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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公卫合作的突破性意义(2014.08)

2014-10-22 14:41:02 来源:
  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唐钧
 
  近日,媒体上又传来与“京津冀一体化”相关的利好消息。据媒体报道:6月17日,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天津市卫生局、河北省卫生计生委在京签署“京津冀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合作协议”。今后,京津冀三地如发生跨区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联手应对,具体的措施包括:信息互通——三地将互通各自公共卫生安全形势,共享突发事件信息;物资统调——三地紧急向受灾方调拨包括应急药械在内的应急物资;专家合作——三地卫生专家将一同协商应对;血源共享——三地血液资源依需求实现统一调剂;联合培训——三地将建立联合培训演练机制,共同提高专业应急处置能力;共同研讨——三方将轮流承办卫生应急协作联席会议和卫生应急专题论坛,共同研讨相关的重点、难点问题等。
 
  2014年以来,京津冀一体化一直是一个中国社会热切关注和热烈讨论的议题。但是,在对此寄予厚望的同时,各界人士也道出不少担忧。究其原委,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都是一个行政力量主导的社会,习惯的管理方式是政府管制。然而,中国幅员辽阔,光由中央政府发号施令显然是难以奏效的。各级地方政府都是行政管理体系中的重要节点。有“地方”,就要划分清楚“地方”的权责范围,而在空间上的权责划分就形成了行政区划。就社会政策的理论而言,所有人为的政策性划线其实都是“双刃剑”。行政区划当然也不例外:一方面,两个“地方”各自空间上的权责范围清晰可鉴;另一方面,两个“地方”的共同利益则可能被人为地割裂。所以,若从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区域”和“跨区域”整合、协调、共治的精神而言,划疆而治的“地方”,相互之间的竞争态势固然难免;但因利益共通,唇齿相依,比邻而居的“地方”相互之间的精诚合作恐怕更为重要。以系统论的语言说:就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希望京津冀三地合作的结果是:1+1+1>3。
 
  在中国行政体系传统的“管理哲学”中,各个层级的行政区域各负其责,“各自种好自家一亩三分地”的理念可谓根深蒂固。所以,在很多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和环境治理的难题上,要求各级地方政府的领导立下“军令状”的做法最为常见,然后以“一票否决”甚至“提头来见”严加监督和管束。但是,这样的管理方式,对于一些超越行政区划地理空间的治理难题显然不是最佳选项,京津冀一体化议题的升温,显然与环保问题,尤其是PM2.5的肆虐不无关联。而华北大平原的气候与环境浑然一体,若用各自为政乃至以邻为壑的办法去治理,不仅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突发卫生事件其实也一样,一旦发生,各个行政区划之间并无有把握“拒敌于省(市)门之外”的有效屏障,唯一的办法就是携手合作、同舟共济,方能安然度过险关。
 
  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风险社会,虽然我们已经为预测和防范风险做了大量的工作,力求穷尽我们可以想到的各种手段和方案,但无孔不入的各种难以预测的风险依然会不宣而战地突然兵临城下。加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是人力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京津冀三地的人潮熙熙攘攘来来往往几乎是难以阻挡的,这就给流行病的迅速传播创造了条件。再者,在地方发生重大疫情而疾病无法医治的情况下,必然会将病人往大城市送,北京和天津的医疗条件在全国属超一流,必成首选。总而言之,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突发卫生事件,三地主动选择跨区域的联手应对无疑是明智的,理性的或者说是必不可少的,而选择“各人自扫门前雪”实际上是不明智的、非理性的或者说是愚蠢之极的。
 
  如今,京津冀三地的一切成功合作都会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希冀。 但是,人民群众所盼望的可以说还不仅如此。改革伊始,中国的三大经济区域——“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就经常被提起。然而,30多年以后,“珠三角”和“长三角”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而“环渤海”却很大程度依然停留在理论上或蓝图上。“环渤海”能否发展,首先要看京津二市如何发挥率先领头的作用。如今热议的京津冀一体化,应该是要为中国社会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开创一份新的基业。当然,说京津冀此次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具有开创性意义也许有点过于夸张,但如此宏图大业,恐怕是要从方方面面眼下马上可以做的具体领域的合作一点一滴地先做起。编辑王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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