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报网首页

港大深圳医院:求生还是新生?(2013.05)

2013-08-20 11:13:40 来源:中国卫生

  是公立医院改革的样板,还是水土不服的“外乡人”?

  港大深圳医院:求生还是新生?

  文/本刊记者  刘也良

  自出生之日起,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就有两个面孔:一个是深圳乃至全国公立医院改革的样板,另一个是前景黯淡、水土不服的“外乡人”。近日,港大医院因为双面孔再次成为媒体焦点:一方面,医院就诊秩序井然、没有过度医疗现象;另一方面日均门诊量在500人次左右,较之预期的800人次差距甚远,43间手术室仅开了5间,300张住院床位入住率不足五成。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接受中国卫生杂志记者专访时表示:“港大医院未必成为将来中国医改的主流,但它在深圳的落户运行,将会产生两地在医院管理、诊疗风格、医疗体制差别上的碰撞,这种碰撞不仅对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所启示,而且还是人治与法治上的文化碰撞,已经超越了医疗界的问题,对整个中国社会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打包付费”PK惯性思维

  陈小姐因鼻子不舒服到港大医院门诊就诊,最后,医生给出的诊断是过敏性鼻炎,并给陈小姐开了一支进口药物。“这支药大概50元。扣除药费,算下来,相当于我的诊金花了80元。去别的三甲医院看,可能8块钱的专家门诊就搞定了”,陈小姐说。

  港大深圳医院实行全科门诊“打包”收费,普通病人在预约成功后支付130元,包含了挂号费、医生出诊金、7天内用药、常规标准检查以及卫生耗材的费用。

  有病情较轻患者表示130元打包不合算,庄一强表示,这就好像“香港是吃自助餐的,130元随便吃,而内地是每个菜都单独算钱,有的人饭量小,觉得自己点菜不需要那么多钱”,这导致港大深圳医院被质疑会成为一家“贵族医院”。

  但是130元仅仅是看次病那么简单吗?港大医院的医生为患者提供的是全科门诊,除诊断和治疗疾病,还提供例行检查、健康风险评估、预防接种、筛检和个性化的辅导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其次,正如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港大深圳医院名誉院长梁智鸿所说:“伤风感冒不需要花这么多,但患了肺炎呢,治疗肺炎的费用可能远远超过了打包收费的钱,但你还是只用付打包的费用。”更重要的是,打包付费使医务人员同经济脱钩,医生根据病情需要开药,“不会给你做不必要的检查。”

  2011年,深圳市卫生与人口计划委员会公布的大病种收费中,急性阑尾炎的平均费用,市人民医院是8367.2元,第二人民医院是5987.2元,北大深圳医院是6298.9元,住院天数为5-6天,而港大深圳医院普通急性阑尾炎住院费用为3000多元,住院天数为3天左右,费用远比其他三家三甲医院的要低。

  陈小姐自己也说,“去别的医院看,如果开一堆药,说不定药费都超过130元了呢。”但是,对于已经习惯了过去8元看一次专家号的老百姓来讲,要适应这种打包付费还很困难,一个怀疑自己心脏有问题的“患者”在微博上晒出了到港大医院就诊的过程:医生诊断其没病,但为了130元能发挥最大“效力”,反复让医生再给自己看看,给自己再开点儿药。

  “落地”一定被同化?

  事实上,打包付费很多时候根本合不上医疗成本,但是港大医院的香港医生却依然“大手大脚”:手术做得非常仔细,医疗仪器、手术耗材也都用最好的,比如为了取得好的止血效果,手术用的电刀都希望从国外进口。

  这种“底气”来自于,在香港,公立医院每年会得到政府超过92%的资金支持,港大医院也得益于深圳市政府为其进行了大量的投入,根据深圳市卫人委最新发布的部门预算,2013年深圳市公立医院预算项目支出为118652万元,其中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占用预算的收支规模达到10.5亿元。

  但根据香港大学与深圳市的协议,5年之后,深圳市不再为医院提供财政支持,医院盈亏自负。港大医院院长邓惠琼表示,5年后医院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确实是“香港模式”落地深圳的最大难题。

  因此很多业内人士担心,港大医院可能会“接地气”:学习内地公立医院以药补医、过度医疗。事实上,为了生存问题,港大深圳医院已经开始尝试开展特需医疗,邓惠琼表示,2013年下半年,特需大楼将会投入使用,会开放200张病床投入特需服务。

  有人提出,香港这种政府几近全额资助公立医院为市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会导致轮候时间较长,而且随着慢性病、老龄化的出现,财政投入增长速度过快,不值得学习,但庄一强表示,“我们不能混淆视听,给减少政府投入找个借口,政府必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使医生开药完全根据病人的治疗需要,让穷人不会因为没钱而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和照料”。

