在一定程度增加了男同与异性结婚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男同进入婚姻势必造成对女性权利的践踏”。张北川认为,同妻权利的被侵犯,主要体现在:一是心理、精神伤害,很多同妻患有焦虑、抑郁,严重者甚至有自杀倾向。二是性传播感染及创伤性疾病的发生率增加。同妻群体面临较高的患艾滋病的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2015男性行为传播艾滋病毒例数占新发病例近三成,该人群是艾滋病感染率增长最快的人群。但另一项调查显示,艾滋病病毒阳性的已婚男男性行为者对配偶的阳性告知率不足一半。很多同妻不知道丈夫是同性恋,性生活中没有采取保护措施,因而容易被传染艾滋病病毒。而且,同妻被传染梅毒的风险也较大。三是被丈夫家暴。长期压抑自己性取向的男同,心理压力更大,也更容易把自己的压力与不满发泄到妻子身上。据2015年最新调查报告:中国1400万以上的同妻,超过九成受过家庭暴力,其中38.7%遭受肢体暴力,15%遭受严重家庭暴力,37.6%遭受家庭冷暴力。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前全国妇联研究所副所长刘伯红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同妻现象是性向不平等下掩盖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更是个人生存发展受到限制的社会现象,是社会制度不完善的现象。

“解决同妻问题,应当实行‘双轨制’”

在今年3月确认了丈夫为男同后,律师出身的安宁果断地拿起了法律武器解决问题——进行诉讼离婚。因为她实在不堪忍受丈夫长期以来对自己的性冷淡和情感冷漠。考虑到毕竟有10年的夫妻之情,也为了顾及孩子,安宁主动提出把房子和车子让给丈夫,以期和平友好离婚。让她始料不及的是,丈夫拒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还对她恶语相向,漫天讨价。这让她的离婚之路走得异常艰难。

和安宁一样,许多同妻在得知丈夫是同性恋且无法改变后,都想到了离婚。这也是她们求助时多数专家给出的意见。去年12月份在长沙召开的“中国同妻艾滋病易感性、生存质量及其权益保障研讨会”上,10多位出席会议的同妻,有几位接受专家的建议已成功离了婚。

原本自以为自己是性冷淡、缺乏魅力的素素在摆脱了同妻身份后,重新找回了自信。她说:“虽然还有伤痕留在身上,但我感觉伤口已在愈合。” 尤其是交了新的男朋友后,更让她觉得“一起都是那么美好”。

但对于已有了孩子的安吉尔来说,离婚之后,生活并不轻松。女儿每天上幼儿园都会哭,每次在她要离开幼儿园时都会说:“妈妈不要走,放学一定要来接我哦!”为了孩子,安吉尔只好跟前夫仍住在一起,假装没离婚。

“离婚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妻,离婚,这两件事都会造成心理创伤,甚至会让我们感觉被撕裂,为此,我们需要自我成长、自我跨越。”已离婚的小西深有感触地说。尤其是对于一些孩子还小,缺乏经济独立能力的同妻而言,“离婚”更不是一个轻易能做出的选择。

在同妻中,也不乏一些婚姻生活还比较和谐的。会上,来自山东的同妻青草说,自己丈夫收入不错,还关心、体贴自己,晚上也是和自己相拥而睡。她一度很享受这样的婚姻生活,在发现丈夫是男同之后,她想过要离婚,但丈夫不愿意,而且对她一如既往的好,于是,她放弃了离婚的念头。

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表示,同妻并不是只有离婚一条路,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而人性又是十分复杂的,所以,我们要以更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看待同性恋婚姻。

张北川则观点鲜明地提出:解决同妻问题,应当实行“双轨制”,即一方面通过揭示同妻生存现状真相、开展相关研究和教育、呼吁完善立法等促进同妻权益保障;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给同性恋群体污名化,兼顾性少数派的权益建设。

在同妻这个群体看来,要防止她们身上的悲剧,最根本的就是“男同不要结婚”。事实上,这个呼声也得到了一部分男同的响应。早在1994年邱仁宗教授主办的“艾滋病与同性恋研讨会”上,一位终身独身的中国老年男同第一个明确提出:“不婚”是男同生活的一个重大原则。近年,他更是强调:“不伤害一个无辜女性,是男同非常重要的道德责任。”出席此次会议的男同代表也郑重表示:“同志”要主动避免异性婚姻。

这一主张得到了张北川的赞成。他说:“男同结婚主要是文化压迫的结果。然而目的的某种‘美好’,并不能为手段的恶劣辩护……即便饰满“孝文化”的鲜花,伤害女性的利爪,也很难被誉为美丽。遭遇性向歧视一旦成为伤害女性的正当伦理依据,就辱没了那些坚守自我和良知,拒绝伤害无辜者的男同的高尚和荣光。”(文中同妻名字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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