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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传播学学者眼中的医媒关系

柯 妍
2015-01-30 10:51:06 来源:健康报
 
  “如果多一些医学人士的参与,多一些记者与专业人士更耐心、更详细的沟通,新闻报道的科学性、客观性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童 俊 徐 晓摄

  记者柴会群诉中国医师协会案尚无结论,由于涉及敏感的医患关系等问题,更由于事关传媒与医疗两大行业,医疗界内外均高度关注。大众媒体到底应该在健康领域起到什么作用?医疗健康界又应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大众传播和媒体?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博士柯妍长期致力于医患关系与健康传播的研究。她应约撰文指出,科学、准确、全面地进行与医疗有关的叙事, 需要医媒间有更强的合作与互助。在人类的疾痛问题上,双方应携手共筑理性和建设性。——编  者

 

  近期,柴会群诉中国医师协会案闹得沸沸扬扬,我从传统媒体到博客、微信,大略阅读了相关报道以及林林总总或激愤或中立的网络观点。我不敢妄言这一系列冲突中的人和事到底谁真谁假。因为隔着“传播”的诸多噪音,人和人以及人与社会沟通的完整性从本质上说是不可得的,即便所谓事实也会蒙着一层面纱。但社会行为总要从规范意义上去努力、去实践,才有利于我们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

  作为一位从传播学角度去关注医患关系的学者,我每每会为因传播因素而影响到病人安全、健康的事件而痛心。不仅如此,医患事件的传播问题还影响到医生作为专业人士的职业发展、自身健康,甚至影响到医生本人的生命。当下,医患双方都“以命相见”,另一方面,却没有比生命权于人更重要的权利了。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医生与病人的传播关系、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

  在医生群体、管理者和政府眼里,最近几年,一些大众媒体横亘在医生与病人之间,把诊疗桌两端面对面、本该和谐沟通的关系视若水火,不但没能在医患沟通中添加润滑剂,却乐在制造冲突话题、隔岸观火。中国医师协会与柴会群的互诉,即表达了这种社会认识。

  大众媒体究竟应在健康领域起到什么作用?应以怎样的价值观、方式和内容来进行医疗报道?医疗健康界又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大众传播和媒体?

  大众传播在人们健康生活中的作用可以“一分为二”:一方面,它传播健康知识,提高整个社会的健康素养,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它更能起到对社会健康成果产出的积极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和迷思、污名化、健康不公正又紧密联系在一起。近两年来,国内医疗界反复提及的一个观点就是,医生和医疗绝非“包治百病”、“药到病除”。这也是对大众传播造成的医疗神话迷思的一个反击。

  不能仅凭主持正义的直觉和热情去判断一个事件,而要谨记如何突破“感官印象的迷宫”

  现代西方医学是科学的典型代表,表现在病人身上的病症看起来简单,在归因并针对这些“因”做出治疗方案时却是繁杂难辨,甚至无能为力。科学细分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无力感,在科学报道记者身上也同样明显。大众媒体记者在报道这些医学事实时,要拿出科学家的思维来,而不是片面不全的知识。科学思维要求的理性、逻辑性如何跟记者的认知,包括职业要求、性格兴趣、生活经验结合起来呢?

  在有关理论的发现及阐明中,爱因斯坦曾这样描述经验、直觉以及逻辑思维三者间的关系:从公理推导到实践,依靠的是个人的解释和观察;从实践上升到公理,这些科学突破没有逻辑方法可以连接,只能依靠与经验相关的直觉、顿悟和预测。这样一个循环的思考模型,特别有助于医疗健康类的科学报道。记者要阐释一个思想,但这些记者不是真空里的人,他们会带着自己的经验、观察和阅读来阐释,也就形成了每一次报道的主题。这也提醒记者,虽然直觉很重要,但观点和思想都要通过大量复杂的经验和论证来支持。在社会矛盾和焦虑突出的今天,记者不能仅凭主持正义的直觉和热情去判断一个事件,而要谨记如何突破“感官印象的迷宫”。

