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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院为何要限诊?(2016.10-2)

2016-11-22 09:58:48 | 来源:中国卫生 | 分享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第九条规定,二级、三级医院主要承担急诊、住院、疑难危重症的诊疗服务以及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医学重点学科建设、医学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基层医疗机构主要承担一般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基本诊疗、康复和护理服务。那么,这是否会造成新的看病难,就诊不公平,为此,来自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医学界、律师、媒体等专业人士,对此展开了深入探讨。
  
  政府:法律应引领分级诊疗
  
  深圳市人大法委办公室副主任张凌: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之所以如此规定,1.落实中央精神,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其原则就是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的诊疗模式,此次法规出台是中央精神落实到深圳地方工作中的体现;2.根据深圳市政府的要求,在法规中体现深圳医改重要举措,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3.扫清分级诊疗制度改革中法律上的障碍;4.重大改革措施通过法定的法律制度来推动发展。
  
  但引导人民群众就医观念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立法的功能就是引领,此次《条例》是法律制度构建的一部分,分级诊疗的规定是整个医疗资源配置与保障大框架中的组成部分,是通过制度安排夯实社区建设标准,促进资源下沉,使人民群众享受到便利的服务。
  
  当然,法律是根本性的、突破性的,解决深圳面临的主要问题,《条例》作为法律,不可能做出细致要求,尤其是分级诊疗非常复杂,需要很多配套措施,因此,《条例》规定,由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细则。
  
  为此,我们还加强了考核,《条例》第八十二条规定,本《条例》规定由市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另行制定具体办法的,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6个月内制定,这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是一种压力,因为分级诊疗牵涉问题多。但我们相信,深圳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在市政府的领导下,一定会及时出台制度,《条例》也给予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开展工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该细致的区分类别,做好制度安排。如果老百姓对此有任何意见也可以提出,人大的职责就是监督执行。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廖新波:
  
  立法限制医院接诊人数,看似不近人情,但这是为了改变看病混乱不堪的现状,使患者找到合适的医生。以国外为例,美国是个自由看病的国家,没有分级诊疗制度,为了实现有序就医,完全靠市场调配,调配的主体就是保险公司。有的保险公司规定,只有在家庭医生处首诊推荐,才能到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找专科医生看病,否则,患者要自付很大费用,还有的保险公司规定,可以不到家庭医生处首诊,但必须到保险公司指定的签约医院或私人医生处享受服务。这种通过市场调配的方式,使患者无法随便到上级医院找专科医生看病。
  
  限制大医院接诊人数,引导患者到基层就诊一个关键,是老百姓是否信任社区医生的服务水平,培养体系能否培训出质量均等的医生是一个挑战,只有医生水平相当,老百姓才能自愿接受分级诊疗制度,而这也是欧美等国能够实现分级诊疗制度的优势之一。
  
  因此,我们现在要限制大医院的普通门诊,让患者到基层首诊可能带来质疑,但是我们政府有决心,能够为深圳市民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服务,最好的例子是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很多人以前不接受港大深圳医院的一些做法,现在了解了,接受了,分级诊疗最终的受益者就是所有居民。
  
  医院:限号之后配套措施要跟上
  
  北大深圳医院医务科刘天钊:
  
  北大深圳医院2015年全年门诊量是296万人次,2016年将达到300万人次,日均9000人次,按此计算,每个接诊医生日均接诊70人次~80人次,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最多只能分配5分钟~6分钟,这导致部分患者对看病时间短而感到不满,并以此认为医生不负责任,但医生的无奈在于,如果延长就诊时间,患者太多看不过来,这就是门诊的现状。
  
  因此,我们认为,分级诊疗是我国医改的关键,如果大医院能够实行分级诊疗和限号:1.能把医生和医疗力量从门诊解放,回归病房,更加关注住院病人,关注科研教学,从而实现专病专治,可以为重症患者、诊断困难患者提供更细致的诊疗;2.可以抽出力量对进修医生、实习医生、住培医生进行更好的教学,而这些医生将来会成为一级、二级医院的中坚力量,形成良性循环,分级诊疗将越做越好。
  
  但分级诊疗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大医院如果实行病人限号,医院科室收入将受到影响,而且在基层首诊的情况下,医院自主选择患者收治将产生困难,依赖于其他医院或医生的转诊,尤其是目前深圳市正在推行医师多点执业,医院可能会面临人才流失情况,这些问题都需要探讨解决。
  
  深圳市康宁医院副院长胡赤怡:
  
  基层首诊、大医院限制接诊人数难在哪里?深圳市目前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医疗资源不足,限制之后到哪里去看病是问题,二是医疗资源布局不均衡。为此,深圳在特区外大量新建三甲医院,因此未来3年~5年会有所改善。但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基层和大医院相比,医疗服务能力的差距确实存在,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在我国香港,不论在大医院门诊部还是在基层工作,医生技术水平一样,收入也一样,因此深圳市的制度、法规和方法要促使均衡发展,确保大医院医生跟社康中心医院的医生服务水平一样。
  
  深圳市康宁医院是深圳市唯一的精神疾病康复专科医院,精神专科医疗资源更加不足,编制床位450张,而深圳有2000万人口,香港有700万人口却有4500张精神专科病床,是我们的10倍,限制接诊人数更加困难。深圳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在新建医院。另外,深圳市还出台政策,要求二级综合医院建立心理卫生科或者精神卫生科,康宁医院已经与这些专科医院和基层医院结成精神卫生联盟,为双向转诊建立了绿色通道。但是精神科看病难问题,希望政府继续加大投入。
  
  上海中山医院院办副主任杨震:
  
  限号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在我国民国时期就有类似的措施,过去看大医院也明确要限号,为了保证病人的诊疗质量,包括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的公立医院都是限号预约制。限号是回归医疗本身,可以使医生有充足的时间对待患者,进行安慰,提供合理恰当的医疗,因此限号不违背医学本真,是合理正当的,法律法规应该写进去。但问题是法规规定之后要解决什么问题,法规写给谁看。对于医院来说,限号影响了医院和医生的收入,如何补偿是关键,如何让大医院自愿限号,其背后还需要很多机制。对老百姓来说,限号牵扯到公平性问题,公平与秩序有时能够融合,有时又有矛盾,如何才能结合在一起,找到平衡点是关键。限号是否意味着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到大医院就诊完全按照疾病来划分,全社会都能贯彻统一这个标准是难点,尤其在当代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平性是敏感和尖锐的问题,很多社会矛盾爆发都是由于公平性不足,因此政策要充分提供保障,不管是不是医生的亲戚,是不是领导,都要接受分级诊疗,这是老百姓密切关注的问题,也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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