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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不会忘却的纪念

2019-01-03 19:09:43 来源:健康报
  在即将过去的2018年,卫生健康界的许多医学大家离开了我们。他们当中有勇攀高峰的医学泰斗,有视患如亲的人民好医师,有心系国家健康管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社会医学专家,也有献身医学教育的名师……他们的离去或许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逝去,但他们所留下的动人故事和崇高职业精神却将成为宝贵的财富被后辈代代传承。逝者长已矣,生者当自强。本期,我们特别梳理了本报人物版报道过的8位2018年离世的医学大家的事迹,以表达对他们的无限崇敬和哀思。——编者

  方圻

  “医生对病人,不能分贵贱”

  他曾被周恩来称为“人民的好医师”;他是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是医疗泰斗敬重的“老师”;他创造了无数的医疗奇迹,带领推动了我国心血管事业的发展,被授予我国医疗界最高奖项白求恩奖章。他就是我国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北京协和医院名誉院长方圻教授。

  “医生对病人,不能分贵贱”是方圻从医60余载的坚定信念之一。在门诊,每进来一位病人,方圻都和颜悦色地起身迎接,向案旁的小方凳一让,说道:“请坐!” 天冷的时候,在用手接触病人之前,他总是先把自己的一双手搓搓热,然后才摸脉、叩诊,使每一位病人都感觉到:大夫的手和心总是热乎乎的。即使病人说些与疾病无关的话,他也一样耐心地听。他把每一张处方都写得端正清楚,小学生都能认得出上面的每一个字。

  在60多年的行医生涯里,方圻历经了太多的死亡与别离,但他的心始终硬不起来。他常说:“我的悲喜和病人交织在一起。遇见治不了的病人,那种痛苦赶着我往前走,非找到新的办法不可。”1950年,方圻与当时也在协和工作的黄宛教授一起开展了心电图的应用和推广工作,在我国普及了心电图机。1956年,他们在国内首先开展了心脏导管检查技术和先心病心血管病的研究。方圻还在国内最早开展了血流动力学的研究,并领导和推动了北京协和医院在国内率先开展心内电生理工作,1986年出版的《临床心电生理学》一书,为心内电生理在国内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956年,方圻除担任国家领导人保健医外,还与吴英恺教授一起参与了阜外医院的创建工作,并担任内科主任。1957年,在老师张孝骞的要求下,方圻又返回北京协和医院任内科副主任,成为老师的助手。

  1973年,周总理膀胱癌入院,方圻来到了他的身边。不久总理病重,他陪同住进了305医院,一直到总理逝世。为了挽救总理的生命,方圻日夜守候在总理的病榻前,留神观察着总理的每一个微小变化,反复斟酌着诊治方案的每一个细节。总理的一声梦话也会将他惊醒,心电图曲线的一次次小小波动更扯痛了他的心……“方圻同志是模范共产党员。”总理在弥留之际,这样评价方圻。

  一位住院病人曾这样说:“我们这里的病友都说,见到了方大夫,好像病就好了一半。”一位大夫说:“经方大夫治疗过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没有一个不说方大夫好,他是人们信赖的、值得把生命交付的人。”

  苏鸿熙

  誓将最新技术带回祖国

  1943年,苏鸿熙从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校。1949年9月15日,苏鸿熙乘船从天津港启程前往美国芝加哥,在西北大学附属医院进修麻醉学。自1955年起,苏鸿熙来到伊利诺伊州大学医院胸心外科。1956年2月,伊利诺伊州大学医院购置了一台体外循环机,苏鸿熙受命对该机进行研发使用,不久就熟练掌握了这门高新技术。此时能掌握此高精尖技术的人为数不多,苏鸿熙完全可以留在美国,但他却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将这一最新技术带回祖国。

  上世纪50年代中叶,正是中美关系最僵持的阶段,中国科学家要返回自己的祖国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了躲过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移民局的刁难,苏鸿熙和美籍妻子分头行动,共辗转6国,行程10万里,耗时51天,终于在1957年2月23日回到祖国的首都——北京。与他们一起回到祖国的,还有苏鸿熙用自己多年积蓄购买的两台Dewall-Lillehei体外循环机。