  记者是杂家,优秀记者首先要保持的是对事物的兴趣,而不是对事物的知识。专业记者说到底也是“专业”加“记者”,而不是专家。保持专业性的重要手段不仅是知识,而是如爱因斯坦的思考模型一样,对日常工作报道保持清醒的理性认识,同时也需要在组织制度建设和行为模式形成上,努力促成医疗健康类报道的科学和理性。

  如医生在手术台上需要“checklist(核对清单)”一样,记者追求事实真相的过程,也需要这么一份清单。医疗健康类报道在涉及医学科学性的部分,记者要慎言,多做文献和访谈工作,避免陷入情感、认知的陷阱。对职业新闻人来说,在行业里做久了,有时会对自己手里的舆论乾坤变得没那么警觉。当社会在质疑医生滥用权力时,殊不知,按照社会精英来训练与培养的职业新闻人,有时也对如何规制自己手里的报道权力淡然了。

  需要谨记的是,大众传播通过议程设置、框架和涵化可以塑造社会认知。社会是媒介化的社会,人是媒介化的人;大众媒介是天使,可以让地球成为村落,同时也可能是魔鬼,可以让沟通产生裂隙、让谣言加速传播。

  当然,与报道对象的传播互动对医疗健康舆论环境的健康生长至关重要。西方发达国家的健康报道记者往往年资高、从业时间长。2013年,一份欧洲癌症组织发起的67位记者参与的研究发现,这些记者中有53%具有20年科学报道经验,但他们仍然渴求与医学专业人士的密切合作:其中65%的记者非常感激能参与新科学研究和发现的讨论,70%的记者非常看重在报道过程中来自科学家的反馈,49%看重专家对报道新发现的警示。最后,50%记者将“公共利益”放在影响他们选择的首位,同时还担心被研究者的循证搞得模糊不清和筋疲力尽。

  因此在传播健康信息过程中,需要医疗健康界和媒体有更强的合作,提供更多可靠、负责任的信息。试想,在医疗事故报道、医学创新报道、疾病风险报道中,如果多一些医学人士的参与,多一些记者与专业人士更耐心、更详细的沟通,新闻报道的科学性、客观性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

  两个由专业人士构成的行业,更应该在人类的疾痛问题上,互相支持与谅解

  在中国医师协会与记者柴会群的诉讼案中,也许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赢家。中国医师协会试图“净化”媒体环境,记者柴会群试图为个人和媒体追求新闻的真实性和价值观辩护。两者的目标都不是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诉讼能够左右和实现的。当然我也认为,不能以近些年的媒体、媒体人与医生、医院的矛盾和纠纷,就否认大众媒体在社会中的瞭望者功能。

  总体来说,大众媒体在健康领域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提高健康素养。在急性病症之后,慢性病又气势汹汹而来,关于疾病的认识和管理,是大众传媒权威影响力的所在。其二,促进健康行为。大量的媒介文本,对于人们采取或不采取健康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三,促进健康公平。健康不公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媒体的报道有利于改变认知,促成有利于公正的健康政策。

  据观察,我国跟健康有关的医疗、食品报道,相当一部分的新闻价值观都是在健康公平的层面上。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社会问题和科学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一是报道本身是否经得起事实和时间的考验,二是报道引发的舆论对病人福利、健康公平提升到底有多大影响以及有什么样的影响等,尚不能简单论之。

  随着网络兴起,媒体渠道作为一种权力,越来越成为私权。从这一点看,大众媒体的从业者手中的公权力更为珍贵。要善待之、善用之。正如以上所言,医疗健康类报道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影响社会议程,最终影响健康政策,从而提升病人和人类福利。

