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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江:基层传染病防控更需要我

2017-10-24 17:10:26 | 来源:健康报 | 分享
  他是一名公共卫生工作者,常年战斗在急性传染病、重大传染病防控第一线;他是流行病学专家,从传染病源头和卫生政策等角度提出因地制宜的防控对策。浙江省台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林海江多年扎根基层、孜孜以求,他的辛勤付出使他成为台州公共卫生领域的杰出代表,并于不久前获得“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传染病防控必须要深入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
 
  2005年,林海江从复旦大学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专业毕业,带着一颗服务家乡人民的赤诚之心,他毅然选择了回到小县城,投身公共卫生事业。“大城市资源密集、技术先进、国家投入又多,因此传染病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在基层,尤其是农村,有时连获得干净的饮用水都成问题,传染病更容易暴发流行,也更需要有一定理论基础的人做防控和研究。”林海江说。
 
  “每次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林主任总是第一时间带领应急团队深入现场,查找源头问题。”台州市疾控中心办公室主任陈潇潇说,“一些在我们看来并不起眼的数据,林主任却能去伪存真,从中发现传染病疫情苗头,因地制宜地提出防控对策。”
 
  2005年,台州温岭、玉环等地相继出现了肠道传染病,一个村庄、一个乡镇地暴发流行,短短一周内就有200多位传染病人,形势十分严峻。
 
  为了寻找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林海江和队员们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深入农村,来到田间、地头开展详细深入的流行病学调查。凡是家中有病人的,林海江和队员们都逐一走访,深入了解患者前一周去过哪里、吃了什么、量是多少?对于健康人群,林海江也制定了一份详尽的调查表,研究他们为什么没有发病,和患者有什么不同?通过寻找不同点和共同点来发现传播规律,最终找到对策。
 
  “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传染病防控不能靠凭空想象,必须要深入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有时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林海江说。
 
  十多年前的台州农村,村民们还延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因此林海江和队员们的调研工作只能是起早摸黑。“一般是早上5点半集合,6点到7点是走访的黄金时间;傍晚6点半以后,村民回家吃晚饭了我们再来,工作到九十点。”走访结束后,林海江和队员们连夜分析整理数据,寻找突破口和关键环节。
 
  经过系统的流行病学调查,林海江发现村民日常饮用的井水与肠道传染病的暴发流行有直接关系。“那时没有通自来水,村民大多饮用井水,一个农户家门前的井很可能就是另一家的化粪池,肠道细菌从传染病患者的排泄物中流入水源,造成大面积暴发流行。”林海江说。
 
  掌握关键环节后,林海江提出了防控对策。他建议改水改厕,彻底切断传染源和传播途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08年,台州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推进改水改厕工程,原本一年3000多例的肠道传染病自此销声匿迹。“看到村民们因为一个合理的建议,而免于疾病困扰时,我感到很欣慰。”林海江说。
 
  “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让他人少得病,不得病”
 
  尽管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林海江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第一次跟着科长到娱乐场所分发安全套的情景。“那时我是初出茅庐的学生,连一杯啤酒都不会喝,提到安全套、性行为等字眼,心理上确实有太多的不适应。”
 
  可是,坚守,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一个干预能避免一个感染,挽救一个家庭,为国家和社会节省下医疗费用,想到这些,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自那以后,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林海江和队员们都会定期深入男男同性恋、暗娼等高危人群中推广安全套使用、提供艾滋病咨询检测,让更多的人免受病毒感染,也让更多的高危人群浮出水面。
 
  一个周末,林海江和他的团队在酒吧为男男同性恋发放安全套、开展行为调查后已是凌晨2点。寒冬腊月,呼出的空气在寒夜中瞬间凝成雾气,大家已经疲惫不堪。在回单位的车上,一位新加入队伍的同事打破了寒夜的寂静,“林博士,我们这么辛苦为了什么呀?这不是工作时间啊!”大家面面相觑,陷入了沉思。新同事的抱怨和不理解让林海江有些心酸,但一想到自己的工作就是在跟时间赛跑,跟艾滋病病毒赛跑,等不起也拖不得时,他坚定地说:“我们的工作不就是为了让他人少得病,不得病吗?”
 
  如果说工作时间长、条件艰苦咬咬牙还能挺过去,可是艾滋病患者和高危人群对他们强烈的抵触心理,却让他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由于社会的歧视,艾滋病患者往往生活在没有阳光照耀的角落里,对于外来人员非常敏感,生怕曝光他们的身份,侮辱谩骂是常有的事。常有人追着问林海江:“我们得病和你们有关系吗?这是我们的地方,你们快走!”
 
  每当这时,林海江和队员们总是一遍一遍地解释,不厌其烦地劝说。渐渐地,这些患者的态度有了改变,从原先的反感到欢迎,从开始的抵触到最后完全信赖,有的甚至还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主动帮助分发安全套,动员他们的伙伴形成安全的性行为。“药物只能治疗身体上的不适,而关爱和倾听才是治愈心灵的良药。”林海江说。
 
  去年年初,林海江偶然得知一位病友家庭经济非常困难,生活陷入了无助和绝望,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他和队员们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家的附近帮助这位病友搭起了猪圈,并购买了猪仔,鼓励他生产自救、自食其力。春节前,这位病友赶了好几里路,特意给林海江和队员们送来了土猪肉等年货,并激动地说:“我自己都把自己当成鬼,只有你们才把我当人啊!”那一刻,林海江和队员们都流泪了,泪水冲刷的是他们十多年来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所受的委屈与辛酸。
 
  “我们的防治工作要赶在病毒传播之前”
 
  传统的艾滋病防控工作都是被动治疗式的,往往是当高危人群身体出现某些症状时前往医院或疾控中心检测,确诊后获得相应的治疗。即发现一个,治疗一个。但是,艾滋病高危人群行为隐蔽,感染初期症状不明显,有的潜伏期甚至长达8年~10年,在此过程中将会有多少人被传播、被感染?
 
  “我们的防治工作要赶在病毒传播之前,减少传染才更有意义。”林海江说。问题是,如何才能准确发现潜在的艾滋病感染者,化被动为主动呢?
 
  林海江苦思冥想了许久,依然没有找到答案。
 
  一个初夏的傍晚,林海江走在回家的路上,头脑中依然牵挂着困扰他多时的问题,街边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在夜色中显得格外醒目,一闪一闪,像黑夜中的点点繁星。林海江直愣愣地盯着霓虹灯,有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把新检出的艾滋病人看成是黑夜中的霓虹灯,再以这个人为中心,详细了解和他有亲密关系的配偶、性伴,让这些高危人群去检测,检出的阳性患者成为新的关注中心,开展新一轮的检测,如此循环往复,不就有了明确的目标了吗?
 
  这个大胆的假设就是“溯源调查法”的雏形,一经提出就获得业界广泛关注和应用。5年时间,根据模型估计,约减少3105例HIV新发感染,直接经济效益近1亿。2016年,台州当地艾滋病新发感染率10%,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病死率从2011年的2.7%下降到2016年的0.7%。
 
  此后,林海江把流行病学与分子生物学引入艾滋病研究领域,并取得阶段性突破,获得省市科技进步奖,为国家艾滋病政策调整提供了重要建议。面对荣誉,林海江说:“这是我们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颁给全体公共卫生医师的奖章,我为我的职业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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