  回国后,苏鸿熙决定去位于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现称空军军医大学)报到。1958年6月26日,苏鸿熙主刀,成功地为1个6岁男孩修补室间隔缺损。这是中国第一例体外循环下心内直视手术,亦是中国第一例室间隔缺损修补术。中国体外循环下心内直视手术的成功仅比美国晚5年,而早于加拿大、联邦德国、前苏联和印度等国。

  苏鸿熙于1963年在国内首次成功应用人造血管进行主动脉—颈动脉搭桥术。他还在国内首先在动物实验中发现了高浓度钾盐对心肌的损害。为了避免临床应用后的不良后果,他又在国内首先对体外循环下心脏手术后颅内出血和血肿致死性并发症的产生机制和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有效的防治方案,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

  1998年,在我国首例体外循环手术开展40周年纪念会上,吴英恺院士说:“以苏鸿熙教授为首的第四军医大学心脏外科于1958年6月成功地完成了我国首例体外循环下心内直视手术。这是我国心脏外科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有了体外循环这个基本条件,心脏外科才得以安全地在直视下进行细微可靠的技术操作,许多先天后天心血管病才有了根治的可能。”如今,全国已有700多家医院可以应用体外循环技术开展心内直视手术,每年约有15万心脏病患者因此受益。

  刘彤华

  创造“病理诊断的金标准”

  刘彤华对疑难病症的诊断率极高,尤其对淋巴结病理、消化道疾病病理、内分泌病理等病理诊断造诣精深,她的诊断被誉为“全国病理诊断的金标准”。

  195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与中央卫生研究院合并成立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老协和临床前期的部分学系并在一起组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病理系并入其中。1969年,实研所被迫迁往四川简阳,几乎将所有的仪器设备、档案资料,包括尸检档案和尸检大标本全部带走,只给留在协和的刘彤华留下了几间空荡荡的屋子和两名技术员。

  “脱离了母体的婴儿不仅要独立活下去,而且还要活得好。”抱着这样的信念,刘彤华开始了协和医院病理科的建设工作。白天,刘彤华要处理大量的阅片及报告。遇上疑难病例,她晚上还要留下来反复查资料。陆陆续续到科里的年轻人深受刘彤华的影响,全都夜以继日地工作,病理科的灯常常亮到深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协和医院的尸检例数每年都能达到200例。刘彤华教授亲自参加每一例尸检,在全国各地疑难病理会诊时也积攒了大量的标本。她将这些人体标本和组织蜡块全部编号保存。从1916年起的协和全部尸检档案,从1917年起的全部外检档案,一共110多万份,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协和的档案柜里。外宾来协和参观时,无不对这些“稀世珍宝”表示羡慕。

  上世纪70年代,刘彤华制定出的内窥镜下胃黏膜活检的诊断标准一直沿用至今,显著提高了胃癌的诊断水平。她在国内率先开展细针穿刺活检快速诊断胰腺癌、胰岛素瘤(FNAB)代替术中冰冻切片,避免了胰瘘等损伤,提高了疾病诊断正确率。她与内科张孝骞、外科曾宪九、放射科张铁樑教授等一起创建“胰腺诊治协作组”,开启多科协作诊疗模式,在协和史上传为佳话。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带领团队在胰腺癌及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她敏锐地看到分子生物学和细胞遗传学在病理学领域的前途和方向,提出靶向治疗需要靶向诊断的观点,于2001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创建中国首个分子病理学实验室和分子病理遗传实验室,积极推动了国内分子病理的发展。

  梁浩材

  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

  1953年,梁浩材毕业于中山医学院医学系,后前往武汉同济医科大学任教三十余年,先任保健组、卫生统计学教研室主任,后任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社会医学研究所所长。1989年后,他调入原中山医科大学,担任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教授。

  梁浩材提出我国的健康服务发展应由医学社会化转向健康的社会化,实现由一元治理到多元共治,由健康教育到健康管理。这与我国目前正在大力发展的“健康中国2030”战略高度吻合。