  要科学、准确、全面地进行与医疗有关的叙事。比如在医学观点上,将互相竞争的观点在报道中呈现;新闻来源平衡,不偏信于一方;抵抗利益相关者和压力群体的不正当要求甚至威胁。西方媒介研究者批判称,在西方健康医疗类报道中,记者和媒体往往采取隐蔽的技巧,如使用神奇性、负面性、边缘性等来吸引读者。这些被批判的非确定性、选择性建构和污名、刻板印象塑造要通过理性和对道德的追求以及制度来力求避免和改进。

  近些年激化的医患矛盾,不应由新闻界或者大众媒体来作为主要责任者。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问题。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报道、文艺作品、影视作品,来引导大众正确看待医生、看待疾病,看待医疗制度。学者于建嵘提出有一种抽象愤怒,用在医疗健康领域,就是一种人人都会想象自我面临某种健康危机下产生的愤怒。建设性的医疗健康类报道的价值,就在于让这种愤怒能够正大光明地表达和发泄,从而减少其走向行动的可能性。

  在当代中国,柴会群诉中国医师协会案是第一次一个记者针对一级医疗行业协会的法律诉讼,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反过来说,我相信未来也同样会出现面对报道危机时,媒体组织发起针对医疗健康界的诉讼。因其与社会生活的密切相关,新闻界和医疗界会经常面对法律诉讼。但实际上,两个由专业人士构成的行业,更应该在人类的疾痛问题上,互相支持与谅解,携手共进。

 

 

  读者朋友,您如何看待媒体在近年多起医患事件中的表现?医疗界跟媒体如何共处才能实现“多赢”?全媒体时代医院和医生又该如何冷静、理智地应对各种状况频出?来稿请发至yuyunxi82@sina.com。截止时间为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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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媒体报道的典型涉医事件

  一类是先经传统媒体报道,引发全媒体的发酵,最后又是传统媒体发声才终止的事件。有些事件还在持续争吵,没有定论,最典型的就是柴会群诉中国医师协会案。

  第二类事件的引发点都是新媒体,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

  一是患方引发的事件,如新东方员工在云南玛莉亚医院生产发生事故,由网络“大V”俞敏洪在微博上爆料,尔后迅速引发广泛关注。5天后,当事医院才发出了官方声音。知名主持人王牧笛陪女友去打点滴,因护士连扎四针才找到血管,便发微博称“也想拿刀砍人”,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演员孙海英发微博称“现在的医院完了,医务人员不学无术”,让本已水深火热的医患关系火上浇油。这些事件都有名人效应。

  在这个人人手握麦克风的时代,普通患者也能通过网络迅速传播信息,再经网络发酵甚至异化,扭曲事实真相,最典型的是湘潭产妇死亡事件。最近的事件是1月18日下午4时左右,网友“老汪爱喝茶”在微博上发布消息称,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一名CT医生动手打了老年就诊者,一时间引发社会各方关注。新民晚报记者1月19日从院方获悉,事件系因患者插队引发,与网友所述不符。

  另一个方面是由医方自己爆料的内容引发全媒体关注的案例。2014年8月15日西安医生手术室拍照事件更是一波三折。刚开始,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批评医务人员,促使很多医务人员纷纷在自媒体上发声,后当事患者出面澄清已知情同意。近期,云南某医院产科发生了医患纠纷,有肢体冲突。一位同事看不惯,于1月19日把发生的事情在朋友圈、微博等渠道进行传播,并配发了医务人员被打伤的照片。一时间,各种信息满天飞,患方被人肉搜索,事件的关注度持续升级。

  第三个方面是医患双方各执一词,分别在新媒体上发声,引发全媒体的关注。苏州儿童医院一名患儿1月7日死亡,引发了一系列舆论争吵。患方诉医院把4个月大的孩子全身插管,最后孩子全身腐烂,用词耸人听闻。与此同时,当事医院的陈述截然不同。当双方各执一词时,我们尤其需要公正、客观的第三方出面,还原事实真相。(文字由云南省口腔医院邹新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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