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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伊欢喜为伊忧(2013.04-4)

2013-08-21 10:48:42 来源:中国卫生

  我的医改情结

  基层医生梅松政:卫生改革我们没办法左右,却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实实在在地休戚相关。

  为伊欢喜为伊忧

  医改这个话题,老百姓敏感,因为它关系每一位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医生敏感,因为它时刻左右医生的“生死存亡”;医卫管理者敏感,因为它决定着政府与百姓之间的生死信誉;医院和药商敏感,因为它决定着这些机构企业的收入多寡。对于医改,既是农民,又是基层医生的我有着与众不同的情结。

  感受执业地点的放开与约束

  我是1992年开始接触医学、学习医学的,那时《执业医师法》还没有出台。对于医生执业地点按照当时的《医疗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只能在被注册者户口所在地的区、乡两级所在地。

  也就是说,当时的医生只能在自己户口所在地行医,否则就不能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这一约束性的“执业地点”让多少有能力的医生,尤其是农村医生“寸步难行”。

  任何医生要想翻越这道坎,要么是大学生,要么是得到上一级部门的肯定,才能调到另一级别的医疗机构。为此,那时的所谓调函出奇的珍贵,有的医生干了十多年也没有得到“升调”的机会,结果在岗位上原地不动。

  那个年代的个体医生特别多,农村有的街道达到二三十家。因为,只要读过卫校的人都可以获得个体行医资格,只要在户口所在地得到批准就可以个体执业。这样,一些人为了获得行医资质,纷纷读卫校。固然造成一些卫校有在职班、短训班之类,年龄五六十岁的人都可以去读,目的就是为了取得行医资格。

  可想而知,这样培养出来的医学人才大多滥竽充数。最终导致“漫山遍野”的诊所、医生,给老百姓的健康带来极大危害。甚至有的识字不多的人都是卫校毕业,都是医生,真是那个时期医疗行业的一道风景。

  1996年,我卫校毕业了,同样搅入那种“户口所在地开诊所”模式。一是我的家在大山深处,户口自然就在大山深处;二是各地早已诊所普遍,卫校毕业生多多。这样,我这个“正规军”也被称作区乡头的农村医生。最主要的是,那时卫校毕业生要有当地卫生院院长的签字,才能到卫生局申请办理个体诊所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这一问题让我吃尽苦头。针对这种非医学人员“变身”医生的现象,我写了  《乡村医生队伍需要重新“洗牌”》等文章并陆续在媒体发表。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中国的医疗政策,关注医改。1999年,《执业医师法》终于出台了,在“户口所在地行医”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医学行业现象成了回忆。按照《执业医师法》的规定,依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在全国范围都可以依法取得医师注册资格证,合法行医。

  然而,《执业医师法》的出台又把医生推向另一个“反击战”。诊疗科目的限制和注册地点的限制。

  诊疗科目的限制与实际

  自从《执业医师法》出台后,“漫山遍野”的诊所模式得到控制,医生有了统一的称谓医师,绝大多数的医生需要重新取证才叫医师。

  为了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好多过去叫医生的人费劲脑汁,甚至有的费劲脑汁也没取得资格,只好被迫离开医疗行业。《执业医师法》颁布当初流行一句话,农村中医就像“苍蝇趴在玻璃上,前途光明,却无出路”。

  也就是说,哪怕具有从医具备的水平,没有报考执业医师资格所需的资质,比如文凭等,别说行医了,连报考执业医师的资格都没有。

  与此同时,乡村医生成了被农村热捧的行业。很多过去是个体医生,现在却没有个体行医资格的人,想在医疗行业继续摸爬打滚,便想到了卫生室,因为乡村医生没有规定一定要具备执业医师资格。农村从满街的诊所变成了满街药房和无数的卫生室。

