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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路上的几次“战役”

2017-06-27 15:55:31 | 来源:健康报 | 分享
  孔繁祜,我国整形外科先驱者之一,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整形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因病于2017年6月12日逝世,享年92岁。孔教授师从我国整形外科创始人之一朱洪荫教授,参与了北医三院整形外科的创建和发展,亲历了中国整形外科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兴盛的发展过程。为纪念这位值得尊敬的老专家,我们从孔繁祜教授90岁诞辰时撰写的自传中,节选了部分段落,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孔教授一生严谨治学、服务患者、乐于奉献的大医精神。——编者
 
  我本是河北省满城县人,1937年适逢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为躲避战火,举家经由保定迁往北京定居迄今。1938年入北京私立四存中学(八中前身)读初中,毕业后考入国立北京师大附中高中,正值学校修建礼堂,每于课后,我即前往驻足观摩,从挖掘地基开始至砌墙封顶内装修等程序均历历在目,趣味盎然。高中毕业后,即拟报考建筑系,但父亲提出异议,认为当时国家经济凋零,国力薄弱,建筑业一直处于萧条状态,毕业后将面临失业之苦,不如学医术好,以免遭择业之难。经思考再三遵从父命,1944年报考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学习。
 
  1950年毕业后,有幸受聘于北大医院外科。在任住院医师期间,出人意料地发现,在外科体系中竟有以修复重建为宗旨的整形外科学科,所施行的是建设性而非切除性的手术。我喜出望外如发现新大陆一般快乐。整形外科是外科学中的建筑学,与我的梦想情投意合,于是毅然决定投入创建整形外科的队伍。
 
  毕业后,我曾首先在北大医院工作,1963年调往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工作,直至1989年退休。自参加工作以来,历经几次“战役”,这对我意志的锻炼与考验,学识技术的钻研与提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51年长春抗美援朝之役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北京市组织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我响应号召,报名参加。1951年前往长春市18陆军医院,为在朝鲜战场光荣负伤的伤员进行医疗服务。伤员安排为分区住院,每区伤员50余人,设区长及医师数名。我是“初出茅庐”的医师,被任命为区长,须记忆各位病人的姓名、伤情、现行的治疗以及有无特殊情况等,感到任务不轻。
 
  我曾行清创、植皮术、双腿交叉皮瓣手术及取出体内留存弹片的“捉迷藏”手术(在X线下观察非常清楚,但切开皮肤软组织后很难找到。体积越小,难度越大)。我还被安排到伙房任营养师工作。在此期间,学会了同时接受大批伤员的管理经验,尤其是目睹无数志愿军伤员亟待整形外科的治疗,愈加坚定了学习整形科的意愿与决心。半年后返京,继续完成两年的住院医师任务后,即毅然报名跟随朱洪荫教授协助成形外科(整形外科)完成创业的艰巨任务(北医三院成形外科创建于1949年9月3日,是新中国成立后首家建立的整形外科)。
 
  由长春返京后,我即全神贯注地对整形外科深入学习与实践,充分认识到整形外科手术不仅要恢复功能,还必须改善或恢复外在形象,故此还须学习医学美学。手术要仔细认真,一丝不苟,目不转睛地工作,因此手术施行起来耗时长,有如苏州的刺绣工“绣娘”一般。于是我着力研究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手术速度,经悉心研究和大量实践,我可以做到快速施行手术并优质完成。手术时间缩短,还可以提高麻醉的安全度,降低手术的风险及感染发生率,减少病人的康复时间。
 
  1965年新疆乌鲁木齐之役
 
  1965年,新疆乌鲁木齐建设兵团被服厂失火,火情较严重,烧伤女工百余人。新疆向卫生部求援时烧伤发生后已1周,卫生部派我和积水潭医院的1名烧伤外科医生及1名女护士,乘机急速前往。
 
  病员烧伤面积不大,多仅限于手部(手背为主)与颜面部(面积小而较分散),烧伤深度为深Ⅱ°、Ⅲ°较多,尚无明显感染。我们经过讨论后认为:应抓紧时机,趁未发生感染之前,急行切痂植皮术,以保留较为良好的手功能。一致同意后,立即于次日上午开始安排手术。
 
  我与同来的积水潭医院医师,各主做1台伤手的切痂植皮手术,两台同时进行。当天吃过早饭后,手术于8时许开始,11时后结束。在手术室吃过午饭后稍事休息,于下午1时再开始同样的手术,5时左右第2次手术结束。在手术室进晚餐,17时再开始第3次手术,10时后结束,略进夜宵后,回宿舍睡觉。如是者连续十数日,将需要抢救的伤手皆治疗完毕。其后陆续进行残余手术。
 
  烧伤科从前不太主张行面部切痂植皮术,我认为位于面部器官邻近的深度烧伤也应同样进行,以免发生瘢痕挛缩导致器官移位变形,增加Ⅱ期手术的难度,降低手术修复效果。本组伤员皆为青春少女,容貌如何,关系她日后婚恋的大事,我也按照整形外科的原则进行了一些较为简单的修复。在等待观察手术伤员的创口愈合期间,我还应军区医院口腔科之约做了唇腭裂修复术、鞍鼻髂骨移植充填术及其他植皮等手术。在乌鲁木齐欢度春节后,检查所有手术伤员皆愈合较好,达到了我们共同希望的预期效果。
 
  1968年北医农村医疗队之役
 
  1968年,我参加由北医组织的北医农村医疗队,去往甘肃省极端贫困县、在秦岭山脉的群峰环抱之中的康县。当地人一般均较矮小,营养不良。我们住在大队空旷无粮的仓房,地上铺草为床,与贫下中农同吃同劳动。全县仅县城备有燃油发电机,只于夜间供电,电压不稳,电灯时明时暗。
 
  一日傍晚,一位贫下中农老乡急速前来,称他家一位产妇难产已昏迷3日,胎儿已殁于腹中,有性命之忧。我们闻讯后,带着已在北京出发前消毒备用的有限手术器械及一盏尚未使用过的汽灯,全队10余人立即出发,时天色已黑,由老乡带路,也不记得翻过几座山越过多少道岭,到达后已近午夜。经检查产妇已处于休克状态,子宫破裂,胎儿死亡。
 
  我们队员中有与产妇血型相同者,便为产妇进行直接输血。通过输血、输液等紧急治疗后,病人全身情况有所好转。我小队有妇产科医师两名,经过紧急动员,即在四壁与屋顶到处漏风的土坯茅草房内,稍经布置,用汽灯和手电照明,较顺利地完成了子宫及死胎的摘除术。数日后产妇甦醒,无感染发生,逐渐康复。
 
  还有一次,我们出诊路上看到一名怀抱儿童的患有唇裂的中年妇女。我们建议这名妇女将唇裂修复,只收少许费用,该妇女不同意;后来我们降低条件,表示分文不取,并保证无痛,但仍不同意;我们又提出可到你住的家送手术上门,还是不同意。回答说:我已经结婚生孩子,又无碍吃喝,没有必要缝合。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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