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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困难的是“不失对人世的热情”

陈德昌
2015-01-09 10:10:27 来源:健康报
 
  众多医护人员正合力把ICU病房的一位危重患者抬上病床,进行救治。CFP供图

  外科医生柯文哲近日当选台北市市长,其就职演说中直击危重医学难题与生命伦理困境。作为国内危重医学同道,北京协和医院陈德昌教授有感而发,结合自己作为医生和患者的双重体验,告诉我们:面对医学新挑战,我们不能囿于“今日之真理”,好奇心、兴趣、对科学的激情和对生命的敬畏是医学科学进步的永恒动力。——编  者

 

  如此成功的病例,应该是危重医学史上的杰作

  现任台北市市长柯文哲是台湾大学教学医院创伤医学部的主任,同时也是台大医学院的外科教授,负责ICU的工作。他把体外膜肺氧合机(ECMO)的医疗功能开发得淋漓尽致。说得简单一点,体外膜肺氧合机有主机作为人工心脏,再通过氧合器把氧合的血液送回病人体内。它是代表一家医院,甚至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危重症急救水平的一门技术。

  有一位女孩因暴发性心肌炎,心跳骤停,从一家医院转送到台大医院。经过长达4小时的心肺复苏(CPR)和9天的体外膜肺氧合机支持后,女孩最后成功接受了心脏和肾脏移植。不到一个月后,她生龙活虎般地重返她热爱的舞台。看到她在舞台上表演的照片,所有人都格外高兴。

  还有一位中年男子,因蛀牙引发血行性感染。在外院行开胸探查,发现他的心脏有多发性化脓病灶。外科医师意欲除之而后快,导致他整个心脏“都被剪掉了”。转到台大医院的时候,男子几乎已经丧失了心脏功能。柯文哲用两台体外膜肺氧合机替代心脏功能。16天后,他的团队为这位胸腔内没有心脏的病人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最后,中年男子清醒、康复,和亲人一起回家了。

  这两位危重病人很有可能被认为“遭遇了不可阻挡的死亡”,外科医师也将无能为力。但是,柯文哲没有失去信心。他用创造世界纪录的4小时的CPR、16天的ECMO,把氧、营养等生命物质源源不断地灌注到病人体内。他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取下那颗濒临衰竭的心脏,或是在没有心脏的胸腔内,重新装上一颗能提供生命活力的心脏,病人由此从死亡的边缘重返人寰。如此成功的病例,都应该是危重医学史上的一项杰作。柯文哲做到了。他不是魔术师,他是一位医生。

  医学科学的进步是一场接力赛

  1990年,我曾经访问台湾地区。那一次,我放弃去台中和台南的机会,花时间约见了台湾大学的两位教授。其中一位是心脏外科名医朱树勋先生。朱教授神态从容,语速缓慢。他是台湾地区第一位做心脏移植手术的外科医师。他成功了,却被起诉、罚款,因为当时的台湾法律不允许做心脏移植手术。他坚持,不妥协,还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声援,迫使台湾当局最后撤销了禁令。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他耐心地陪我参观台大医院的ICU。就在那年,他们的ICU已经几乎占据了整个楼层。

  柯文哲是后来者,他是朱树勋教授的学生。朱教授当初开展心脏移植手术,并没有具体的设想,有朝一日需要为“胸腔内没有心脏”的病人做心脏移植手术。然而柯文哲很清楚,没有心脏移植,“16天没有心脏”的病人就不可能获得再生。医学科学的进步是一场接力赛,一棒接着一棒。

  当然,柯文哲也有他的困惑。有些病人治疗失败,家属会问:“为什么别人救得过来,我的亲人就救不过来?”