  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他提出现代医学也需要一场从技术突破转向人文关怀,从个人转向家庭和社会,向中西医并重转变的改革。这些观点与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家庭医生责任制,全人、全程、全方位健康管理服务、中医治未病健康服务等措施相符。

  梁浩材还曾以伦敦雾事件、洛杉矶霾污染等为案例,论述多部门联合行动的必要性;他也曾追根溯源,以建国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为例,论证政治行动大于技术突破,包括领导者智慧、人民的力量、专家的努力对公众健康事件所起到的关键作用……非典的有效控制再次验证了他的观点。

  中山医学院红楼外墙上有一副对联:“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这是对孙中山先生一生的概括,也是梁浩材教授毕生追求的目标。

  周信有

  西北《黄帝内经》泰斗

  1921年,周信有出生在山东牟平的一个武术世家。15岁时,他投拜于安东名医李景宸、顾德有门下学习中医。1941年,日本统治下的伪满政府实行汉医考试,时年20岁的周信有顶着压力参加了考试,获得《汉医许可证》,从此走上长达77年的行医之路。

  1960年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全国范围内选聘教师,周信有被选中,主要从事《黄帝内经》教学,兼任临床带教。从此,他便开始对《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学说、藏象学说和病机十九条理论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被誉为西北《黄帝内经》泰斗。

  1970年,研究和教学工作正如日中天的周信有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打算放弃北京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迁往深居西北内陆的甘肃工作。此后北京中医学院两度欲调周信有回京,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1978年,甘肃中医学院(现甘肃中医药大学)筹建,担任中医筹备组组长的“伯乐”周信有,从全省乃至全国选调了包括甘肃省名中医王道坤在内的一批名医名师。学院建成后,他又先后任内经、中医基础教研室主任及教务处长等职,积极制定中医药各专业培养方案,并组织编写教材完善中医药教学体系。

  周信有将《黄帝内经》要旨和诸家之学灵活、准确地应用于临床,因而他临证思路开阔明达,辨证灵活。“复方多法、综合运用、整体调节”是他临床遣方用药原则。他参编的《中医急症证治》填补了国内中医急症类教材的空白,他对肝病、冠心病、脾胃病等疾病见解独到,研制出主治肝病的舒肝消积丸和主治冠心病的心痹舒胶囊,疗效卓著。

  每周一二四六上午,周五下午出门诊,周三全天炮制药材,周日有时参加义诊,这是周信有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的生活。即使到了2013年下半年,他因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外出坐诊,也还会在家为慕名前来的患者诊治。

  曲绵域

  “运动医学医生的成功是运动员拼出来的”

  1949年,曲绵域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做了一名骨科医生。1959年1月,曲绵域受命组建的我国第一个运动医学研究所成立,曲绵域任所长。经过40多年的发展,这个成立之初只有10张床位的研究所已成为设有运动创伤、运动营养、医务监督和运动康复4个专业,集医疗、教学、科研及下队为运动员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运动医学研究所。袁伟民、蔡振华、张蓉芳、李玲蔚、邓亚萍、姚明、李楠、李小双、郭晶晶、赵宏博、陈中、冼东妹等大量的优秀运动员、奥运冠军曾在这里摆脱了病痛,重新走上赛场争金夺银。

  曲绵域在科研上的突出成就得到了国际国内的广泛认可。世界运动医学大会关于软骨的主题报告都是曲绵域的“专利”。他本人也于1982年在维也纳当选为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科学委员会委员,1986年~1994年连任两届联合会副主席。

  “下队”是曲绵域常挂在嘴边的两个字,也是他经常要做的事。研究所每周五为下队工作日,一般是上午在场地看有伤的运动员训练,下午在医务室治疗,并和教练员、运动员一起研究伤后训练计划。每天下班后,从北医三院骑上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到城南的运动员训练基地看看,是曲绵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他的言传身教下,40年来,运动医学研究所一直保持着下队服务的传统,也受到了国家体委领导、教练员、运动员的广泛欢迎和赞誉。

