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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无人有错”时,谁来维护正当权益

邱仁宗 翟晓梅
2015-01-16 09:34:14 来源:健康报
 
  一名戴着口罩的女士在一场因输血染艾的抗议活动中痛哭,她的口罩上写着“血制品让我染上艾滋病”。图片源自网络

  福州女童疑因输血染艾滋引发强烈关注。按照常规逻辑,哪个人犯了错、哪个环节出了错,就要相应找到事故方来承担责任。但由于医学技术发展的局限,由于艾滋病感染窗口期的存在,福州女童遭受了巨大的伤害却无处申诉。从伦理学的角度该如何看待类似事件?怎样弥补业已造成的伤害和痛苦?我国两位著名生命伦理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邱仁宗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翟晓梅为大家做了深入的剖析。——编  者

 

  长期以来,受害者为寻求正义却要遭受进一步的痛苦

  近日,福州一名5岁女童被证实感染艾滋病病毒,原因是她8个月大时曾接受心脏手术,疑输入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福建省卫生计生委调查发现,一名曾给女童供血的献血者HIV抗体检测现为阳性。国家卫生计生委发言人称,该女童输血窗口期感染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属于一起无过错的意外事件。无过错输血,医院是无需承担责任的,但医院在输血前有义务将这种风险告知家属,由家属决定是否输血并承担这种风险。有报道称,根据一些法院对此类无过错案件的判决经验,应从人道主义出发,给予适当的无过错经济补偿。各大媒体和社会公众对女童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同时也对经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事件表示关切。那么,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和处理此类事件呢?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河南及其他一些省份因非法血液买卖导致艾滋病爆发式流行。在上海及一些地方,则有血友病患者使用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制品(第VIII因子)而感染艾滋病的情况。经输血感染艾滋病在常态情况下,也在许多省份发生过。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我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群中,约6.6%是通过使用被病毒污染的以非法商业途径收集和供给的血液、医疗用血以及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约有5万余人,是全世界经血传播艾滋病病毒最多的国家。

  通过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以及那些以非法的方式出售的血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受害者,都经历了无法忍受的健康恶化、生活质量严重降低和个人受辱的艰辛。他们要求赔偿是合法、合理的。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为他们提供获得正义的机会。然而长期以来,他们为了寻求正义却要遭受进一步的痛苦。只有少数受害者通过与血液中心或医院协商谈判,最终获得了赔偿。在福建女童案例中,孩子的父母奔走5年为女儿讨说法。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他们到处申诉却屡屡碰壁,每次等来的都是失望。

  在大多数情况下,提供血液的血液中心或实施输血的医院均拒绝承认艾滋病病毒感染是由他们的不当行为造成的。甚至法院都感觉收集证据证明感染与输血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困难的,所以有些法院拒绝接受有关这一主题的诉讼。这种被动和冷漠的态度引发了许多受害者的愤怒,他们采取“上访”的方式,要求高一级的政府还他们公道,甚至采取更具侵略性的行动,结果只是“雪上加霜”,增添更多的凌辱和伤害。

  “无过错”赔偿或补偿机制实际上是一种非诉讼方式的社会补偿机制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颁布实施后,我国经医疗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类是违反《献血法》的相关规定,导致患者使用污染的血液或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这类案例应按《献血法》的相关规定处理,受害人也可根据《民法通则》等规定向供血或输血机构提起法律诉讼,追究民事责任。另一类是由于目前技术条件所限,尚无法检出处在窗口期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供血者(或者假阴性供血者)所供血液中的抗体。这种情况下,血液中心没有违反相关规定采供血,输血医疗单位也没有违反规定造成血液污染。这类案例也应包括由于使用处于窗口期的感染者的血液制造的血液制品(如第VIII因子)所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

  由于此类案例系非因任何一方当事人过错导致的侵权行为,因而难以追究法律责任。1998年的《献血法》和2010年的《侵权责任法》第59条都规定了血液问题的赔偿责任,但这两个法律均未对第二类型,即“无过错”的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情况作出规定。然而,《侵权责任法》第7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这说明不论有无过错,只要损害了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应承担责任。