  那些年,我已经离开我最初的“户口所在地”,来到一个镇上的卫生院分院。非典肆虐那年,还被招进镇卫生院中医科工作,成为全镇唯一的中医骨干,担任抗击非典任务。

  《执业医师法》颁布实施后,医师的诊疗科目规定在“中医内科”、“西医内科”等这样的范围。乡村医生的诊疗科目却在“公共卫生”、“一般医疗”等样的范围。这些看似规范的诊疗科目却让基层医生长期“走钢丝”。稍不注意,管理者和病人同时找“麻烦”,因为“超范围从医”属于违法行为,必然要承担“后果”。

  这一不实际的“诊疗科目”让大多数的基层医生面对病人时左右为难。不管是卫生院,还是个体诊所,还是卫生室,都被诊疗科目的限制而时刻彷徨。

  《执业医师法》颁布后的这些现象,导致农村药房非法行医普遍,他们与相关部门之间形成“猫和老鼠的游戏,就此我发表了《乡村药店成为“万金油诊所”危害多》一文反映问题。与此同时,那些卫生院和卫生室及有资质的个体诊所,却正在陷入一场新的利益漩涡——新农合。

  新农合带来的好处与问题

  2006年,全国各地正式铺开新农合。萎靡不振的乡镇卫生院和卫生室迎来了春天,因为当时在农村只有他们可以享受“新农合大餐”。卫生院可以报销新农合门诊、住院,卫生室可以报销新农合门诊。

  那时,我已经退出卫生院工作再次单独干个体诊所了。有人认为,我的诊所好景不长,因为新农合的全面铺开,将让我“没有病人”看病。甚至有的好心村民劝我加入村卫生室,至少在那还能或多或少分一杯羹。

  说真的,我曾经动过这个念头,可结果去咨询了才知道,卫生室的准入需要卫生院、村委会、镇政府批准才能获得,若要返回卫生院工作还要看院长的脸色。

  后来,我就对关心我的“好心人”说,若是新农合开展后我的诊所没有病人,我就回家种庄稼去,种庄稼同样吃饭。

  新农合的实施确实为卫生院带来生机,过去我所在的卫生院职工人数大大上升,业务收入年年攀升。刚实施的头两年,甚至一些卫生院的住院病人多过门诊病人。一些卫生室不甘示弱,纷纷让村民“生病”,甚至有的村民把新农合生成“超市”,只要新农合本本有钱,任何“生活药品”都可以换来。

  国家发现了这一“不对劲”现象,运用乡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模式来填补卫生院人才不足,用基本药物目录、药品零差价等制度来遏制这种在农村全面开花的“生病”,用所谓的罚款来遏制农村“新农合超市”。结果,一些卫生院、卫生室同时患上“精神不适症”,纷纷“烦躁”起来……到现在为止,微博上还有什么“村医罢工”、“村医讨薪”、“一人卫生院”等等怪现象。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情况,我又发表了《村医不能把新农合当“救命稻草”》、《制度不能希望农民“生病”》、《卫生院实用“能者上、弱者下》等文章。

  我的诊所虽然至今不能在新农合报销任何费用,可是年年都有因为吃“新农合大餐”不适的患者前来就诊。在我看来,新农合确实为农民在预防、妇幼保健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同时为稳定民心也帮上大忙。但对于基层抗菌素滥用、激素滥用、滥用输液、住院滥用等行为,还需要进一步监管和控制。

  上述种种,仅是我和医改“爱恨纠缠”的一个片段。卫生改革我们没办法左右,却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实实在在地休戚相关。我能做的,就是持续关注医改,在各种刊物发表观点来反映一个基层卫生人的心声。迄今为止,我已在多个媒体上发表了200余篇有关医改文章。

  基层医生梅松政:男,1975年出生,国家注册执业医师。现开办个体诊所,四川省古蔺县医学会中医(中西医结合)专业学组成员,善谈医论改和写作,是《医学界》网站专栏作者。1996年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成人中医班后开始行医。

  (编辑姜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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