  2002年,著名女子跆拳道运动员陈中在训练时发生后交叉韧带断裂,同时还有二分髌骨及髌骨软骨病及外侧半月板损伤。常人发生这种损伤,手术治疗是首选,但陈中一个月后就要参加国际大赛,曲绵域一边通过保守治疗稳定病情,一边和教练协商,调整训练方案,最终让陈中重新站在了赛场上。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陈中又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金牌。

  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诞生了,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出现了,幕后英雄曲绵域却说:“我们运动医学医生的成功是运动员拼出来的,是他们用血肉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实例。”

  陶祥龄

  “只有不懈怠,才能不落后”

  陶祥龄一生专注于烧伤护理。60年前,她参与抢救护理“钢铁英雄”邱财康,该病例被称为世界烧伤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而她带领瑞金医院护理团队建立的护理常规和护理工作标准,不仅至今还在烧伤抢救中大量应用,同时也在重症医学等疑难患者救治中得到推广。

  1950年,陶祥龄从上海市震旦大学附属广慈医院高级护士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广慈医院手术室当护士。1958年5月26日深夜11点,上钢三厂青年炉长邱财康全身89.3%面积的皮肤被滚烫的铁水灼伤,深度灼伤面积达23%,生命危在旦夕。

  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烧伤科被称为外科学的顶峰。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中国还没有烧伤科,抢救如此重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医院、病人和家属,却都没打算放弃。上海第二医学院和广慈医院(瑞金医院前身)迅速组织抢救小组,当时医院选调了所有尖子,从大牌专家到小年轻,光是护理团队就抽调了7名科护士长,陶祥龄也在其列。

  经历这次奇迹般的救治护理后,瑞金医院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创了烧伤护理专业,陶祥龄也成为医院烧伤学科的第一任护士长。她建立起“一丝不苟、严格要求、温馨护理”的瑞金烧伤护理理念,并创建了从烧伤液体复苏护理、呼吸道护理、烧伤创面护理等完整的烧伤护理规范。

  1962年,陶祥龄受邀参加国内首届护理学术会议,介绍救治严重烧伤患者的“广慈护理模式”。在这次会议上,她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勉励她道:“只有不懈怠,才能不落后。”这句话陶祥龄一辈子铭记于心。1984年,她担任了瑞金医院护理部主任,率先运用现代化的电视教育手段来教育引导护士,编导拍摄了《无翅的天使》和《牢记血的教训》等医德教育片。这两部片子至今仍是瑞金医院新职工岗前培训的必修课之一。

  程之范

  不仅要传授医学史知识,而且要传播医学人文思想

  程之范教授是北京大学医史学研究中心的创建者,北京大学医史学硕士学位、医史学博士学位一级学科创建者,对于医学史和科学史学术研究、医学史杂志和科学史杂志出版发行、医学史教育、医学史人才培养诸多方面,贡献卓著。

  1945年,程之范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前身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医疗系。1948年,程之范来到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史学科实习。经过深思熟虑,结合自己喜欢文史的爱好,程之范下定决心放弃了做临床医生的职业道路,而选择并不被多数同学看好的医学史专业。

  1950年程之范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留任医史学科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医史学科改称医史教研室。程之范曾语重心长地多次提到:“无论在中医院校还是在西医院校,多数学校的医史课程不受学生重视。如何讲好医学史课程,是对医学史教师的严峻考验。”

  20世纪70年代,因为学术交流不畅,了解西方医学史渠道有限,程之范克服困难,组织人力,积极翻译西方医学史著作,为中国学者了解世界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程之范还积极编写医学史著作和专业教材,与兄弟单位联手,开展医学史师资培训,将医学史的星星之火推广到更多的高校和科研单位。

  20世纪80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学史教师从他的教学经验中受到启迪,成立了高等医药院校医史教学研究会,将中国的医学史教学推升到一个新高度。

  程之范将医学史定义为一门科学。他认为通过讲授医学史课程要使学生了解医学的发展规律,不仅要传授医学史知识,而且要传播医学人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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