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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秉辉:普及医学知识是医生应尽之责

2018-09-03 16:01:26 来源:健康报
  □本报记者 胡德荣

  如今已经80高龄的我国著名健康教育学家杨秉辉教授依然精神矍铄。他不但开设了“医学科普与文艺创作”微信平台,而且每个月还在《新民晚报》副刊上发表一幅钢笔速写风景画和一篇“走出‘亚健康’”的医学科普作品。杨秉辉教授进行肝癌研究40多年,1985年获得过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是我国肝癌筛查工作的主要开创者之一。近20多年来,他致力于医学知识的普及和推动健康教育的开展,开创了中国广播节目以专业人员为业余主持人之先河;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医学和文学有机结合的医学科普纪实小说;曾两次获得国家科委、科技部和中宣部授予的“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我总愿意多花几分钟时间,为病人多作些解释”

  1952年的时候,杨秉辉已读初中二年级,在一次去上海市福州路与河南路交叉路口的张去病医师诊所拍了X光片后,被检查出患了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是死亡率很高的疾病,家人都非常害怕。杨秉辉想起鲁迅先生写的《药》,里面的小孩就是因为得了肺结核,吃了愚昧的父亲给他蘸了人血的馒头……他恐惧极了。

  “恰巧,那时国内刚引进了一种新的有效治疗肺结核的药,叫做‘异烟肼’,商品名叫‘雷米封’。现在这种药作为肺结核有效的治疗药物仍在使用。因为这个药,我的病很快就好了。当时,我觉得好神奇,这么恐怖的要死人的病症,因为一颗小小的药丸就轻松治愈了,于是对医学产生了崇敬之情。”杨秉辉回忆说。

  1957年,杨秉辉高中快毕业了,考大学要先定志愿,他和父亲商量后决定学医科。

  “1962年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在中山医院做内科医生。在门诊给人看病时,我总愿意多花几分钟时间,为病人多作些解释,也不忘记适时给病人以鼓励,颇受病人欢迎。”杨秉辉说,“在中山医院内科曾流传着一个调侃我的笑话,说我刚毕业便成了‘老医生’。”

  杨秉辉解释道,当时被派去门诊工作,内科主任唯恐年轻医生经验不足,处理病人或有疑难,就特地派了一位高年资的医生随诊在侧,以方便年轻医生随时请教。“有一天,资历比我高3年的刘厚钰医生和我们一起出门诊。刘医生见我诊台上待诊的病历卡过多,为减轻我的负担,取了几份过去由他自诊。没想到,有一位病人不愿意。大概是我长相显得有些‘老气’,而刘医生又生得特别‘后生’的缘故吧,那位病人指着我说:‘我就要这个老医生看。’便有了这么个笑话。”

  为病人多花几分钟进行沟通和解释,从而导致诊台上的待诊病历卡多了起来。这大概是杨秉辉开始普及医学知识、注重和谐医患关系的萌芽。

  “若病人不理解、不配合,再先进的科技也是枉然”

  从上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杨秉辉专注于肝癌的临床研究。“当时正值‘文革’,除了门诊,也没什么可研究的,于是我们就到农村去巡回医疗。有了甲胎蛋白检查的方法,我们就到江苏启东给农民做甲胎蛋白的检查,结果发现了很多例早期肝癌病人。我劝他们尽快动手术,但他们却不相信。因为他们认为,肝癌病人都是眼睛发黄,腹腔积水,而他们能吃能喝,能干活。他们甚至不愿提到‘肝癌’这个病名。我们去‘普查’,他们便逃避,甚至抵触,认为我们在咒他。他们认为肝脏是‘血库’,一旦做手术必定会大出血而死亡。”他说。

  “若病人不理解、不配合,再先进的科技也是枉然。这使我深深地认识到为人服务的医学科技更应该向民众普及。”杨秉辉加重语气说道,“于是我逐步地涉及科学普及领域。当时能利用的传媒很少。村民们不信我说的,我就在村里公社广播站用大喇叭宣传,告诉村民们一定要抓紧肝癌的早期治疗时机,给他们讲解医学知识。这是我最早的朴素的大众健康教育。在工厂利用黑板报来宣传肝癌的防治知识,连写带画,刚好把我小时候绘画的爱好发挥了。”

  杨秉辉回忆称,记得上海一家大型工厂的一位朱姓工人查出甲胎蛋白为阳性,被安排入院接受进一步诊治。这位工人由于心中恐惧,竟不辞而别,躲到老家去了。“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便给他写信,向他普及‘早期肝癌可治’的知识,劝他来院治疗。大约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给他写了4封信,最终说服他来到了医院。这位病人做了手术,切除了病灶,很快恢复了健康。他逢人便说:‘杨医生十八道金牌把我的命招回来了。’其实我的‘金牌’就是医学科学知识的普及。”

  “我从事医学科学普及工作,实在是源于工作中的切身体会。不过自那以后,‘科普’确实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觉得向民众普及医学知识是医生应尽之责。”杨秉辉深有体会地说。

  “为民众做点好事,民众是不会忘记你的”

