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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钧:中国早期的专业“心理医生”

2017-10-13 17:21:56 | 来源:健康报 | 分享
  10月10日第26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刚刚过去。回顾精神、心理医学的发展,18世纪末,西方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心理疾病治疗。而在500年前的中国明代中期,江西永新县人颜钧便在南昌开馆“急救心火”。他的心理咨询和矫正活动追随者甚众,其治疗哲学,劝导人从思虑和嗜欲中解放出来,回到本心、获得快乐,其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理论颇为相似。为了矫治人心,颜钧运用宣讲、谈话、静坐等多种固定手段与技术,其实质可被视为中国早期的“专业心理治疗”。颜钧的成就,根植于宋明理学的进展,同时也缘于明代科举残酷、士人精神状态不佳的特殊背景。——编者三次疾发,三次治愈
 
  颜钧(1504~1596),明代理学家,号山农,江西永新县人,心学宗师王阳明的三传弟子。颜钧没有考取功名,是草根儒家,王世贞把他列入《嘉隆江湖大侠传》。其人曾开馆“急救心火”,专以救治人们的心病为急务。
 
  时在嘉靖十九年(1540)秋,颜钧37岁,他自认为习心学有得,遂借乡试开考、人口辐凑的机会,进驻省城南昌的同仁祠,公开贴出《急救心火榜文》,以救人心火为宗旨讲学传道,信从者达1500人。同仁祠会讲20余日,接着又与部分信从者在南昌市汊、新淦滩头聚讲6月。颜钧这半年多时间所专注的工作以及后来陆陆续续的作为,从医学上讲是治心火,从哲学宗教上解读是正人心——他成功地把儒家对圣贤理想人格的追求,化为一项以消除公众病态心理为目标的医事行动。颜钧使治心病一事专题化、业务化,并做到了广为时人所知,确乎前无古人。虽然在开馆急救心火之际,颜钧是以传道讲学的“师”或“友”自居的,不会自称“医”。但今人论其实质,称他为心理或精神病医生。
 
  颜钧的心理医生生涯,分为医疗理论和医疗实践,前者见于《急救心火榜文》等一系列流传至今的颜钧作品中。至于其实践,他没有留下专门的病案,资料最翔实的病人便是后来成为其弟子的罗汝芳。
 
  罗汝芳号近溪,江西南城人。他的心疾,用当代通行的命名,大致是重度的焦虑与抑郁。根据各方留下的记录,他一生三次疾发,颜钧三次治愈。罗汝芳年轻时信从程朱理学,“闭关临田寺,置水静几上,对之默坐,使心与水镜无二,久之而病心火。”静坐以求心安,是理学的一个传统,不想罗汝芳反因此得病。而且,罗汝芳的病有明显的外部表现,他自己回忆,他父亲当时见他常常萎靡不振。嘉靖十九年,罗汝芳26岁,到南昌乡试,正好遇到颜钧。颜钧记其事曰:
 
  (罗汝芳)年廿六,适赴庚子秋试,未遇。遇耕樵(颜钧自称——笔者注)衍讲同仁,急救心火,芳听受二十日夜,言下悟领旨味,鼓跃精神,归学三月,果获豁然醒,如几不可遏者。
 
  看来,科举受挫,直接加重了罗汝芳的心疾。所幸颜钧干预及时,且效果显著,20天里使他从“沉滞”变为“鼓跃”。神奇的是,罗汝芳精神状态好转后,作文也有了新意,次年便中举,第三年又联捷中了进士。这次的“妙手回春”,令布衣颜钧声名鹊起。
 
  贺贻孙(1605~1688)著有《颜山农先生传》,详细记录了颜罗二人的初晤,其中涉及具体的病情分析与心理引导。归纳颜钧的诊疗,罗汝芳的病出在心有挂碍,所以得去挂碍,也就是“放心”(解放心灵),而放心需要做到自信其固有的良心,这是阳明心学的重要教导。在颜钧看来,心的自主自由,即是人心无病、无异常的自然状态。这其实是要求消除主观个体对自己强加的控制,使自我的内在矛盾无从发生,因为自我的内在矛盾激烈时即成心病。这样的分析对罗汝芳而言,切中要害。
 