  庄一强认为,解决问题关键政府要明确自己在哪儿投入。在香港,虽然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全港88%的住院服务和29%的门诊服务,支出却只占全港卫生费用约47%,而私营医疗机构只提供全港12%的住院服务和71%的门诊服务,但其支出占全港卫生总费用的约53%。

  所以,中欧工商学院教授蔡江南表示,目前内地的情况是很多医院挂着公立的标签,行营利之实,政府财政当然兜不起,而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医院必须是以提供公益性医疗服务为主的医疗机构,这样的医院必须、并且只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收入支持,而无需主要依靠病人的支付来生存,这样的公立医院大约只应占30%,而其他的市场应该归民营医院和社会医院。

  “团队负责制” 挑战能否成功

  港大医院实行的是香港专家以及国内医生组成的团队共同负责制。在这一制度下,“对病人进行治疗的不再是一个医生,而是一个团队,也不需要找熟人”,港大深圳医院外科中心主管、港大教授卢宠茂说。

  3月上旬,港大医院外科部接诊了一名肝癌患者李希(化名),在来医院之前,李希曾在深圳两家三甲医院进行治疗,并在一家医院的介入科接受治疗,结果2个月后肝癌复发。当港大医院的香港医生看到李希在外院拍的片子后,觉得很可惜,因为如果最初采取的是手术治疗而非介入治疗,其治疗效果肯定会更好。

  港大医院外科部医生纪任表示,在内地,医生都是单打独斗,科室之间合作比较少,竞争和推诿多,只有在病人出现问题后,才会找医生或者其他科室合作。本来可以手术治疗好的病人,介入科的医生接诊后,就建议做介入治疗,内科医生就建议打针和药物治疗,最后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期。

  而在团队模式下,医生与医生之间,科室与科室之间是团结合作的,共同为一个病人服务,以疾病和病人为中心。针对李希的治疗,港大医院外科、内科、介入科、放疗和化疗科的香港专家和医生组成了一个团队,研究李希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内科部门主管、血液专家朱知梅教授给各团队成员的工作邮箱,发了一封邮件,邮件的内容就是朱知梅对李希手术提出的几点建议。“对于每一个患者,参与的科室专家都会提出意见,外科医生也会及时把病人的情况email告知各专家,让团队成员掌握每一个病人的康复情况或在病情发生变化时能及时应对”,纪任说。

  最后,在综合各科室的治疗方案后,决定由外科部医生进行手术治疗,放疗医生在手术后跟进,血液科做好血小板供应,以防病人大出血。

  要学习这种模式,庄一强说:“团队治疗,电子病历要完善,诊疗过程流程要完善,其他医生才能接着上面的医生继续做,如果做一个比喻的话,内地医生像裁缝,看得多写得少,你来做衣服我给你量,换了人不行,香港的团队做法,是流水作业,团队里的人都可以看这个病。”

  两种社会文化的冲突

  邓惠琼表示,港大深圳医院在购买相应设备时,医院必须先请专家评估设备购买的必要性,再由发改部门组织专家进行预算评估,由财政部门拨款,之后还要进行招投标,专家评标等步骤,需要12到18个月才能将设备采购到位。这个速度相比香港而言,要缓慢许多,“在香港医院,若是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就有采购权,通常半年左右的时间就能采购到位,甚至有可能更快”,邓惠琼说。

  内地医院医疗器械采购程序的复杂和冗长让来自香港的医院管理层倍感不适,而正是这些复杂和冗长让医院的设备不能尽快到位,严重影响了医院的运营。卢宠茂说,3月底肿瘤中心将正式开设,但由于直线加速机等设备尚未到位,导致目前只能进行化疗,而不能进行应用更为广泛的放射治疗。

  不过,来自深圳和内地其他城市的医生,似乎对于管理层不善于变通的思维模式和办事方法颇有意见。在内地有“特事特办”的文化,对于某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可以找领导特批加快进度,而医院的管理层是意识不到这点,也不会去做的。“像内地的医院哪会这么循规蹈矩,有的医院医疗设备都用了2年,都还没有进行质评。”

  庄一强说:“这不是港方故意挑战内地体制,这其实是两种社会文化的冲突,如果办成一件事需要10个因素,内地只把6条写在条文里,留下另外4个因素给人情关系,而香港把10个因素全部写在条文里,大家按照规矩办事就行了,在这种情况下,内地的很多院长、医生不得不把精力放在参加饭局、喝酒上,而在香港,院长就搞管理,医生就看好病,从本质上讲,这是人治与法治理念的不同”。

相关新闻

分享到:

推荐阅读

热度排行

相关链接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报社活动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10-64621663 18811429641

特别推荐

健康报网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