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报网首页

优化“二孩生育”的社会支持环境(2014.04)

2014-07-22 14:42:57 来源:
  
 
  文/穆光宗
 
  单独两孩政策出台之后,全方位的改革拉开了序幕。生育政策的改革不是单项改革所能完成的,生育政策的改革实际上是生育权限改革、生育导向改革以及生育的服务和保障改革三位一体、同步推进的过程。现在的问题是,生育权限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但生育导向以及生育的服务和保障政策还没有迅速跟进,仍然滞步于一孩化的认识和生育管制的惯性之中。
 
  优化舆论环境
 
  尽管“一孩化”时代还没有终结,例如非独家庭还没有权利生育第二个孩子,但从政策看中国毕竟开始通过局部的政策突破开始了从“一孩化”向“非一孩化”的过渡和转型。国家认为,单独二胎有利于提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实现适度低生育水平,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二孩生育尽管会给很多家庭带来抚养的压力,但提升家庭幸福、规避失独风险和降低养老风险的好处有目共睹。不过由于巨大的政策惯性和思维惯性,社会和职能部门还不太适应这种转型和变化。
 
  进入2014年,中国省区相继将“单独二胎”政策纳入立法程序,但随着“政策落地”,单独家庭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不少人年轻夫妇面临着“生难不生也难”的两难选择。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家庭条件的局限和可预见的生养压力,或者年轻父母不想成为“孩奴”,一线城市将一个孩子抚养到大学毕业估计要花费上百万之巨,很多符合政策二孩的家庭不得不放弃二孩生育。严酷的事实让不少单独家庭纠结不已:再生一孩,经济是否“养得起”?人力是否“累得起”?放弃二孩,失独是否“伤得起”?养老是否“孤得起”?这种矛盾和压力很可能使得不少单独家庭被迫放弃二孩生育,在宏观上则表现为中国将掉入更深的“超低生育率陷阱”而难以自拔。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确保生育安全、人口安全是人口生育政策改革需要考量的第一要素。优化“二孩生育”的社会环境意味着要强化“告别一孩化、欢迎二孩化”的舆论,中国已经有至少1.5亿个“风险家庭”,有数百万个失独“痛苦家庭”。新增的独生子女家庭可能是潜在的失独家庭,潜在的失独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说,“放开二孩生育”的文章只是做了一半,还需要“鼓励二孩生育”,职能部门要创造条件使得家庭的生养成本部分外部化、社会化和福利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采取家庭补贴和生育补贴的办法,让家庭生得起养得起两个孩子,鼓励年轻家庭适龄、适时、适量的生育,才能优化人口发展,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围绕二孩生育,重构生育的导向政策,生育的舆论导向和利益导向要和“一孩化”做历史的切割。人口控制要从过去的出生控制转向风险控制,就是提倡“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优化生育的决策、结构和生态,从源头上降低独子生育的风险,避免今后人口生态失衡进一步恶化,人口发展风险进一步加剧和人口问题的雪上加霜。
 
  降低二孩生育的办证成本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双独还是单独,家庭决策“二孩生育”时不仅要面对高昂的生养成本,而且要面对不堪忍受的行政阻力成本。按照现有程序和规定,办理二胎准生证,需要夫妻和双方父母户籍所在地出具相关材料并多级盖章,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不少双独、单独的夫妻被折腾得几近崩溃。湖北日报2014年1月14日报道,一个双独家庭为办二胎证跑断腿,全家出动跑二十多次历时四个月才办妥。这位母亲说:“我连打掉这个孩子的心都有了。”类似个案常见报端。办证难产生了相反的示范效应,时间损耗成本、心理痛苦成本、机会错失成本等都让人望而却步。有些夫妻在政策上符合“生育二胎”的条件,得知办证如此之难,表示暂时不会考虑二胎。人口流动迁移、人户分离更使异地办证难上加难。中国早已经掉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诸多因素使得中国要跳出陷阱可谓困难重重,很多单独家庭畏难却步,更不要说有多少家庭会生三个及以上的孩子了,可谓是微乎其微、不足为道!实际情形是是否再要一个孩子成为很多单独家庭幸福又纠结的选择题,我们要善待决心再要一孩的家庭,多生一个孩子利国利家,所以要构建家庭友好、生育优化的政策体系。由此说明生育服务政策的改革何其必要又多么紧迫!国家卫计委已经表示,政策调整后,各地应尽可能简化再生育审批程序。针对群众反映的办证难问题,各地要认真调研,寻求解决方案。这种表态还需要有实质性的后续改革来落实,否则难以奏效。
 
  生育服务政策的改革方向应该是通过智能化、网络化、标准化大大简化《生育服务证》(实为《准生证》)的办证程序、提高办证效率、降低办证成本,方便家庭、减少麻烦、减轻负担。零管制,全服务,早日取消《生育服务证》,还权于民,造福于民,才是生育政策改革的终极关怀。
 