  2010年11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其中第34条规定:“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公平分担损失的原则,确定由医疗机构和血液提供机构给予患者一定的补偿。”这一意见提出了“公平分担损失”的概念,这一概念非常重要。但分担损失的不能仅仅是受害方、血液中心或医院等无过错方。我们有必要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起社会补偿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

  我国有若干地区对因医疗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受害者进行了赔偿,比如河北、黑龙江、湖北、内蒙古、吉林、浙江和上海等。补偿包括一次性补偿和每月额外的补助。一次性补偿从4万元到20万元不等,每月的补助从300元到3000元不等。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赔偿或补偿的方式或是通过司法程序决定,或是通过病人与医院协商来解决。因而,建立公平有效的机制为通过医疗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受害者提供补偿,是一个极为紧迫的任务。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日本、法国和加拿大有成千上万的人经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受害者往往通过司法系统寻求正义和赔偿,类似的法律诉讼案件数以千计。但诉讼时间漫长,往往拖延多年,尽管有一些案件胜诉,但多数结果令人沮丧。一些受害者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死亡,有的即便胜诉,还要拿出一大部分赔偿金来支付律师费。大量的诉讼也成为当地政府和法院的沉重负担。有鉴于此,一些发达国家开始探讨另一种途径,即通过非诉讼解决经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受害者的补偿问题,称之为 “无过错”补偿机制。该机制参照了因输血感染肝炎病毒,尤其是丙肝病毒以及因医疗行为造成病人损害的一些情况(例如因使用疫苗免疫对使用者造成的损害)。“无过错”补偿机制实际上是一种非诉讼方式的社会补偿机制。

  社会成员无法获得正义,将是社会一个永久的伤疤

  “无过错”补偿机制是无论侵权行为当事人(血液中心或者输血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只要患者由于受血或使用血液制品而受到损害,就可以提出补偿诉求,获得赔偿。在此有必要对“赔偿”和“补偿”作出概念上的区分。“赔偿”承担的是一种违法责任,而“补偿”是对公民的正当权益所遭受的损害予以弥补,不是必然由侵权主体违法侵害所致。“补偿”弥补和保护的是公民的正当权益,不具有直接惩罚功能,但的确包含有弥补的公平。

  推而广之,凡在医疗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的医疗过程中有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寻找证据、确定输血与感染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困难时,受害者不愿采取艰难费时的高成本司法途径解决问题时,也可以提出按非诉讼方式的补偿机制解决。在确定输血与感染之间因果关系有较大概率或有显著相关关系后,受害者即可提出保险理赔或补偿要求。因此,以为“无过错”就不必承担他人民事权益受侵害的责任,或仅是发发善心,从人道主义出发补偿一下,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是对受害者应受到公正对待的正当权益缺乏应有的意识。

  这一机制的好处是,可及早地弥补业已造成的伤害,免于受害者因没有责任方而不能得到补偿(如窗口期的感染),减少感染艾滋病带来的损失,并使他们能够过一个正常、体面和尊严的生活。另一方面,这一机制有利于医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在医学采用新技术时,即使是临床试验证明安全有效的,仍然有可能在临床应用时发生伤害事件。如果严加追责,就有可能阻碍新技术的应用,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病人。

  此外,“无过错”的机制可以促进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受害者、血液中心、医务人员、慈善机构和政府采取合适的行动来解决问题,从而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帮助受害者及早获得补偿,有利于病人以及整个社会,否则受害者将持续遭受巨大的艰难困苦。若社会成员无法获得正义,它将是整个社会一个永久的伤疤。

  社会补偿机制除相关的血液中心和医疗机构参与外,慈善机构跟政府也应参与。政府参与补偿,其贡献来自税收,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用纳税人的钱来帮助那些受害者是否能得到辩护?完全能。任何一个纳税人一生之中都可能因疾病或损伤而需要输血,都有可能在输血过程中成为无过错或有过错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受害者。将纳税人所交税款中一部分用于此类案例赔偿,也类似对纳税人的一种保险。

  当然,实施“无过错”或非诉讼社会补偿机制有必要建立补偿程序。它应该包括:确定补偿申请人的资格;评估补偿的金额;决定补偿的内容、类型、数量和方法;建立评估补偿申请人的资格委员会,评估补偿金额的委员会,以及协调各方面、接受上诉和实施补偿的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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