  有一名7岁男孩,因肺炎双球菌严重感染引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用上体外膜肺氧合机后,四肢坏死。男孩眼睛大大地看着医生,他头脑清醒,会讨水喝。“如果救他,就要把他的四肢截去。如果不救,就要把机器关掉。”柯文哲面临着痛苦的选择。而男孩没有选择,等待他的都是莫大的悲惨。为什么病人的四肢会坏死?柯文哲的回答是:“就是不知道啊!我要是知道,就可以避免了。”

  柯文哲说:“有一天在巡房的时候,我突然大彻大悟。人生的结局只有两种:插管和不插管,但都是死。”既然人终究不免一死,他又何必煞费苦心地为“16天没有心脏”的病人支持生命呢?他的老师朱树勋教授又何必冒着风险、冲破禁令开展心脏移植手术呢?

  如何辨别“可阻止的死亡”和“不可阻止的死亡”

  在危重病人加强医疗的实践中,在家属要求救援的强烈愿望前,ICU医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大概是世界上看到最多危重病人死亡的职业群体。一位青年医师从进入ICU那天起,就会发现很多惊奇之处:ICU可以更多地挽救那些即将死去的病人,危重医学可以解决更多生死存亡的难题。他因此感到痴迷,像初生牛犊被拦路虎所激怒,而雄心勃勃誓战到底一般。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年龄的增长,他在心理上会出现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我的一位朋友在微信中写道:“医者可在生与死的中间历程中,用医术去阻止可避免的死,但救不了因灾、病或自然必经之死。”他是一位在职的ICU医生。他说出了心里真实的想法。

  问题是如何辨别“可阻止的死亡”和“不可阻止的死亡”。在这里,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本人的一段经历和切身的感受。我在2010年4月生了一场大病,于当年4月19日住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入院诊断是获得性免疫性溶血性贫血,原发病因不明,初期治疗未能奏效。我先后分17次输入压缩红细胞约6800毫升,然而贫血继续加重。我想我体内肯定有个怪物,在贪婪地吞噬着我的红细胞。怪物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医生不轻言放弃,苦苦地思索着为什么。我在各检验室和影像室之间来回穿梭,同时摄入高蛋白要素营养以支持全身。

  我每天看着窗外,蓝天、阳光、绿叶依旧。我总是想,明天我还能看到阳光吗?明年我还能看到春天吗?负责我的治疗的武永吉教授对我说,溶血性贫血“不是不治之症,是难治之症”。这句话颇有哲理。当年6月28日,终于把怪物捉拿归案。它是50多年来一直潜伏着的结核杆菌,偏好对耄耋老人发动攻击。它的原形在显微镜下显露无遗,我便开始接受抗结核药物治疗。溶血得到控制后,7月27日,停止输入压缩红细胞。

  整个医疗过程不像柯文哲的那些病例那么血腥。事后我复习文献,获悉由结核杆菌引起的溶血,全世界只有10例报道。我是从“可阻止的死亡”与“不可阻止的死亡”、“难治”与“不治”的缝隙中间溜过来的。我敬佩那几位参与治疗的教授们。他们是我的医生,更是我的朋友。没有他们,我不可能获得再生。

  缺乏探索和开拓精神,思维就会停滞

  我的老师曾宪九教授生前多次提出这么一个问题:“病人为什么死亡?”他的提问,为的是激发学生产生那种出于自身思考和探索的真正想法,然后通过研究加以求证。

  创新思维意味着从事研究的人必须会提问题,去发现别人没有看到的新问题。缺乏探索和开拓精神,思维就会停滞,学科发展就可能裹足不前。

  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不应该成为绊马索。我相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医学是有所谓的“极限”的。但我更相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医学科学的进步永远不会停歇。试看DNA,它是在1944年被发现的,DNA的双螺旋结构图于1953年被绘制出来,生命科学由此发生了多大的改变!1953年我刚刚大学毕业,我们的教科书上还没有DNA的内容。

  好奇心、兴趣、对科学的激情和对生命的敬畏是医学科学进步的永恒动力。对此,我们应该笃信不移。

  柯文哲在一次演讲中说:“最困难的不是面对各种挫折打击,而是面对各种挫折打击,却不失去对人世的热情。”这句话是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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