  当然,也不可能一席话就治病,患者要反躬实践才行。根据上述颜钧的叙述,罗汝芳是跟颜钧密切接触了20天,又回家待了3个月之后,才达到稳定的效果。
 
  “广救心火”的缘由
 
  颜钧的心理治疗,其理论基础是心理主体的分裂与对立———对立双方(两个“我”)的冲突为病,为心之“火”;冲突的克服为无病,为火之去。这里所说的心理主体的分裂,或者叫人格的分裂,一方面,不可与当代心疾诊断中作为临床现象的“多重人格”、“精神分裂”等概念混淆;另一方面,它也不是对精神现象的一般区分,如感性与理性之分。主体的分裂,好比西方哲学家、精神病专家弗洛伊德设想的遵循快乐原则的“本我”与遵循理想原则的“超我”的对峙,是一心两主,一蛇两头,有一个不可分的“我”。 颜钧这里,提出了“放心”与“系心”的矛盾:放心是本心、自然之心(不考虑内涵的话,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本我”);系心是受制于心外之物的心(不考虑内涵的话,类似于“超我”),心外之物可以是圣贤经典、师说、社会期待、物质诱惑等看似极为不同的东西,它们因为共同的外在性被放在本心的对立面。所以从颜钧的立场来看,每个人多少都有心疾,这成为他广救心火的理由。
 
  颜钧《急救心火榜文》揭示其治病纲领:“单洗思虑嗜欲之盘结,鼓之以快乐,而除却心头炎。”他认为,嗜欲是个人物欲,是挂碍本心之物。对此,他拈出“快乐”二字对抗,而快乐出自本心,任本心之自然即得快乐。弗洛伊德的“本我”也是以快乐为原则的,本我释放的过程就是恢复快乐、缓和病症的过程。当然,弗洛伊德的本我以嗜欲为内涵 (主要是性本能),并以嗜欲的未获满足为病机所在,不免为了个人治病效果而牺牲社会道德。与其不同,颜钧坚守儒家道德传统,祖述孔孟,其脱胎于“良心”的心之本体或仁体概念,带着善的属性。
 
  罗汝芳第二次病发,见于颜钧《著回何敢死事》。颜钧说,罗汝芳会试及第后,面对做不做官的人生抉择,罗汝芳彷徨不已,焦虑症发作,幸亏颜钧“导以出处缓急之图”帮他“脱疾”。罗汝芳始终是个扰攘的灵魂,退休后再次严重病倒,身心恍惚,失眠,甚至麻木痴呆。这是第三次病发。黄宗羲《明儒学案》说道:
 
  (罗汝芳)又尝过临清,遽病恍惚,见老人语之曰:“君自有生以来,触而气每不动,倦而目辄不瞑,扰攘而意自不分,梦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痼疾也。”先生愕然曰:“是则予之心得,岂病乎?”老人曰:“人之心体出自天常,随物感通,原无定执。君以夙生操持强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结习。不悟天体渐失,岂惟心病,而身亦随之。”先生惊起叩首,流汗如雨,从此执念渐消,血脉循轨。
 
  这次罗汝芳似乎受到一位不知名老者的帮助,老者对他的病情十分了然,其分析仍然是颜钧的路数。综合其他相关记载,有理由相信这是罗汝芳自己在梦寐中的回忆与自我诊疗。这里,罗汝芳既是患者,又当医生。他之所以有这种能力,是因为已经内化了颜钧一贯的教导。
 
  三次救治,颜钧成就了罗汝芳,罗汝芳也把颜钧当圣人看待。颜钧救心火,除了宣讲、谈话,还有什么成熟的经验、技巧吗?其实是有的,就是闭关七日法。《引发九条之旨》详细介绍了闭关的流程,其关键是默识天性、无思无虑。此外,他还有一个时长达3个月的灵修法。他说,7日闭关是“透活精神”,3月成功是“翕通心性”。年轻时颜钧曾用3个月时间让陷入“忧怀”的母亲重新乐陶陶起来,使她吃饭香、睡眠好。颜钧种种养心或者“求放心”的手段,有待将来更多研究。
 
  但事实上,导人脱离心疾,去病养生,不是颜钧的全部目的。根本上,他抱持儒者的大胸怀,如《急救心火榜文》所示,其“六急六救”包括:急救人心陷梏;急救人身奔驰;急救亲长之火炉妻子;急救君臣之烈焰刑法;急救朋友之党同伐异;急救游民之诡行荒业。
 
  纵观中国历史,道教、佛教(禅宗)很早就发挥了救人心疾的功能。但论专门化兼社会化程度,两教中无人比得上儒家的积极入世救人的颜钧,特别是他开创性地打出“急救心火”的招牌,使心学救心疾一事广为人知。
 
  儒者的治心疾活动,是从作为哲学与宗教的心学体系直接开出,而非从中医分科而来。当然,这么说不等于与中医一点关系没有。“心火”概念就来自中医,而颜钧事实上也与医者有很多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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