  “文革”结束后,上海市《科学大众》《科学生活》《大众医学》等科普杂志逐渐复刊。杨秉辉找到了更有效的传播医学知识的媒体,努力向这些杂志投稿。“我记得《谈谈链霉素的耳毒性》一文1977年在《科学大众》上发表后还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诉说耳聋的痛苦,询问治疗的方法。这更使我感受到媒体的力量和医生的责任。”他说。

  1984年4月1日,杨秉辉第一次作为《医药顾问》节目主持人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讲,讲题是“什么叫作HAA”。HAA即肝炎相关抗原,是当时医学界对乙肝病毒抗原抗体的统称,一般民众对此十分生疏,而且有许多误解。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反映良好,此举也开了中国广播节目以专业人员为业余主持人的先河。直到2006年,杨秉辉才结束了20余年的主持人工作。

  那时的《医药顾问》节目采用录播形式,每周两个讲题,每个讲题播两次,每周共播4次,每次15分钟。讲题选自听众来信,由编辑选定话题,让杨秉辉播讲。后来节目组索性将听众来信交给他阅读,由他从中选取有普遍意义的讲题播讲。听众来信大多是询问疾病诊疗的,对于那些没有被选为讲题播讲的来信,杨秉辉还提笔写信一一答复。

  后来,《医药顾问》节目改称为《名医坐堂》,从录播改为直播,并接受听众的电话咨询,很受听众欢迎。据电台调查,收听率常居各档节目之首,所以播出时间也一再增加,最长时长达1小时50分钟。

  一位素未谋面的病人写信给杨秉辉,说他是在上海务工的江苏籍人士,一次返乡途中,在十六铺轮船码头候船时听到他在广播中说:便血的人应做直肠指检,以免疏漏了直肠癌的可能性。他正有便血的症状,原以为是痔疮发作,并未介意。当时听杨秉辉说得有理,便退船票,到医院一查,果然是直肠癌,不过尚在早期,手术切除后已经康复,特地写信致谢。这让杨秉辉再次深感医学知识的普及真是太重要了。

  有一次,一位搭载杨秉辉的出租车司机听出了他的声音,对他说:“你讲的东西对我们民众来说,真是太重要了,真谢谢你啊。”他甚至执意不收杨秉辉的车费,令他十分感动。“为民众做点好事,民众是不会忘记你的。做人做到这个份儿上,夫复何求。”杨秉辉感慨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主持电台节目带给广大民众实际的好处,胜过我作为一名医生在医院给人看病。”

  节目开播不久,杨秉辉被任命为中山医院副院长,主管医院的医疗工作。杨秉辉每次去电台录音,因觉得这不是医院的公务,都是骑自行车前往。

  1991年夏天,杨秉辉在医院设立“纳凉晚会”,向周边社区居民开放,带头进行医学科普宣传。

  1993年起,杨秉辉在中山医院建立了全科医学科。这意味着全科医学被引申到了健康教育领域。

  “人们都说‘看病难、看病贵’。如果我们的社区医生都是很好的全科医生,你打个电话或者走三五步路就可以在街道、里弄里看病,看病还难吗?如果你是一个全科医生,对肚子痛这一症状的病因有基础的认识,知道可能是哪些病引起的,就免去了各种复杂的检查,这样看病还会贵吗?”杨秉辉说,“医学的最终目标不是治病,而是促进健康。这就是全科医学的重要性。”

  “开创了医学科普的新形式”

  “我数十年来热心于医学科学之普及,也撰写了不少医学科普文章,虽力求通俗易懂,但终觉较为生硬。近年来开始尝试写些把严谨的医学知识融进人物、事件的短篇小说。”杨秉辉说。

  收入24篇短篇医疗科普小说而结集出版并挑选其中一篇篇名为书名的《财务科长范得“痔”》便是一本。据杨秉辉介绍,这本短篇医学科普小说的特点是以医疗事件为核心内容,其事件的主体情节都是他数十年行医的亲历之事,少数虽非亲历,亦亲见、亲闻。而且他还在每篇文末附—短文,名为“杨医生曰”,意在阐明此篇文字之要旨。

  有读者来信说,《财务科长范得“痔”》这本短篇小说集所述各篇涉及的均为典型的病例,将医院中发生的病人与医生之间的小故事展现得活灵活现,我们读得很轻松,同时也产生了共鸣。

  有了撰写短篇小说的基础,杨秉辉开始尝试写长篇小说。2016年6月,一部20多万字的医学科普纪实小说《祺东的黄兴家医生》出版了。

  《祺东的黄兴家医生》真实地讲述了清末以来祺东黄姓家族几代人深受肝病困扰的百年生活变迁史。杨秉辉说:“书稿前后花了9个多月时间完成。我将所知道的乙肝相关疾病知识嵌入黄氏家族的百年兴衰史中,希望读者在了解清末至今中国南方农村地区发展的一个侧面的同时,也获悉并了解一些关于肝病的医学科学知识。”

  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总经理王德耀在书的“序言”中说:“确切地说,这是我国第一部医学和文学有机结合的医学科普纪实小说。它不同于常态性的科普读物,仅限于医学知识的介绍和宣传;也不同于文学科幻作品,存在过多的故事虚构和渲染;还不同于纪实文学,过多关注疾病的现实存在和发展。它开创了一个医学科普的新形式,把富于理性的、严谨的医学知识融进小说之中,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也更好地宣传医学科学知识,传播医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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