  促进二孩生育的优生健康
 
  现在我国的婚育模式在年龄上日趋推后,已经属于晚婚晚育型,年龄的推后挤压了生育空间,少生的同时必然重视优生,女性高龄孕产同时也潜伏风险。我国规定,男年满25周岁、女年满23周岁的初婚为晚婚。2010年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男性初婚年龄上升到25.86岁,女性23.89岁,其中城市男性达到26.92岁,城市女性25.07岁。2010年我国女性初育年龄26.24岁,比2000年提高了1.41岁;2010年我国女性初婚初育间隔平均为3.8年。一线城市更属于极晚婚极晚育型。例如,2011年北京男性初婚年龄为28.24岁,女性26.73岁;2012年上海市男性初婚年龄为30岁,女性27.3岁。
 
  生育年龄的推后可能导致二孩生育的不孕风险和出生缺陷风险提高。据调查,我国近年来不孕不育症存在着上升的趋势,适龄产妇的不孕不育患病率大幅增长。数据显示,国内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为12.5%~15%,也就是每8对夫妻就有一对不孕不育,中国不孕不育患者人数已超过5000万,其中全国1/4的不孕不育患者久治不愈。研究表明,高危孕产妇出生缺陷儿发生率高于正常人群,孕妇年龄大于35岁,胎儿为唐氏综合征的可能性为30%,远大于正常人群发生率(0.14%)。在我国,2001年-2006年卫生部以医院为基础的出生缺陷监测结果显示,出生缺陷发生率呈逐年上升的势头,每年有80万至120万出生缺陷儿诞生,占全部出生人口的4%到6%,其中包括约22万例先天性心脏病,10万例神经管畸形,5万例唇腭裂及3万例先天愚型。根据我国出生缺陷监测和残疾儿调查结果,全国累计有近3000万个家庭曾生育过出生缺陷和先天残疾儿,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近十分之一。我国每年出生缺陷患儿的治疗费用高达数百亿元,维持最基本生活费用也高达数百亿元,给国家造成的间接费用估计在数千亿元之巨。
 
  出生缺陷中因遗传因素导致的约为25%,其余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致,所以出生缺陷具有家族史、先天性、传递性和难治性。因此,推进实施婚前检查、产前诊断、新生儿疾病筛选三大措施尤为重要。通过婚检,医生可以提供婚前卫生咨询与指导,从而把好优生优育的第一关。孕期要进行围产保健、产前检查,从而能够及时发现高危妊娠,及时处理。加强产前诊断也是降低新生儿缺陷率的重要手段。为降低这些风险,卫生计生职能部门要为广大家庭提供可靠、可及、可亲的基本公共服务。做到政府买单,一视同仁,对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免费孕检、提供可靠的叶酸补充剂、优孕优生的指导、减免低收入家庭的分娩费用、建设和完备确保“安全分娩”的责任伦理和技术力量等等。
 
  为二孩生育合理资源配置
 
  一旦“单独”二孩政策落实,在全国范围内可能会影响1500万~2000万单独家庭,夫妇一方是独生子女且已育有一孩。来自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调查数据显示,大约50%至60%的夫妇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估计二孩生育量750万~1200万。但“意愿生育率”一般要高于“实际生育率”,因为生育决策要考虑抚养成本、抚养人力、时间精力等诸多条件变量。表态固然容易,但当面对现实的时候,才知道“生得起养不起”的巨大压力。影响生育率的与家庭性质关系不大,但与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夫妇所处的年龄段关系较大。也就是说,比照双独家庭很低的生育率,可以预测单独和非独家庭的生育率也不会高。所以实际情形很可能不到30%的单独家庭会选择再生育,全国总量估计在450万~600万之间,但二孩生育量是分散分布的。考虑到这么多家庭不会集中生育而是错开生育的事实,总体看“单独二孩”不会导致严重的出生堆积给公共资源带来太大的压力。
 
  但毕竟各地单独二孩生育人数和公共卫生资源两个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为应对即将放开的“单独二胎”政策,卫生计生委要做到“底数清心中定、家无忧民无怨”,事先调查清楚单独家庭生二胎的意愿和孕产安排,掌握所有家庭的生育信息,以便合理安排公共卫生资源,更好地为单独二孩政策落地保驾护航。一些公共资源紧缺的城市医院产科已经或者可能爆棚,如果再不增加资源供给(如预备产床、准备人手),新政启动后的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为此预先登记建档、做好应急预案、为急难者开辟绿色服务通道都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编辑王朝君

相关新闻

    分享到:

    推荐阅读

    热度排行

    相关链接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报社活动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64621663 18811429641

    特别推荐

    健康报网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