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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仁英:中国围产保健之母

2017-05-01 16:46:21 | 来源:健康报 | 分享
  2017年4月16日13时24分,严仁英教授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曾赞誉她是“中华知识分子典范,我国围产保健之母”。在一个世纪的人生路上,严仁英用她的一片医者仁心,守护了我国千万母婴的平安与健康。
 
  严仁英出生于民国初年,6岁丧父,随寡母和兄姐们生活在大家庭中。其祖父严修是我国近代教育先驱,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创办者。由于祖父在家中办有幼儿园和小学,严仁英的早期教育未出家门就完成了。她儿时的老师韩咏华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
 
  严仁英在回忆儿时的读书生活时曾说:“在南开学习得轻松活泼,没费什么劲儿,从来没有死啃书,就能牢固掌握,这都得益于优秀的老师……南开教育我一辈子都热爱群体,与同志们打成一片,能与别人团结合作,这样我才能干成许多事情。”
 
  家里没有人搞医,严仁英想学医的初衷是希望能给家里人看病。后来听从母亲建议,她先去清华读了生物。老师们知道严仁英想学医,允许她选修协和医预科的必修课程。1935年,严仁英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并拿到奖学金。经过5年“没有商量余地的淘汰制”学习,1940年夏,严仁英获得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
 
  在严仁英看来,妇产科是“一个人进、两个人出”的甜蜜事业。毕业后,她选择留在协和医院妇产科任住院医师,师从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但是好景不长,1942年美日宣战,协和医院被迫停办。在林巧稚的安排下,严仁英来到了中国第一位女医学博士杨崇瑞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附属产院。在这里,严仁英开始体会到“预防”和“保健”的重大意义。
 
  王光超(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哥哥)是严仁英的大学同班同学,他在实习时的一次急诊经历给严仁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2年,二人喜结连理,婚后,严仁英辞去工作和丈夫在家开业。在北平不断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刻,夫妻二人将私人诊所作为革命根据地药品输送站,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组织传送医疗物资。
 
  1945年日本投降,原由日本人执教的北平大学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停办。1946年初,医学院附属医院由原协和医院的教授们接管,林巧稚担任北大医院妇产科(现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主任,把严仁英招来做住院总医师。
 
  谈起这段经历,严仁英非常感谢恩师:“我从协和毕业后,充其量也只做了两年妇产科的临床,要是没有林大夫的鼓励和丈夫的支持,我也下不了这个决心。林大夫说她会定期来查房,手术也会带着我做,还说只要有困难,可以随时给她打电话,不分昼夜……”
 
  1948年,在林巧稚的帮助下,严仁英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妇产科内分泌学一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严仁英回国,回国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给妓女查体。严仁英本想把这项工作当做行善,可结果却很受教育:“自己最初对妓女的印象是片面的,她们之中很多人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以才走上这条路的。”
 
  严仁英认为自己不光要做会看病、会教书的医生,还要会搞研究。1951年,在林巧稚的带领下,严仁英参加了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并参与《中华妇产科杂志》的相关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调查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北部发动的细菌战罪行,她曾两度去朝鲜,回国后整理材料,办展览和出专辑,历时3年多。此后,她又多次参加全国妇联组织的出国访问团,到亚洲和欧美多国访问。
 
  1964年,在毛主席“医药卫生工作重点应该面向农村”的指示下,严仁英奔赴北京远郊密云县,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下乡办学:一边办学习班,一边治疗妇女病。那段经历,让她切身体会到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妇女们遇到非意愿妊娠时所面临的危险和采取的冒险行为;为产妇接生,土剪子是唯一的工具,有点知识的还先烧一烧,所以产妇的死亡率特别高;那时的农村连最基本的预防注射都没有。
 
  “文化大革命”中,严仁英被撤销一切行政职务,在产科病房里当卫生员。卫生员们后来说,就属严大夫做卫生时,厕所最干净了。当时的严仁英正患甲亢,人又黑又瘦,同事们开玩笑地叫她“甘地”,有不少病人就是在厕所里向这位“圣雄”求医的。
 
  上世纪70年代,严仁英在北大医院开设了外阴门诊,专门解决广大女性的难言之隐。她还开发出终止妊娠的药物,成为我国药物流产技术的先行者,并率先在妇产科增设了“早孕门诊”。1979年,严仁英当选北大医院院长。上任后,她将自己的事业从临床转入预防保健,特别向农村妇女保健方面转移,为降低我国围产妇女死亡率闯出一条路子。严仁英说:“五十年代参加北京市妇女健康普查期间,我就开始意识到,在未感觉有病时早期发现妇科肿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那些到门诊就医的晚期子宫颈癌患者,我们则一筹莫展,那副惨状,真令人痛心。”她觉得所有的临床大夫都可以伸一条腿到群众中去,做一些保健工作。
 
  上世纪80年代,七旬高龄的严仁英决定要在她后半生,为中国幼儿保健事业办三件事:在北大医院建成一座妇儿大楼;建立全国围产医学会;创办全国性围产医学杂志。在她的大力推广下,围产保健技术应用于全国。我国围产儿的死亡率也由1988年的15.13‰,降低到1997年的10.93‰,大约每隔3年下降10%。严仁英率先提出了将社会因素纳入孕产妇死亡高危因素的观点,并据此从改善孕产妇周围的社会环境着手,在河南省建立健全了农村三级妇幼保健网,这种采用综合方法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观点一直沿用至今。
 
  1990年,严仁英带头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合作“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通过大量的人群研究证实了新婚和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小剂量叶酸增补剂,可以减少70%神经管畸形儿的发生,通过三年普及、两年提高的步骤使中国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下降了50%。
 
  不仅如此,严仁英还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并亲自主持修订妇幼卫生专业“妇女保健学”和“儿童保健学”教学大纲,为中国妇女保健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她当了25年的全国人大代表,8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带头发出器官捐献倡议,提倡试行安乐死和母婴保健法等提案。
 
  常有人问严仁英长寿秘诀,她答道:“能吃能睡,没心没肺。”所谓没心没肺,就是心胸宽大,不计较名利得失,对人友善,能宽容,能合作,就寝时就能心情平定安然入睡。
 
  (本文文字、图片主要来源于《慈母仁英——中国围产保健之母的百年记忆》一书。)(徐璐 韩娜 王景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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